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基   

一、会馆及其功用
“会馆”一词，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所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辞源》亦解释会馆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四《嵇山会馆唐大士像》中说：“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之，始嘉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上述解释及佐证说明：会馆有“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之分，在京城形成的时间应是明嘉靖、隆庆年间；是由所在地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共建共有，目的是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
安康城中设有会馆的时间有两个版本：鲁长青所撰《重续兴安府志》说：“郡自嘉（庆）道（光）以还，老林开辟，山货云集，商贾辐辏，农商既次第振兴，则所谓富润屋者，而土木之工于是亦兴起矣。未几，各省之商民醵（jù凑）金为会馆，而山、陕、两湖之会馆同时并作。”《安康学仓志》之《关南书院诸生请立案呈碑》言：“迨乾隆四十七年（1782），前府吴公讳六鳌者，以（文峰）书院房舍渐就倾颓，售其地于商，为今之黄州会馆”。此两个版本，前说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个人稿本，后言则是清嘉庆十三年（1808）碑刻实物，显然后者真实可靠。据此而知，安康城中的会馆最早是由湖北黄州人于兴安州升府之时所建的黄州会馆，并非“嘉道以还”“同时并作”。
黄州会馆及其后所建的其他会馆，均属于“同乡会馆”的性质，而非“同业会馆”，更不是“商业会馆”，它是旅居在当地的同籍贯商民醵金共建，目的是使同籍贯的人能够相合一致，让离乡远行、飘泊流荡的同乡能够有所事务以创业，让疲惫困倦、艰难窘迫的乡邻有所依附。在会馆里人们是平等的，同乡在一起有如兄弟般亲近，少了客套。他们都是会馆的主人，而且任何会馆都没有上下级关系，并非如《清代安康商业会馆》所言：“如黄州会馆，在各县城镇中有他的属馆。”
会馆的功用是：联嘉谊，笃乡情，襄义举。而非“争商战，聚商群”，是会馆所在地同籍贯的人联络乡情，以壮乡威的“同乡会”。它既是同乡人的开心地，也是同乡人的精神家园之所在，更是同乡人互相帮扶的协作机构。对于远走他乡谋生活的人来说，找到会馆就是找到了人生的避难所；倘若谁个长年没有积蓄而家中又急需用钱，只要做的是正当生意，就能从会馆贷到一定数额的款项，以解燃眉之急；平日里与他人发生纠纷和矛盾的处理，同乡之间进出货物和商业地盘的划分，都能在会馆的主持下妥善解决。谁做生意亏了无路费回家，谁家境贫寒为求学或取功名而又没有盘缠，也会得到会馆的资助。潦倒他乡者，可以从这里起家。客死者会馆也会负责埋葬。一言以蔽之，安康城中的会馆是他乡人的故乡，是远方人的家。不是《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所论：“会馆是工商行业的联盟公所。”
二、会馆的形成与信仰
