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刘浩锋为何政治转向呢？供政治学界认真思考！
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崔振椿兄原来骨子里是个自由主义者，倡导西方宪政。对刘某的思想很反感。后来有一天来香山拜访我，请教我为何从自由主义民运人士转向拥护中共与社会主义体制的爱党人士了。我给他谈了一个数学原理。这个原理叫纳什悖论。他的发明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纳什通过数学演算发现了博弈论中的著名囚徒理论。他发现，博弈双方为了自己一方的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整理利益是最小化。这个道理非常通俗易懂，运用于政党政治学即是，合作共赢的政治比互斗互损循环的政治更为合理科学。
从制度科学效果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比西方多党恶斗要好。但两种政治的价值基础是截然相反的。合作的政治制度依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利他精神与圣贤道统；恶斗的政治制度建立在私利至上的所谓理性基础上，是功利主义的，具有反道德倾向。
这不同的价值基础建立不同的政治制度。西方重视个体利益，东方重视集体利益。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就是与东方传统社会的大家庭集体主义相融合这个原因。
但是中国当前的深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就是改革开放，全民内心基本放弃马列理论而信奉西方的价值理性了。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分裂症异常普遍。台上说的是一套，台下做的又一截然相反自欺欺人的一套。
习近平的博导孙立平教授的说法即是“授权做恶”，官员化公为私化国为己，市场经济出现了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官员非法征地，人民开始离心离德。合作的政治一旦陷入私利至上的价值律条，那么就会发生集体腐败。如果从局部看，就会感觉西方的政治超过社会主义。须不知，这是社会主义中毒的表现。
社会主义要重振，必须坚持社会公正这一核心价值原则。但恰恰我们在这一点上做的远远不够。因此，我这里提醒李克强总理。希望他既要看到问题的根本在于治心，重树科学价值，提倡利人利己均衡互补的价值理性，亦要更多推进宪政，以实现标本兼治，有力维护提升社会弱势阶层的合法利益，切实发展社会公正。尤其在法不制众的时代，亟待大胆革新弊政，以非常之道重用贤人。
习总书记提出纯洁党性，要救中共救社会主义，可谓看准了目标与路径，这真是明君作为。但必得从社会主义价值基础重树开始，重新塑造民族的世界价值，改造提升西方文化才能达此目标。
崔振椿曾被誉为中央党校一支笔，为三任中共总书记做过文秘工作。他听完我的论述后恍然大悟，从此又回归坚持社会主义的正路。中国民主党内也有一批老民运人士，听完这个道理后也转向了中间道路。也即是不走僵硬老路与资本主义邪路，而是走彼此综合的中间道路。（具体参见刘浩锋著：《政治科学原理》）
希望我的此文，能够有益于海外的诸多兄弟们。浩锋的政治转向是光明磊落的。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徐文立不是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看徐文立与中国民主党人都应该有这种务实的精神。刘某算是率先文化自觉，提早告别西方的文化奴役，真正知行合一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
凡是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人们，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因为中华民族复兴是造福世界的，它的道德主义原则是推动人类文明转型的复兴。因此，凡是有损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人们，不管是谁，我们都要义正言辞的反对，并真诚的挽救之。
刘浩锋，原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暨中华民族复兴党第三任主席，曾经结社蒙难三载。中国民主党原文教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党原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筹委会原总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