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之后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中国不仅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稳交接，而且从上至下涌动着政治变革的力量，继任者的踌躇满志，离任者的难舍难分，不管是激情还是悲情，反思还是憧憬，我们感受更多的是那种对于政治权力的追捧，用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民众对于我们的离任者与继任者更多的是敬仰与膜拜，却无法对执政者的得失成败进行点评，即使点评都未必会得到相应的传播，并形成影响力。如此情况下，让执政者在绝对权威的体制里边自行进行政治改革，就如让利益集团把已经落袋为安的既得利益回吐出来，无疑是难以兑现的。
随着经济方面逐渐平稳，发展观变得理性，我们也势必要进行相应的理性思考。思考长期政策所带来的得失成败，那种单纯的财务数据与指标是否会带给我们幸福与满足，是让我们更惬意与舒适，还是让我们更焦虑与恐慌。
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和拥有者，民众在把权利授予给政府的时候，原本是要得到更高的生活质量，更高的满意度的，当那些权利与资源在付出之后，没有给民众带来所期待的回报，对于那些曾经拥有我们的资源，滥用他们的职权的人，我们就不仅不需要有感恩之情，反而有必要去追究他们的罪责了。
在舆论越来越平民化的今天，各方面的力量越来越具有草根利益的倾向性，政治决策越来越多地被深入反复地解读，即使人可以束缚住自己的思想，管住自己的嘴巴，却无法管住自己的行动，只有付出了行动，才能趋利避害。
人们用假离婚来应对“国五条”所带来的税务压力，用租金上涨的方式让租客来承担自己所需要进行的额外投入，用追捧新房的方式来抓住房产投资的机会。难道这种焦虑与恐慌，这种对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破坏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回报？
我们反复呼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治官员的贪腐，但实际上却忽视了，对特权阶层的追捧才是造成专制的土壤，官方言论的绝对权威与不容质疑是滋生专制的空气；媒体的八卦关注，对政治明星的追捧，钱权交易才是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矛盾激化的核心。
当我们对特权阶层嗤之以鼻，认为那是社会制度的毒瘤，何尝不应该扪心自问，把特权推上神坛的过程中，自己是否也发挥了绵薄之力呢？
如果一次会议，总是众口一词地赞美；如果眼神之中充满着崇拜，在心中就不会有质疑；如果限定了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就不会逆向思维。
如果代表仅仅是投票器，是政客们让自己的意志成为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东西，在自己在位的时候，进行利益掠夺，那么代表就不仅是在逢君之恶，而且是在助纣为虐了。
如果媒体仅仅是官员的“起居录”，对他们的正面行踪进行贴身报道，而对那些见不得人的地方都形成天然的保护，而不去曝光，那么我们的媒体也在渎职。
不管是代表与被代表，如果只是趋炎附势，那么就不会让拥有权势的人有所敬畏。这个不单纯适用于基层民众，同样源自传媒与专家，是否敢于说出让当政者不悦的话，放弃任何顾虑地直谏，这将成为其是否具有公信力，并得到相应的力量之核心。
假如没有对高官的诚惶诚恐，没有了那种在打招呼、握手与合影甚至问询的时候的受宠若惊，没有那种以跟“xxx”一起吃饭或者挂钩而炫耀，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权。遗憾的是，我们的众多代表，参加会议的核心目标并不是从挑剔的角度去审议，而是从朝圣者的角度去聆听，甚至以能跟别人谦恭地说句话为奢望的目标。
在皇帝的新装的故事之中，只有那个天真的孩子可以大喊“皇帝确实是什么都没穿呀”。那并不是因为其他人都看不见，而是因为其他人的内心都有了忌惮，所以本来想说的话就积压在心中，不说出来总是会有更大的伤害力的。
政治明星与企业明星，在被传播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要摆上一个貌似正在认真工作的pose，而更多的是有意的，毕竟每个人都知道传播对于自己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他们知道，假如不能影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那么就去试图创造比较好的结果；假如结果失控，那么就去关注过程；如果过程失控，那么就关注细节；如果细节失控，那么就表现出认真的态度；假如认真的态度难以持久，那么就做出认真的样子，即使是表演，都要惟妙惟肖，让那些pose与只言片语与表现出来的态度深入人心。
其实我们都有成为明星的潜质，比如在生活中，摆上一些具有生活情调的pose，以文字、照片与视频等方式固定下来，如果没有外部机构来为自己传播，就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传播，比如身边可以影响的范围之内，甚至不排除用那种惊世骇俗，让别人振聋发聩的言论来为自己的传播提供素材。
