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汉族传统文化越强势的历史时期，国力反而越弱。国力强盛的时期，恰恰都是相对来说反传统的时期，如果不是周边少数民族源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中华文明早断层了。这里的传统文化，主要包括经史子集、书画艺术、青铜瓷器、玉器珠宝、诗词歌赋、园林建造、丝绸刺绣、歌舞戏曲等门类，为了方便探讨，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都归入“国学”范畴。
中华文化之根，在于炎黄时期，但基本定型，却发生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个时代。在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的朝代，就是西周。代商而起的西周，开始奠定了现存华夏文化最为核心的一些元素，并对后世影响最大。夏商时期，虽然也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但由于缺乏效率较高，且便于固化的传承载体，一些文化要素，只能靠口口相传、和耳提面命来获得传播，因此随着时代变迁，变异程度较大。到了周朝，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已经基本成熟，书写材料也较夏商时期有较大的突破，文化层面的东西，已经具备了高效和精准记录及传播的条件。这种条件的成就，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回溯这一时代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在促进中华文明传承的同时，也产生了不断复制和强化那个时代思维特征的后果。
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春秋战国时代所提供的思维范式里面兜圈子，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突破，各个时期一遇到难以突破的问题，就要“回到”那个时代找答案，诸子百家给后人提供了一套又一套很好的东西，我们确实需要怀着崇高的敬意去感恩，但也没有必要过分拔高和过分神化。文明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总是需要在不断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基础上实现逐步完善，一方面要向大自然来“求真”，另一方面要通过跟其他文明的碰撞来扫荡思维盲区。
在诸子百家那里，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一些结构上的思维特征，譬如片段化和极化思维严重，更加醉心于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太擅长抽象、量化和结构化思维，将“善”和“美”的标准放在“真”之前，缺乏求真的实证主义精神，靠想象和思辨来代替实证，没有权利、义务和责任对等观念，要么强调过度索取、要么强调奉献，对“人”外的自然万物缺乏足够热情去探索，过分讲求眼下“实用”、习惯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思维特征被周期性综合强化的结果，往往就是“国学”繁荣，社会在整体上也都越来越不务实，耍嘴皮子、相互算计逐渐成为主流，真正的“基本功”建设不受重视，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而整个民族的竞争力却在下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往往在这时，中原的竞争力甚至还赶不上周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周边民族，虽然文明发育程度较低，但淳朴的求真务实精神相对来说还是较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在同国学极度强化后的“中原人”的竞争中胜出。即使那些“蛮族”，一旦过分吸收“国学”，竞争力也会快速丧失。
让我们接下来从“国学”角度来回顾一下历史。东周时期，最为另类的两个诸侯国，就是秦、楚两国，这两国王室虽然源于华夏族，但都长期处于边远的“蛮夷之地”，民族性与其他诸侯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整个华夏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楚国在诸侯中最早与“周”分庭抗礼，率先僭越称王，还留下了“问鼎”和“不服周”的传说，楚国的领土甚至一度达到“七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秦国地处西陲，无论在血缘还是文化上，“西戎”的成份很大。历史非常有趣，最终是诸侯中“蛮化”程度最高的“秦”，而非根正苗红的齐、燕、韩、赵、魏，灭掉六国，实现了统一。楚的“国学”相对强于秦，但却亡于秦。
汉代初年，刘邦及其沛县起兵的那些将相们，绝大多数出身于社会底层，很多人还是大老粗，对那些务虚的东西不屑一顾，刘邦本人甚至还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夜壶。刘邦之后的文景两朝，尽管皇家信奉黄老之术，但辅政的大臣班底，基本上还是出身卑微的“沛县帮”或者是他们的子女，“读书人”相对较少，但恰恰是这个时期，汉朝的竞争能力一直处于上升时期。而汉武帝正好是汉朝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将汉朝的实力推向顶峰，又是从他那里汉朝开始走下坡路，其中颇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独尊儒术”，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国粹”。与西汉相比，东汉更加注重“传统”，但其国力已经难同西汉相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朝，在血缘和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且继承的非常好，特别是梁陈两朝，几乎将“国学”推到了极致，整个社会中上层对此异常着迷。其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五胡灭掉了西晋，北朝统一了南朝。其后混同宇内的隋朝，传统上被认为是汉族王朝，但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民间百姓，其血统和文化都被少数民族大大稀释过。类似情况在五代十国时期又一次被重演，“艺术鬼才”李煜最终被出身军人世家的赵匡胤所俘虏，被少数民族稀释过血统和文化的北方再次统一了南方。
