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天主教到新教

　　这么多的尖帽顶，都镶着双层蕾丝边，这么多的毡帽，我此生仅见。

　　教诲都头头是道，布道词都所言甚善，却无虔信神者，我此生仅见。

　　——约翰．斯克尔顿①

　　谈到宗教文明的进化，液态化成功的样板当然是从天主教到新教的演进。宗教改革运动的公认开端是马丁•路德1517年的《九十五条论纲》，一张贴在威丁堡大学的大字报。

　　当时的天主教教会正如引文所述，是个谎言帝国。“当人们把无益的和荒谬的东西当成正常的东西来接受时，一个文化就衰落了。衰落一词并不是贬义词，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容词。在一个衰落了的文化中，最能发挥才能的主要是讽刺家。”①

　　这些与几世纪后前苏联崩溃前的场景颇为相似：“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鼓噪着他们自己不相信的，也不指望别人相信的公式化预言。言论变成了一种仪式。……人们需要保持某种认知的连续性，当他们的思想与言论脱节时，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②

　　文化上谎言对映到表层是“却无虔信神者”的道德系统的衰败。更深层面的问题是“各种神职人员的作用名存实亡。”教会本身就大多不事物质生产，专司精神文明供应。当他们“不关心教众的灵魂，而是热衷于搞政治、做生意”时，其存在的基础也就发生了动摇。

　　这时的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与各国君主争权，从信徒手中继承土地。她是典型的传销模式，“大主教们第一年的收入要进贡给教皇”，教职是层层购买的，其间的亏空由出售赎罪券的收入填补。而赎罪券本身“就像教皇以‘所积累的众圣的德性宝藏’作为抵押而开出的有担保的支票”①。这样一个驱动机制导致了教会的肥大化，而肥大化后的利益群体拥有更大的胃口，其政策走向必然是设定更多的赚钱的圣人节日，从摇篮到死亡设置更多的缴费项目。这和网游又比较类似了。教会生活这个second life虚拟游戏，蚕食着王公的领地，蚕食着手工业者的生存空间（圣人节日必须歇业），蚕食着百姓的民生根本。

　　这种制度化的“向钱进”在前苏联同样是衰亡的先兆。“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暗含某种社会契约：精英向大众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以换取他们的沉默。……达成这种契约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不再是崭新未来的模式，而是别的一种不发达的事物。”②

　　“当人们认为繁复的累赘已经埋没了一个体制原来的宗旨的时候，当所有要求改革的理论都陷于失败的时候，他们中间最有思想、最活跃的人便会希望从‘文明中解脱出来’。毋庸讳言，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也成为现代的解放这一突出的主题打响了第一炮。”

　　马丁•路德的核心理念是“人人都是传教士”。教会原本是百姓与上帝的接线员，于是借助这个电信垄断地位大发横财。自此之后，人人自带直拨上帝的“热线”了。路德根据自己的心路感悟提出了“我相信宽恕罪孽”。并形成了《九十五条论纲》中的如下文字：“基督徒只要真心悔改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赎罪券无关，也就不需要用赎罪券。”①

　　所谓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的误差通常在百八十年，而社会的复杂性足以在这么大的时间误差搅乱一些先后次序。所以这个必然只是一种趋势性的必然。

　　在马丁•路德之前搞宗教改革的人也不少，他的大字报多少有点孙中山频繁举事死活无功而返，武昌一枪就莫名其妙断送了大清江山的感觉。“宗教改革前四十年的古登堡活版印刷技术成了分裂西方的物质工具”类似大清的电报、报纸。大学生们火热的情绪与贴大字报神学辩论的风气使《九十五条论纲》类似公车上书。亨利八世为了和王后离婚与教皇决裂，整出个英国国教圣公会这种八卦，类似蔡锷与小凤仙，或者东南独立之类。

　　不过在这些凑巧的背后毕竟还是大势所趋：“权力和财产的转手却无可阻挡，这就是革命的象征，是它最终确定了革命的思想。”对老百姓来说，“解放是一切革命的最明显的诱惑”，他们摆脱了一种“每天都要消耗金钱、时间和精力”的宗教模式。对王公而言，没收教会土地财产也很值得期待。而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干脆把路德从审判会议中劫走藏了起来，从中“可以察觉到世俗统治者对宗教统治者的反感，地方当局对中央当局的敌对。”①当时的梵蒂冈像不像春秋时周天子的窘境？

　　路德改革的成功也出于其有意无意间的“政治觉悟”。他一方面称“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不从属于任何人”，在精神上与教会做切割；另一方面称“基督徒是大众的最恭顺的仆人，他服务于大众”，在世俗生活中不打乱社会的节奏，也就是承认地方统治。“一个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不相关的利益’的强有力的支持。”①尤其是掌握枪杆子的王公们。

　　同时“革命初始首先明确了它的敌人：敌人不是天主教或它的教徒，而是教皇、他的下属以及他们搞的各种仪式，即敬神的种种繁琐的手续。”①这类似我们历史上的“诛晁错，清君侧”，或可称为“诛教会，清神侧”。别看中文教皇带个皇字，可跟神比起来还是比较渺小的，也就是个奸相。所以这个口号也最大限度扩充了支持面，缩小了打击面，甚至在教会内部还一直有与新教妥协让步谈判合作的呼声。