明清时期的安康，是一个靠汉江水运而兴盛起来的大商埠，舳舻上下，帆樯列集，山货百物之广，有“运不完的兴安州，填不满的水码头”之说。使得不少外籍商贾纷至沓来，列肆于此，甚至于此落脚生根。他们或以省或以府结帮搭伙，相互提携形成新的群体生活圈，计结成湘帮、闽帮、赣帮、晋帮、陕帮，陕中又有华(州)帮，豫帮、豫中又有怀(庆)帮，黄(州)帮、武昌帮、汉阳帮、郧阳帮以及邑内商户中的本地帮，回(民)帮等十余帮。这些以籍贯所结成的“乡帮”，因长期的背井离乡、思乡恋亲之情使他们萌生出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建一处“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润”的场所。于是其中人多势众的八个外籍乡帮，以丰富多彩的地方民情及风俗形成了新的多元的会馆文化。他们以会馆为阵地，以籍地为纽带，由会馆或曰“ 会馆中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原区域文化在新的入籍地的再现。它能够系统地把家乡的习俗带到异地并代代相传，并围绕着这些习俗，形成了一个群体文化圈。此即人们习惯上统称其为“八帮会馆”之缘由。
就会馆的信仰而言，封建时代人们的文化标志，基本上是以宗教信仰为代表的，各个移民团体都有各自的主要信仰目标，且大都以禋（yīn祭）祀神灵，祈求庇荫的方式来联系乡谊的。因而各籍商民又无一不是把建立会馆与建造庙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会馆即庙堂，庙堂即会馆的格局。于是乎名曰宫、庙、殿、院，供奉着各自“神灵”的会馆便拔地而起。有信仰儒教的“濂溪书院”和“三闾书院”，也有信仰道教的“万寿宫”与“帝主宫”；四川人建“川主庙”为了不忘李冰“凿漓堆，建江堰”的功德，福建人建“天后宫”则为了纪念“福惠被群生”的林默娘；山、陕两地虽同奉关羽，但山西人将其视为忠义之人，而陕西人则视其为能够庇荫的神灵。
会馆建筑亦充分体现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特色。除了四川会馆之外，其他各会馆的建筑格局基本一致，从前至后依次为门楼、戏台、正殿和两边厢房。大门高墙为牌坊式造型与戏台相连，戏台与大殿之间的庭院为观众逗留的场所，在不影响人流的情况下，大多种植有花草树木，形成建筑与园林景物相结合的布局，亦为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有会馆建筑的最大特点或曰特色，那就是有着浓厚的家乡情节：有的古朴而又典雅，有的屋高而又清秀；有的简繁有致，有的密疏相间；有的高墙厚壁，富丽堂皇；有的粗梁大柱，气势恢宏。巴蜀特色，山陕特点，江南水乡的韵味，闽南沿海的风格，就如同“会馆里的人”把那些南北各异的菜肴，用烧烩炖炒，煎泡蒸煮的制作方法所做成的精致的美食一般，你得细细地品，慢慢地咽，才能咀嚼出它的滋味。
三、八个会馆与八帮商人
三千里汉水是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大船把这里的山货运出去的同时，也把多元的文化从他乡异域运了进来。商业繁荣的背后使不少外籍商贾纷纷前来开商号或创办手工作坊，并逐渐地促使了“乡帮”的形成。而乡帮们的思乡恋亲之情，又成就了会馆的诞生。于是会馆便成了旅居于此间的同籍贯的商民聚会、祭祀的地方，并为同乡扶贫济困，亦为旧兴安府诸县同乡学子来安应试提供食宿。
清宣统元年（1909）安康知县钱松年令饬（chì）“八帮商人”组织商会，系指八帮中的经商之人而非八帮或八个会馆之机构。所谓“八帮”其实就是十余个外籍乡帮的泛称，因其中有八个帮建有会馆，而统称八帮或八帮会馆。故八帮商人与八帮会馆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许多著书立说的其所以要将会馆与商业混为一谈，大约是受了新编《安康县志》的影响，因为此志将会馆列入到商业部分。列入的原因就是未理解“八帮商人”这句话。因为商会的含义是聚合商人的一个组织，其作用是境内“一切商业行业悉于商会取决耳”，而会馆是聚合同乡的机构，其作用则仅限于沟通乡情，处理同乡事务。何况“商民聂允文、顾元伯、赖腾轩、熊德卿、詹治卿、张美斋、詹岁初、罗良臣等发起组织”商会时，他们并非八帮或会馆的首人，而是八帮中的商人。