唐朝是被公认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的一个时期，盛唐气象经常被国人所津津乐道，谈到历史我们尤以大唐最为自豪。但非常有趣的是，安史之乱以前的大唐，在血缘和文化上基本与隋朝同质，甚至比隋朝更为多元化，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是海外人士都受到重用。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唐玄宗本人堪称是一位“国学大师”，最起码也能算得上“国粹多面手”，因此还一度成为“梨园子弟”的“祖师爷”。自古有道是上行下效，唐玄宗本人改变了整个社会风气，也因此而改变了整个国运。
在正统王朝当中，最注重“国学”传统的一个朝代就是宋朝，但在大朝代当中，宋朝反而是最弱的。在宋代那些皇帝当中，宋徽宗几乎把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推到了极致，整个社会除了浮华之外就是玩弄心计，结果在“完颜”们的攻击下，整个民族毫无抵抗力，半壁江山轰然垮塌，速度之快都远远出乎女真人意料。南宋儒学势力很强，但也最有问题，几个皇帝和大臣倒是很有气节和志向，数度“北顾恢复”，可惜竞争力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绝非单靠决心、态度和意志就能实现得了，历次努力最终化为泡影，半壁江山还尽归“伯颜”。
明代更是一个奇葩，朱元璋本人出身于绝对社会底层，即使荣登九五之后，对“国学”的一些门类并不感冒，与汉朝类似，明初文武大臣更多草根出身，而且整个国家经过蒙元接近一百多年的统治，血缘和文化同样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融合及稀释，这一时期国家竞争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正式定型，朝野上下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学”传统回归，到了万历年间基本又到了一个波峰，其结果是万历死后24年，在“万子万孙”的朱由检手中，大明就遭受毁灭。在明朝正式灭亡之前，清军就隔三岔五深入直隶、山东“狩猎”。
代明而兴的是满清，这个朝代也非常有意思，大致上可以乾隆为界。在其前面的顺治和康熙、雍正几朝，虽然都在加速汉化，但满洲传统保留的比较好，满蒙关系较为密切，最起码皇家和社会整体文化“混血”的成份比较大，康熙本人也更具草原英主的气质，国运亦如狂奔的骏马，一日千里，气势恢宏，蒸蒸日上。而乾隆本人的气质则完全相反，实际上更像唐玄宗，虽然不乏文才武略，但艺术细胞超级发达，用“痴迷”二字来形容也毫不过分，我国传统“国学”各个门类，在其统治时期，又到达了一个顶峰，由于强大的示范和指挥棒效应，整个社会风气开始逆转，国力也江河日下。乾隆归天后41年，也就仅仅“两代人”的时间，在英军两千多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老大帝国就竟然脆弱无比、不堪一击了。
其实即便是那些地道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全面接受汉族传统“国学”之后，命运轨迹也呈同样的变化趋势，甚至衰落的更为明显，这就相当于逐渐放弃了自己的长处，而汉族的东西又消化的不太到位，倒是把“犬马声色”、“厚黑之学”、“帝王权谋”等另类的“国学奇葩”玩到了极致。第一个是元魏，孝文帝拓拔宏在推行全面汉化政策之后的第五年去世，26年之后的公元525年就暴发了“六镇之乱”，其后的公元528年又发生了“河阴之变”，仅仅一代半人的时间，北魏政权就名存实亡。
辽国加速汉化，是在辽圣宗时期，辽在他手中实际完成了封建化，但晚年穷途奢侈，大辽国势走向下坡路。辽圣宗是一位擅长“国学”的全才皇帝，汉文化修养颇高，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崇信佛教和道教，推崇白居易，自己也能写诗作曲，达百余首。其儿子辽兴宗的“国学”痴迷程度比起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工诗词，善丹青，点缀精妙，宛乎逼真，是辽国享有名望的山水、花鸟画家，常与宋朝皇帝以书、画相赠。圣宗的孙子辽道宗耶律洪基同样沉湎其中，通音律，善书画，爱好诗赋，与臣下有“诗友”之交。辽道宗去世后仅十多年，完颜阿骨打就建立女真政权，原本强悍的契丹民族，竟严重缺乏战斗力迅速灭亡。
金朝完成汉化是在金章宗完颜璟时期，他善书法，知音律，雅尚汉族“国学”，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时还设立书画院，在位19年，气质也酷似赵佶。他死后三年，蒙古大军开始向金进攻，原本虎狼之师的女真人战斗力强差人意，他死后七年中都就被攻占，死后的26年，金朝彻底灭亡。虽然灭亡原因非常复杂，但战斗力和资源整合力差是其中关键。
