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5月以来的五年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仿佛成为了凄惨、悲凉的代名词。两次严重的地震灾难先后发生在这里的汶川和雅安。在当代国人的记忆中，这两次地震尽管相隔五年，却仿佛离的很近，汶川的八级地震给国人心灵造成的创伤刚刚抚平，雅安发生的七级地震又接踵而至。五年的时间真的不长，当年悲怆景象仿佛依然历历在目，因为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的最惨烈的地震灾害了，政府和民众倾尽全力进行援助，志愿者、社会募捐等成了当时社会最为亮丽的文明景象。那幅举国救灾的景象真是壮观啊，至今依然难以忘怀。然而，其中难免有很多不谐和的音符，比如，各级政府的救灾反应比较迟缓，各项救灾工作秩序比较杂乱，导致实际救灾的整体效率不高。五年后的雅安地震中，情况有了不小的变化，可喜的、遗憾的都有，这里不妨概要的梳理一下。

先说灾后的应急反应。此次雅安地震发生于4月20日8点02分，相关的预报是很快的，一个小时之后，查看灾情的飞机就已经飞到了灾区的上空。在几个小时之内，各相关部门派出的紧急救援队就陆续赶赴灾区一线，各级政府的救灾预案也很快启动，武警及军队官兵快速向灾区开进，为救灾提供了强有利的组织和援助保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当天飞往灾区一线指导抗震救灾，他给出的明确指示就是要抓紧黄金72小时全力救人。这些场景和即时信息通过电视直播都让全国公众在第一时刻知晓，如此的信息透明，稳定了民众的情绪，强化了权威信息发布的渠道，避免了各种传言误导，这是继汶川地震后的重大进步。

媒体一窝蜂的利与弊。汶川地震时的媒体作用得到突显，有利地推动了救灾工作的展开，也让社会民众对灾害有了全面的了解，对动员全社会参与救灾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此次雅安地震的受灾程度大大低于上次汶川，但媒体的反应却同样给力。其正面的作用不言而喻，对于公众了解灾害情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反应过度的批评声音。大灾现场是战场，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那里也是出头露脸的舞台。此次地震发生后，和紧急救援队反应同样迅速的就是各方媒体，大家操起家伙，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必须承认，这样的职业精神的确可圈可点，但其带来的副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雅安芦山震区是山区，道路狭窄，加上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道路显得非常拥堵。救援队都在和时间与死神赛跑，而媒体的车辆也夹杂其中，未免有点添乱的味道了。尽管这样说，对如此敬业满腔热情的媒体朋友说来，似乎有点不够厚道，但事实真是如此。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除央视及当地媒体以外的各路神仙，如能驻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才是对救灾最大的支持啊。但愿这种媒体争抢的局面能在此次雅安地震后成为绝唱。

红会的尴尬。记得上次汶川抗震救灾时，红十字会是组织社会公众参与救灾的绝对主渠道，我和同事们当年都是红会的忠实拥趸。然而时过境迁，尽管红会的级别并没降低，但它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却是一落千丈。直接原因就是前一段炒的沸沸洋洋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平心而论，将这么一个偶然的个体事件安到红会的头上，并彻底否定这个组织的价值，的确有些过分了。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目前民意的抒发渠道不畅，百姓对政府的腐败问题怨恨情绪无从释放，红会摊上了这么件荒唐的事情，它不挨枪哪个挨枪啊？从本质上说，红会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官方背景而代人受过了。实际上，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任一个官办机构，要其做到绝对的清廉并且高效率，实在有些难为他们了。抽象的开脱词就是：这实际是体制的局限啊。然而，红会的腐败与低效率可以借体制的局限不受追究，救灾的使命却不能没有人去承担吧？于是，民办的“壹基金”当仁不让地顶了上去。在此次雅安救助过程中，民众的捐助明显倾向于这家新兴的民间机构，而曾经大名鼎鼎的红会却仿佛成了弃儿被冷落了。这实在是种悲哀啊，按说，红会在中国救灾体系中的位置和优势不言而喻，但就是因为它的出身而不被民众所待见。

平心而论，刚刚起步的 “壹基金”，在许多地方还处在起步阶段，完全替代红会的地位并不现实。我们又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红会的地位和作用就目前而言还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真心期待“壹基金”能迅速成长成为全国性、健康的公益组织，但同样希望红会这个老牌社会公益机构能重现生机。有人提出应该对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比如换一个更有社会影响力、慈善心、公益责任感的人挂帅，对其进行官转民的改造等。这些意见的实施或许有些难度，更为现实的还是多做实事，努力实现信息透明，彻底转换观念，更好地发挥社会监督咨询机构的作用，加上“壹基金”等民间机构的良性促进，红会应该有充满希望的明天的。灾害给我们带来了悲伤，但如果我们能理性面对，我们也会从中收获力量和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