本期出版适逢“两会时间”。“两会”召开，在中国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政府换届之年更为外界所瞩目，成为观察中国改革发展新的、关键窗口。

    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重头戏。根据“两会”期间公布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４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２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建国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经历过多次，从趋势来看，部门是在不断减少，精简原则始终在执行。从社会舆论来看，机构精简是提高行政效率、减轻纳税人负担的一个必要选项，但是，机构改革不能简单地理解成减少政府机构设置，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把机构职能重叠交叉、多头管理的弊端加以革除，该撤的撤，该并的并，而且也不是一撤了之,合并也要产生“化学反应”;而根据改革发展需要该新设就新设，该完善的就完善，该加强的加强，目的就是做到事有人做，秩序有人管，将服务、监管相融合，不断提高行政效能。正如此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所说，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职能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事务管理，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整合的整合，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不断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注重完善制度机制，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真正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新风并从中受惠。

      城镇化问题是今年“两会”的一个大热点，也是本期关注的重点。本刊编者认为，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术。冲破行政区划的围城，突出经济区域导向，将改变旧的行政版图，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大框架内，出现产业集聚，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的崭新生活。

      张岩松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大战略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对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同时，城镇化需要不断强化产业支撑，两者具有双向互动的功效，因此，需要协调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魏后凯说，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障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核心，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则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前提条件。为此，他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制度，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林泽炎表示，协调推进城镇化既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举措。协同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城镇与城镇之间持续产生“挤压效应”，不断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发展的过程，能够有力推动“城乡产品市场一体化，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城乡公共资源分配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协同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势必带来城镇之间基础设施和功能的挤压，进而溢出、辐射城镇周边地区，这一过程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的平等流动与发展。

    江喜科作为一名企业家，在十多年的城镇化运营实践过程中勤于思考，不断总结，论述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等六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现代的城镇建设必须要先策划后规划，策划的精髓在于做到“四规合一”：即“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镇建设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谐统一。城镇规划还要做到投入与产出统一，经济发展规模与产业发展统一（合理性）、生产与生活统一（给予居民方便）、管理与服务统一（安全性）。

      我们注意到，政府换届完成后，各地推进城镇化大干快上的势头开始显现，许多代表委员都忧虑一件事：城镇化大跃进。把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搞“造城运动”，“见城不见人”，缺乏产业支撑、无法真正吸纳就业，同时出现违背农民意愿，赶农民上楼，简单地将农村变成城镇，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割裂开来甚至试图代替它，这是一个错误导向，必须予以纠正。（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三期编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