与北魏、辽金相比，元朝皇帝们整体上对汉族“国学”各门类兴趣不大，只有元顺帝是个例外，接触汉文化相对较深，甚至还有汉诗传世，他不但主持恢复科举制度，还主持编写宋、金、辽三史，据传酷爱雕刻木艺且颇有天赋，因此又被称为“鲁班天子”。令人吊诡的是，这位开明的“大汗”本人竟成了元代的亡国之君。虽说元代灭亡跟汉化关系不大，但这对于元顺帝本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到了最后，元军的战斗力在整体上还是比较强大的，并没有出现辽金那样近乎一触即溃的情况。退回草原后的蒙古，还一直属于明朝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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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之根，在于炎黄时期，但基本定型，却发生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个时代。在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的朝代，就是西周。代商而起的西周，开始奠定了现存华夏文化最为核心的一些元素，并对后世影响最大。夏商时期，虽然也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但由于缺乏效率较高，且便于固化的传承载体，一些文化要素，只能靠口口相传、和耳提面命来获得传播，因此随着时代变迁，变异程度较大。到了周朝，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已经基本成熟，书写材料也较夏商时期有较大的突破，文化层面的东西，已经具备了高效和精准记录及传播的条件。这种条件的成就，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回溯这一时代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在促进中华文明传承的同时，也产生了不断复制和强化那个时代思维特征的后果。
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春秋战国时代所提供的思维范式里面兜圈子，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突破，各个时期一遇到难以突破的问题，就要“回到”那个时代找答案，诸子百家给后人提供了一套又一套很好的东西，我们确实需要怀着崇高的敬意去感恩，但也没有必要过分拔高和过分神化。文明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总是需要在不断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基础上实现逐步完善，一方面要向大自然来“求真”，另一方面要通过跟其他文明的碰撞来扫荡思维盲区。
在诸子百家那里，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一些结构上的思维特征，譬如片段化和极化思维严重，更加醉心于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太擅长抽象、量化和结构化思维，将“善”和“美”的标准放在“真”之前，缺乏求真的实证主义精神，靠想象和思辨来代替实证，没有权利、义务和责任对等观念，要么强调过度索取、要么强调奉献，对“人”外的自然万物缺乏足够热情去探索，过分讲求眼下“实用”、习惯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思维特征被周期性综合强化的结果，往往就是“国学”繁荣，社会在整体上也都越来越不务实，耍嘴皮子、相互算计逐渐成为主流，真正的“基本功”建设不受重视，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而整个民族的竞争力却在下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往往在这时，中原的竞争力甚至还赶不上周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周边民族，虽然文明发育程度较低，但淳朴的求真务实精神相对来说还是较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在同国学极度强化后的“中原人”的竞争中胜出。即使那些“蛮族”，一旦过分吸收“国学”，竞争力也会快速丧失。
让我们接下来从“国学”角度来回顾一下历史。东周时期，最为另类的两个诸侯国，就是秦、楚两国，这两国王室虽然源于华夏族，但都长期处于边远的“蛮夷之地”，民族性与其他诸侯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整个华夏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楚国在诸侯中最早与“周”分庭抗礼，率先僭越称王，还留下了“问鼎”和“不服周”的传说，楚国的领土甚至一度达到“七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秦国地处西陲，无论在血缘还是文化上，“西戎”的成份很大。历史非常有趣，最终是诸侯中“蛮化”程度最高的“秦”，而非根正苗红的齐、燕、韩、赵、魏，灭掉六国，实现了统一。楚的“国学”相对强于秦，但却亡于秦。
汉代初年，刘邦及其沛县起兵的那些将相们，绝大多数出身于社会底层，很多人还是大老粗，对那些务虚的东西不屑一顾，刘邦本人甚至还拿着儒生的帽子当夜壶。刘邦之后的文景两朝，尽管皇家信奉黄老之术，但辅政的大臣班底，基本上还是出身卑微的“沛县帮”或者是他们的子女，“读书人”相对较少，但恰恰是这个时期，汉朝的竞争能力一直处于上升时期。而汉武帝正好是汉朝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将汉朝的实力推向顶峰，又是从他那里汉朝开始走下坡路，其中颇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独尊儒术”，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国粹”。与西汉相比，东汉更加注重“传统”，但其国力已经难同西汉相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朝，在血缘和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且继承的非常好，特别是梁陈两朝，几乎将“国学”推到了极致，整个社会中上层对此异常着迷。其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五胡灭掉了西晋，北朝统一了南朝。其后混同宇内的隋朝，传统上被认为是汉族王朝，但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民间百姓，其血统和文化都被少数民族大大稀释过。类似情况在五代十国时期又一次被重演，“艺术鬼才”李煜最终被出身军人世家的赵匡胤所俘虏，被少数民族稀释过血统和文化的北方再次统一了南方。