　　不过要说这世上有什么战争无可避免，那就是神的信徒之战。我不知道路德晚年内心天人交战时是否忏悔过他那句：“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惨案为高潮的连绵三十多年的法国胡格诺战争（这段故事强推大仲马的《王后三部曲》，包括《玛戈皇后》、《四十五卫士》、《蒙梭罗夫人》，不是信史才好看）。1618～1648年各新教、天主教国家借口支持本派弟兄，境外决胜，跑到德国打的三十年战争（没这么夸张，全欧洲都打乱套了，不过德国算最倒霉的，虽然当时还没有德国）。而1642～1651年在英国内战也包含了宗教战争的半数因素，克伦威尔的模范军就是清教徒部队。

　　“革命所改变的是围绕着信仰所慢慢形成的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使用这一现代术语使人更容易理解形成不同修正意见的各种宗教派别为何彼此表现出如此的愤怒。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会以主张四海皆兄弟的耶稣的名义来发动‘宗教战争’。在这一点上，似乎有这样的共识：‘非我兄弟，我即杀汝。’”①

　　天主教与新教的博弈是漫长而复杂的，我们今天可以轻松的说一句“宗教信仰自由”，但历史总是盘山而上，甚至为上山故意走点下坡。之所以我愿意用浅薄的知识、浅薄的分析，浅薄的表达去回溯这些历史，只算是一份呼吁：终极在山巅，历史的经验教训却在山路。我对山路的描述不见得正确，唯希望更多人对山路多一份兴趣。

　　第一阶段，天主教会经济化，权势化，世俗化，导致新教革命回归圣经。

　　新教道德标准更高，与世俗距离更远，甚至切断了教堂的民事作用、神化艺术等。但是“人人都是牧师，是自由的主人翁”又提供了更平等更广泛的自由选择权。

　　这之前的天主教圣礼更仪式化，用拉丁文。新教所摧毁的“独一无二的真理和一致的信仰这一西方人过去的心灵慰藉”正是建立在仪式盲信的基础之上。

　　而同时新教传播了译成各族文字的圣经。比如路德20岁当神父前是没见过圣经的。从这个角度上，新教“使整个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高级意义的共同文化”。①

　　第二阶段，世俗统治者各自选择信仰。宗教战争无可避免。

　　本来世俗统治者，也就是各国王公并不赞同宗教内战。教皇派的查理说：“不，亲爱的大人，不要提人头。”新教派的腓特烈说：“夺走生命容易，但谁能让死人复生呢？”可是在先后发生骑士起义与农民起义后，新教革命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漩涡，使各方“不得不”卷入混乱的仇杀。

　　“一旦刻板的唯《圣经》主义站住了脚，任何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残酷行为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依据，虽然正如路德所说，《旧约》和《新约》一个严厉，一个慈悲，互不相容。就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类要求绝对服从的非宗教意识形态一样，全靠从哪个部分断章取义。”①

　　平衡的取得是一种集中式的民主，民主式的集中。《日耳曼和平条约》承认了新教的独立，各王公选择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各王公属民如不赞同王公的选择，真实地“用脚投票”，自我流放，自由离开，“部分实现了个人主义”，部分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虽然之后多有反复，但是这个妥协合作的理性折中由于其可操作性，成为选择的基石。

　　第三阶段，信仰自由的基础是对他人信仰自由的尊重。

　　就像美国的保守派思路更统一，而自由派思路五花八门。到了今天，天主教还很统一，而源自“内容不是威胁就是承诺”路德派的新教早就碎裂得五花八门。自由度的提高带来的是金字塔型固态社会转移为扁平化流动型的液态社会。这个原理在宗教领域同样成立。

　　按照现代神学家的分析：“‘相信’是信仰的中断——其实就是异端——因为‘相信’意味着对于信仰的对象作出陈述，或进行思考，这样，人们就不能全心全意地去接受信仰。”①

　　为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微笑”？只有信仰的中断，在怀疑中坚持思考，人类才能追随上帝的步伐。有人对有司的信息湮灭战术很头疼，有人痛恨《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其实只要给人信息，给人讨论的空间，交由时间去发酵，上帝就微笑，教会就痛哭。

　　“信仰一旦失去了它的单一性，它在生活中的中心作用就随之消退，人们因此会失去和天下人享有共识的感觉。”“信仰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分化成了不同的分支，强烈的程度也被冲淡了。现在人们轻松地谈论逼人（或自己）的宗教倾向——就像它是一种饮食或运动方面的嗜好。”①

　　就我的印象（未查证），现代欧洲不信教比例最高的是荷兰。而面朝大海的荷兰与高山环保的瑞士这两个昔日的新教重镇截然相反的新教碎化为无教与新教的凝固，很具备象征意义，而象征本身就意味着深层次天道的一致。

　　从固态走向液态，自由能是清晰的标杆。但对粒子间作用力，也就是博弈的尊重，才是社会前行的稳定解。尊重他人的自由，才能最终收获自身的自由。

　　革命来自进化，血腥来自极端，合作来自对多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