当一个人离开了一个座位，不再在显赫的职位上逗留，媒体不再追捧，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了前呼后拥，不再有人趋炎附势，鲜花与掌声，光环与荣誉都不再，自然会变得心态平和。我们总是感觉“人走茶凉”是一种悲哀，其实这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在位的时候要直面别人的监督，离开之后要静候别人的品评，这样也正常。
决策是否正确，并不应该由其所在的职位和所扮演的角色而定，也不能由其权利的维护者和职位的拥趸者来决定，而是要看政策所得到的效果与结果，其中某些是讲的清楚，比如数据方面的东西；某些是讲不清楚的，比如感觉方面的东西。
我们所能讲清楚的那些东西，比如GDP，税收、通胀、失业率、可支配收入等等能表达的东西，是理性甚至是僵化的纯粹数据，只能静态地评价一时的得失成败；说不清楚的，比如道德、传统、良知、感情、环境、幸福指数等等，在作为评价标准上，往往会更具有力量。
那些说不清楚的，其评价来得往往需要具有一定的延迟性，所以也只有具有前瞻性，才能得到后人的尊重。所以有人说盖棺定论需要耐心等身后50年之后才可以做出。
比如造成危如累卵的社会关系，孩子从恃宠而骄到无法无天，因为我们太担心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上受苦，在精神上受折磨，甚至忘记了孟子所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初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的。
比如裸官、官员的海外账户，官商勾结、行贿受贿之屡禁不止，是由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之失控而决定的，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切莫指责，自问：假如你拥有了同样的权利，是否也会用寻租的方式来挖掘权利所带来的具体收益呢。
比如水、土地与空气之类的环境污染，是由我们当初制订的GDP与税收为官员考核最主要的核心指标的官员评价体系所造成的。
比如民族虚无主义盛行、精神殖民状态的失控，是由对其它国家的教育、信仰、意识形态等等不加选择地引入，并顶礼膜拜的市场准入机制决定的。
当我们自身的宝贵资源被廉价地卖给了国际资本，然后就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进行采伐，最终除了一个烂摊子之外，我们什么都剩不下来。因为客人是不会帮助你收拾狼藉的残羹剩饭的。
我们追求一夜成名，并美其名曰追逐梦想，其实所梦想的并非单纯通过自身价值的体现，别人对自己众星捧月一般地推崇而让自己得到尊崇与虚荣心的满足，更多的是一旦自己得到了名誉与地位，金钱与物质利益自然也就未遂而至，这种名利双收，自然会是值得宣扬的成就，所以其实所谓梦想更多的也仅仅是功利的追求。
我们追求个性张扬，抛弃责任传承，我们推崇暴力血腥，摒弃温文尔雅；我们倡导及时行乐，嘲笑理性沉稳；我们欢迎抗争叛逆，抵制因循守旧，所有这些都是源于关注当下，而忽视对历史的责任与对未来的憧憬，从这些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老人的尊敬让位于对家族之中最小的溺爱与过度呵护。
当我们基于内心的包容，而对孩子的需求尽量给与充分满足，即使那些需求荒诞而缺乏理性的支撑，我们更多的是在追求看得到的天伦之乐，却忽视了彼此之间的一些责任的传承，更失去了美好的未来。因为缺乏历史的支撑，我们便无法得到面向未来的力量。
我们在抱怨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与环境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在内心期待自己拥有更高的权利，从参政议政权到在政策之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决策权呢？
假如从内心从来都不认为权利是个诱人的东西，假如不是渴望却又无法得到，又何以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并抱怨没有给自己留下平等的机会去得到呢？权利有价值，假如得不到相应的权利，就去争取权利所带来的价值与政策倾斜。
其实任何对民主的追求，对专制的讨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渴望“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都在期待自己拥有权势的那一天，自己会利用那个权势为自己获得多么可观的物质财富与金钱的。
基于对明星与权势的追捧的环境，我们就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政治体质之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毒瘤。所以在确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还是先问问自己对于权利的拥有者是否有所追捧、有所敬畏、有所谄媚；然后再理性地问，你是否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
贾春宝
2013年3月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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