八帮商人即外籍乡帮中买卖货物以求利的人，《战国策·赵》三：“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他们无论是长途贩运做大买卖的商，还是坐地小本经营的贾，凡开设店铺皆有招牌名号。此谓之商号或字号，故旧时将开设商店，亦称开设字号，五行八作尽皆如此。以大北街为例，做山货生意的“广义隆”，“得合福”；走“长水”到汉口的“聚顺生”、“福聚源”、“辅治隆”与“大同”、“同丰”七大商行最为气派。“崔家”、“贾家”、“三益覆”三家药号，虽不敢言大却也享有盛名。“鲁顺生”、“勇顺成”、“黄复兴”、“忠信福”、“杨大成”、“大房彭金王”七户染房则远近闻名。“福茂生”生漆行、“吉泰元”黄表行、“姜忠厚”绵烟铺、“新盛永”盐行俱可谓购销两旺。“玉顺和”、“马如珍”两家桐油行买卖兴隆，“陈记”、“毛记”两处油篓铺的经营亦火爆异常。商贾云集使得“周同顺”、“乾泰丰”、“连发合”、“马文明”之老字号栈房应接不睱，又有“钧盛和”、“森昌”、“交通”等旅馆应运而生。
商贸兴盛，饮食服务诸业自然而然也就活跃：“尤记茶馆”清香成趣，“马家羊肉馆”鲜腻相宜，“荷花池”洗澡堂沐浴清爽。“皖香春”、“小乐园”、“又一村”、“合兴隆”等餐馆酒店及“银柜子”、“赵云峰”稠酒铺，声名俱远扬于社会各阶层。至于茶叶铺、杂货铺、银匠铺、裁缝铺；粮行、酱园、鞋店之类日常生活之必须的小铺面，亦将各自的“金字招牌”悬于铺面之上。
商号广聚，店铺林立，正是那年月安康市肆繁荣的写照 。《清代安康商业会馆》将其视为：“在激烈的商战中，作为各帮会馆商业活动的补充，一种以联号制式出现的商号，便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此述显然是与会馆风牛马不相及的。
四、会馆的庙会酬戏活动
中国是一个有悠悠文化传统的国家，从有文字记载的夏代到明清以来，形成了自正月至腊月的一系列民间节日。在这些节日里，均要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演戏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泛宗教和有着多种信仰的国度，在封建社会，除了儒、道、佛三大宗教外，在安康不仅会馆有其信仰和祭祀的神圣，各行业帮会也有。如木、竹、泥、石诸工匠祀鲁班，金银铜铁锡诸匠与补锅、熬硝的祀老君，医药业祀药王，糕点果业祀雷神等等。逢神诞辰，岁时报赛，都要演戏助兴。
各会馆均有一个共同的设施就是戏台，专供会馆举行节庆、仪典时酬神演戏，为会馆的活动中心，人流集中，多在入口处。下边为行人通道，上面为演出舞台，正对大殿。
酬戏开演之前先由锣鼓等打击乐和唢呐演奏，借以招俫观众，俗称“打闹台”。但会馆庙会毕竟不同于诸如药王庙、雷神殿之类的庙会场地广阔。乡间庙会的闹台只打三通；头通以边鼓子领奏，大小锣及铙钹配合，“块儿啷铛哩且嘁”点子比较单调；二通以堂鼓领奏，全堂打击乐配合，鼓点复杂，由：走马锣鼓、大水底鱼、急急风、九锤半、倒流水、鸟鸣月等锣鼓经组成，气氛热烈；三通以唢呐领奏曲牌，战鼓伴奏，打击乐配合，由：将军令、哪吒令、喜庆调、一枝花等混牌子组成，活泼欢快。闹台一响便知演出快要开始，观众则从四面八方纷纷向演出地点赶来，其场面颇为壮观。
会馆中的闹台与乡间庙会不同，三通吹吹打打之后，还有一通“幕前曲”，即通过鼓乐的不同声响，向观众预告将要演出什么类型的戏：边鼓子引领着大小锣“哐采哐采”地敲打，必是青衣、生角主演的戏；紧锣密鼓则是武戏；小吹小打必是拜寿、拜堂之类的戏了。其作用就是告诉观众：场地有限爱看者欢迎，不喜欢者勿扰。
会馆中根据剧情而打闹台的做法，又为上元之时城中玩“故事姿”（以肢体形态讲述故事）增添了热闹而又喜庆的气氛，俗称“花鼓子”的安康鼓乐或曰安康锣鼓，正是戏曲闹台融入上、下河调并伴随着民间风俗而发展成熟的地方文化。其套路除了能渲染节日气氛外，并能根据所表演的诸如跑竹马、踩高跷、摇社火、采莲船等不同需要而变化套路，可谓不同凡响，是纯正地道的安康锣鼓而非下车伊始的“鼓王”所结论的“安康锣鼓”。他说的那种是近年来一些企业和乡村泊来的“文革”叫“游行锣鼓”，如今称“威风锣鼓”。从他们自外籍请来指导老师便是明证。
