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这个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可能首先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一般认为：焦虑是一种痛苦的情绪经验，人的情绪因为受到内在或外在的刺激而产生应激反应，就有可能会造成焦虑。焦虑也是一种意识状态，弗洛伊德将焦虑分成对象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对象焦虑是人感知到外在世界的危机所导致的应激反应；神经焦虑是来自人的本能的危机感觉所导致的应激反应；道德焦虑则是来自人的良心的危机感觉所导致的应激反应。心理学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的生活情形中感受到焦虑。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焦虑成了一个问题，干扰了他们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或使他们失去了享受生活的乐趣，因此而造成了焦虑障碍。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社会焦虑”，不仅涉及焦虑情绪的心理性因素，更涉及到焦虑情绪的社会性因素。同时，焦虑情绪还会通过群体互动而相互传染，通过社会助长作用而发展成一种影响广泛的消极的、负面的社会情绪。因此，我们也许更应该关注与社会焦虑直接关联的社会心理问题。

　　关于“社会焦虑”，北京大学的何怀宏教授写了一本书。他指出：“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何教授又指出：“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但关注社会焦虑的人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亦即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在社会焦虑和物质匮乏之间虽然有一种相关性，但并不存在成完全对应的关系。”接下去，何教授主要从“道德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原因”来诠释和分析社会焦虑。

　　在以上引述的何教授的两段话中，其中一段所举的例子是：“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另外的一段则指出“主观上社会焦虑较为严重的时期，常常并不就是客观物质生活最为匮乏的时期”，

　　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对社会焦虑进行分析，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产生社会焦虑的社会背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马斯洛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成了5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被社会认可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需要层次论”还提出了人的需要会呈现一种“依次递进”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说，当一个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们在心理上就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于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成为刺激、鼓励乃至直接驱使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地满足了人们生理的需要。去山东调研，在路上与司机聊天，他对当今社会的评价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的生活是吃得饱，穿得暖，但安居乐业还是大问题”。他解释到：现在就是住房和就业问题大。从需要层次论的角度看他的这个价值判断，人们吃饱穿暖之后，就向往有更稳定、更体面的工作，更宽敞、更舒适的住房——显而易见，需要的层次提升了。提升到了第二个层次——安全的需要和第三个层次——被社会认可的需要。

　　人们向往稳定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显然属于安全的需要。向往体面的工作，拥有宽敞的住房，这似乎已经在向社会公认的中等生活水平看齐了。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的今天，人民群众提出这样的要求，无疑是正当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最为关键的是：较高的安全层次的需要、被社会认可层次的需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也回答了何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穷人、富人都焦虑，为什么焦虑的严重程度与物质匮乏并不能简单地对应和匹配，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较高层次的需要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满足了。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共享，还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还不能使大多数普通公民及其家庭都能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近年来，社会流动的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使普通公民本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但遗憾的是，现实使他们失望了。这样的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这恐怕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象焦虑。

　　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关注——另一种形态的安全的需要——也日益增加。但是，却又可能因为对医疗服务“看病贵、看病难”的诟病，对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的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实际上的关注过度，于是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经焦虑。

　　与此同时，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起来，于是就导致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道德焦虑。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在普遍低收入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平等。但是，这样的平等则消蚀了人们的上进心。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强调以机会公平来取代以往的结果平等，强调以竞争来取代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但是，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于是，在大多数人还茫茫不知所措的同时，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通过挥霍公帑而腐败，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

　　当上述的对象焦虑、神经焦虑和道德焦虑纠结在一起，又通过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及从众的群体效应等社会助长机制得以蔓延泛滥。中国社会普遍的焦虑障碍就形成了并发展起来。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3点判断：

　　第一，社会焦虑是因为人们的正常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当安全的需要和被社会认可的需要已经成为当前公众心态的主流之时，中国政府和社会未能及时响应，这就是中国社会焦虑障碍的心理基础。

　　第二，社会焦虑因为社会规范的缺失而加深加重。目前，旧的社会规范已经被破坏，新的社会规范又未能适时建立完善，这就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但是，有一部分人却趁虚而入，用金钱和权力牟取私利，造成了伦理道德方面的混乱。

　　第三，社会焦虑在中国已然普遍泛滥成为社会的通病。社会焦虑造成一部分人心情抑郁，也造成一部分人的暴力倾向。更麻烦的是：这种社会情绪会互相传染。如果不及时诊治，有可能积重难返，对社会危害莫大矣！

　　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障碍进行诊断和治疗，又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显而易见，光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也不公道的，我们可能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承认人民群众合理的诉求和正当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权利，就是如今常说的“民生”，包括了他们的生存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居住权和资产的拥有权。满足这些需要，实现这些民生权利，实际上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当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而且能够看到前景光明，不用担心今后会发生不兑现承诺的危机，他们才能摆脱焦虑。

　　其次，要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规范。在实践的基础上，将满足民生需求的制度安排法制化，并且确保不至于因为人事变动而导致承诺不兑现。同时，要用法治的武器对付那些不守法、违法甚至犯罪的硕鼠。使人民群众放心而不再焦虑。

　　最后，要广泛开展普遍有效的公民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来自前景的模糊和不确定。所以，要把社会发展规律告诉人民群众，使他们主动投身到发展过程中来，在参与和共享中看清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在理论上，从对社会发展知识的把握上，了解社会焦虑的病因，最终将其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