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方换届的结束，各地纷纷出现大规模投资计划。对此，笔者认为，对于地方投资冲动带来潜在通胀压力，已成为历次经济周期波动中常见的现象。然而这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在地方投资冲动背后，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隐忧，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首先，在当前中央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虽然许多地方开始调低GDP增长预期，但仍有多地“轰轰烈烈”的投资计划上马，表明了“以质量代替速度”的模式转变，在当前还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一方面，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在给我们带来类似过去“亚洲四小龙”式的高增长之后，内在弊端逐渐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与此相关，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当前也没有真正转变机制，使得地方官员的政绩与GDP脱钩。对此，下决心约束政府的干预边界，同时围绕就业、地方公共服务等衡量指标，为地方官员设定一套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要促进国内消费，提升最终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仍需依靠高储蓄、高投资的支撑。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无需适度降低储蓄和投资，更不表明现有投资结构是合理的。应该说，虽然从固定投资的资金来源看，政府预算内投资的比重逐渐降低，但是国内贷款、外资和自筹资金等，莫不在其背后体现着政府影响力。同时，在项目立项选择、运作过程、后评价等方面，仅靠行政监督是不够的，因此才会出现桥梁等公共工程中经常出现的“脆脆”现象。因此，一方面，解决投资导致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不能只靠加强行政干预而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对于地方公共性或准公共性投资，还应当引入更广泛的监督约束机制。

　　最后，考虑到中国作为巨型经济体的地区差异性，将来需要更好地利用市场竞争。因此，在弱化地方的GDP和投资竞争冲动的同时，还需激发其新的竞争动力。从促进总供给角度来看，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中，在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难以持续时，应引导地方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支撑方面开展有效竞争。而从增加有效需求角度看，应促进居民消费竞争，如消费市场金融体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等。

　　应对这些问题，不能局限于“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老路，而是必须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结合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需要，引导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