唐朝是被公认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的一个时期，盛唐气象经常被国人所津津乐道，谈到历史我们尤以大唐最为自豪。但非常有趣的是，安史之乱以前的大唐，在血缘和文化上基本与隋朝同质，甚至比隋朝更为多元化，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是海外人士都受到重用。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唐玄宗本人堪称是一位“国学大师”，最起码也能算得上“国粹多面手”，因此还一度成为“梨园子弟”的“祖师爷”。自古有道是上行下效，唐玄宗本人改变了整个社会风气，也因此而改变了整个国运。
在正统王朝当中，最注重“国学”传统的一个朝代就是宋朝，但在大朝代当中，宋朝反而是最弱的。在宋代那些皇帝当中，宋徽宗几乎把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推到了极致，整个社会除了浮华之外就是玩弄心计，结果在“完颜”们的攻击下，整个民族毫无抵抗力，半壁江山轰然垮塌，速度之快都远远出乎女真人意料。南宋儒学势力很强，但也最有问题，几个皇帝和大臣倒是很有气节和志向，数度“北顾恢复”，可惜竞争力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绝非单靠决心、态度和意志就能实现得了，历次努力最终化为泡影，半壁江山还尽归“伯颜”。
明代更是一个奇葩，朱元璋本人出身于绝对社会底层，即使荣登九五之后，对“国学”的一些门类并不感冒，与汉朝类似，明初文武大臣更多草根出身，而且整个国家经过蒙元接近一百多年的统治，血缘和文化同样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融合及稀释，这一时期国家竞争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正式定型，朝野上下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学”传统回归，到了万历年间基本又到了一个波峰，其结果是万历死后24年，在“万子万孙”的朱由检手中，大明就遭受毁灭。在明朝正式灭亡之前，清军就隔三岔五深入直隶、山东“狩猎”。
代明而兴的是满清，这个朝代也非常有意思，大致上可以乾隆为界。在其前面的顺治和康熙、雍正几朝，虽然都在加速汉化，但满洲传统保留的比较好，满蒙关系较为密切，最起码皇家和社会整体文化“混血”的成份比较大，康熙本人也更具草原英主的气质，国运亦如狂奔的骏马，一日千里，气势恢宏，蒸蒸日上。而乾隆本人的气质则完全相反，实际上更像唐玄宗，虽然不乏文才武略，但艺术细胞超级发达，用“痴迷”二字来形容也毫不过分，我国传统“国学”各个门类，在其统治时期，又到达了一个顶峰，由于强大的示范和指挥棒效应，整个社会风气开始逆转，国力也江河日下。乾隆归天后41年，也就仅仅“两代人”的时间，在英军两千多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老大帝国就竟然脆弱无比、不堪一击了。
其实即便是那些地道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全面接受汉族传统“国学”之后，命运轨迹也呈同样的变化趋势，甚至衰落的更为明显，这就相当于逐渐放弃了自己的长处，而汉族的东西又消化的不太到位，倒是把“犬马声色”、“厚黑之学”、“帝王权谋”等另类的“国学奇葩”玩到了极致。第一个是元魏，孝文帝拓拔宏在推行全面汉化政策之后的第五年去世，26年之后的公元525年就暴发了“六镇之乱”，其后的公元528年又发生了“河阴之变”，仅仅一代半人的时间，北魏政权就名存实亡。
辽国加速汉化，是在辽圣宗时期，辽在他手中实际完成了封建化，但晚年穷途奢侈，大辽国势走向下坡路。辽圣宗是一位擅长“国学”的全才皇帝，汉文化修养颇高，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崇信佛教和道教，推崇白居易，自己也能写诗作曲，达百余首。其儿子辽兴宗的“国学”痴迷程度比起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工诗词，善丹青，点缀精妙，宛乎逼真，是辽国享有名望的山水、花鸟画家，常与宋朝皇帝以书、画相赠。圣宗的孙子辽道宗耶律洪基同样沉湎其中，通音律，善书画，爱好诗赋，与臣下有“诗友”之交。辽道宗去世后仅十多年，完颜阿骨打就建立女真政权，原本强悍的契丹民族，竟严重缺乏战斗力迅速灭亡。
金朝完成汉化是在金章宗完颜璟时期，他善书法，知音律，雅尚汉族“国学”，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时还设立书画院，在位19年，气质也酷似赵佶。他死后三年，蒙古大军开始向金进攻，原本虎狼之师的女真人战斗力强差人意，他死后七年中都就被攻占，死后的26年，金朝彻底灭亡。虽然灭亡原因非常复杂，但战斗力和资源整合力差是其中关键。
与北魏、辽金相比，元朝皇帝们整体上对汉族“国学”各门类兴趣不大，只有元顺帝是个例外，接触汉文化相对较深，甚至还有汉诗传世，他不但主持恢复科举制度，还主持编写宋、金、辽三史，据传酷爱雕刻木艺且颇有天赋，因此又被称为“鲁班天子”。令人吊诡的是，这位开明的“大汗”本人竟成了元代的亡国之君。虽说元代灭亡跟汉化关系不大，但这对于元顺帝本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到了最后，元军的战斗力在整体上还是比较强大的，并没有出现辽金那样近乎一触即溃的情况。退回草原后的蒙古，还一直属于明朝的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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