在会馆演戏也有禁忌，除了说山西会馆不演《走麦城》，四川会馆不演《张松献图》外，还有两个趣闻：一个是不知始于何时说是在安康若演了《破洪州》，汉江河就要涨大水淹安康城。此实为讹传。其实是这么一回事，说清同治六年在江西会馆演了一出《破洪州》，洪州，江西南昌也，结果会馆被圮于水。迁进老城后就不许再演此戏了。另一件事发生在黄州会馆，说是民国十七年会馆里演《火烧赤壁》，有两位观众抬起了杠，甲说：火烧之赤壁在长江之南的蒲圻，北为乌林。乙说：在黄冈。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虚夸的小说不可信，而苏轼的前后两篇《赤壁赋》才是实。甲无言以对。歪理斜说一时倒占了上风，结果那年会馆便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戏楼，如此水圮火焚本纯为巧合之事不可信，然而俗传虽属野史轶闻，却也脍炙人口，只不过莫要讹传误解，张冠李戴。
五、会馆的年节习俗与祭祀
会馆活动主要集中表现在祭祀和年节习俗方面。各会馆的祭祀仪典大同小异，有的讲求热闹，有的注重庄严。在具体的日期上也存有差异，如祭祀屈原的在夏五月初五，祭祀关羽有在夏五月十三的，也有在六月十三的等等。也还有差异较大而别具一格的活动和习俗，如黄州会馆及其黄州人便是与众不同的典型群体。
每至除夕之夜，在出罢“天星”迎了“喜神”，即今人在午夜零点钟声敲响时，燃放鞭炮迎接新年后，只要祖籍是黄州府的家户，无论其背景如何，身份怎样，都会从家庭主要成员中派出代表，手执写明本家名号的灯笼照着脚下的路，到会馆中去向他们心中的神灵“盖天帝主”致祭。此期间从出家门到回家，无论在往返于会馆的路途上还是在会馆中，倘若遇见他人甚至是紧要亲威，均不得搭理说话，亦不可用肢体或眼神相互交流。因为在黄州人看来此番是敬神而不是逛庙会,也不是亲朋好友间互致新年祝福的时候，就应该旁若无人而心中唯有神灵才是。待敬香焚表参拜礼毕，再将礼金放入“聚宝盆”内，辞旧迎新的祭祀即告结束。
居住在新旧二城，东西两关的黄州人，在月无光的除夕之夜，持无数盏灯为乾坤增色，于同一时辰前往同一个去处，该是一种怎样的景色!然而，此情此景却被黄州籍以外的人戏谑为：“鸡不叫，狗不咬；黄州佬，团年了。”此语几经流传又讹为：“鸡不叫，狗不咬；半夜团年是黄州佬。”然后再经以讹传讹便又望文生意，以至于一些文史工作者、民俗研究者也不去考证便人云亦云地认为“黄州移民多在半夜团年”，并将它写进地方志，编入《中国秦巴汉水民俗风情》。
灯节又为上元之日，按道教的说法是“上元一品九气天官赐福紫微大帝”下降“考校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国土之中，分别善恶，随福受报”的日子。这天，会馆会替旅居于此的同乡举行“祈益寿，求富贵”的祭祀。同时还要在节日期间舞着长龙，挨家逐户地给同乡拜年。所到之处，接迎的鞭炮声、相见的问候声，还有锣鼓声与舞龙小伙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把乡情与嘉谊也舞到了极至。有歌谣曰：“正月正，闹花灯；黄州馆，拜乡亲；耍地龙，到家门，岁岁平安，交好运。”旧时的安康城，玩此“地龙”（今称布龙）欢度灯节的亦为黄州会馆所独有。
到了清明节，黄州人又会成 群结队地到南山义地为各自的先祖扫墓，但也忘不了为那些客死于此又无亲人的老乡烧纸挂青。祭奠之后，年长的便拣个阳光充足的地方，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抹纸牌，小孩子们则漫山遍野追逐嬉戏，会馆会适时地为大伙送来丰盛的午餐。按说，清明扫墓祭祖的习俗并非黄州人所独有，象山陕川豫，闽赣湘皖都很有群众基础，然而类似于这种给自己的先祖扫墓，却由会馆来办招待的举动，绝对仅此一家。因而又留下了“清明节，上南山；黄州佬，祭祖先；烧罢纸，晒暖暖；等着会馆送饭饭”的戏谑之言。
（作者单位：安康市房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