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有其国便有其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学。中国的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由此看来，中国的国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兴起至今。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思想分，应分为儒道释三家、先秦诸子、各种包括医学在内的数术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在中国长期的文明发展历史中，中国的国学的确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从事物发展的动力性和技术层面分析，国学的兴衰直接关联到中国文明的走势，规定着国家的强弱。事实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当西方近代科学还没有产生或者还没有发展起来时候，国学的发达程度明显地优越于西学，这时候，中国要比西方发达许多，而长期主导着世界文化发展的走势，并使中国在数千年中，一直位于世界强国之列。然而，当西学渐进并最终导致近代科学诞生的时候，西学由于其擅长精细的分析和工具性的特征，而逐渐显示了其强大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仅仅在综合作用方面占据一定长处的国学便日渐显现出来了其越来越多地劣势地位，其直接的结果是最终导致了国运的逐步衰落，以至最终使中国固有的文明逐步丧失。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国学对于国家兴衰的根本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并繁荣国学，但关键的是我们要如何发展繁荣国学？许多人认为，发展国学的必须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只有科学才能给国学带来成功的发展。表面看来，这种做法非常合理，是一种引进先进文化的开放思想，但殊不知，这是一种非常不合逻辑的荒谬做法。

　　 这需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科学的内涵。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后来又演变为scientin，最后成了今天的写法，其本意是“知识”、“学问”。中国古代没有这两个字，它是用来翻译西方的词的，早期不叫科学，早期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格致学。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把“science”译为“科学”，他认为西方的学问跟中国的学问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文史哲不分的，是通才之学，西方的学问是一科一科的，所以他就把西方的学问翻译叫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science的本来含义是系统知识，科学在十九世纪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体系了，它已分得非常细了，即分成许多许多专业，而这些专业知识又不象其它知识那样是互不联系的。科学通常指近代科学，一般把伽利略（Galileo，1564－ 1642）的研究工作和他对实证方法的确立，看作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科学原来指的是自然科学，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明确了科学的范围。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定义，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的含义主要有2个方面——科学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

　　由此看来，无论就科学的产生、科学名称、科学的内涵、规则、方法等诸方面来看，科学都来自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而言，科学是地地道道的泊来品。古代中国虽然也产生了许多科学的萌芽思想，并且也在许多方面有一定的建树，如各类经典的经书也有关于科学规律的探索的信息记录，古代的祖冲之的数学圆周率、张衡的地动仪等，但是中国的科学萌芽思想是非常稚嫩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体现在其不具备科学最基本的两大特征——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科学方法。中国的科学萌芽思想每每泛泛而论，却缺少明显的逻辑性和条理性；而其方法上更不具备西方数学、力学特征。因此，古代中国虽然在技术发明创造上甚至高于古代的西方国家，但相对于西方近代不断高度发达的科学而言，中国的科学萌芽思想是不能被称其为科学的。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根本不知道科学为何物，他们把类似于科学的理论技术一律称之为数术。

　　很显然，相对而言，中国古代丰富的国学是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因为其根本不具备科学的特征。但自从上个世纪国学热以来，人们似乎更愿意把从根本上与科学不沾边的中国国学的各种理论作为科学来对待，国学正在逐渐被强行科学化。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由于科学的强大技术能力和社会作用，科学在各个方面的巨大绩效，科学已经从心理上根本影响着人类的心理、生存方式，科学也因此被神圣化，被视之为真理的化身。而如此相对的是，国学的式微和冷落，所以，人们便开始不自觉地从科学的视角来审视国学，觉得只有科学才能挽救国学，开始将国学科学化，诸如：人们成立许多类似于了中医科学研究、易学科学研究院。这表明了科学的泛化趋势，是一种非常有害于学术发展的做法，因为这是在将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方式单一化。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知识方式，即使同一时代，处在不同的地区的人们也会因为环境条件的不同在采用知识方式上有所差距。世界不存在长期不变的事物，知识方式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每种知识方式也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知识方式也是不能够相互说理的。科学只是这万千知识方式的一种罢了，科学显然也不是万能，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不能被科学所揭示，有学者甚至认为：科学所解释的宇宙奥妙连5%都不到，甚至认为科学的方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事实上，科学在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测不准原理”的提出以及科学上还有很大部分不能解释的“未解之迷”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也说明了科学发展作为一种知识方式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不仅如此，科学还显示了越来越多的负面作用，如环境的破坏、世界大战的危害等。在此情况下，人类要想有全新的发展，则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寻求一种新的知识方式，而目前方兴未艾的信息知识理论就恰逢其时应运而生。人类要发展，以后也必须要不断更迭知识方式，涌现出许多的新的先进的知识方式，或者说，我们至少应该关注人类不同的知识方式，这正是说明了人类的进步性。

　　中国的国学具有完全不同于科学的知识方式，而国学的每一种学术也都有其知识方式上的差异，在知识方法的运用上也有很大不同，但这其实正是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进步性，彰显了人类思想的本性需求，所欠缺的仅仅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许多的国学理论并没有象科学一样，给我们带来科强大技术能力和社会作用以及各个方面的巨大绩效。不过，对此种现象的我们应该做更深层的思考，而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知识方式上的落后。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而言，其知识方式的形成都有其合理性根据以及内在的发展结构和存在方式，我们要想发展它，也必须依照其固有的知识方式进行，而不能随意改变其知识方式和知识结构，否则，便会费违背其发展规律，而最终导致不伦不类。比如中医理论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而形成的，必然又其形成的合理根据，们必须依照其阴阳五行学、经络学的知识方式而发展他，而不能再以据西医的科学方式来发展他，否则会最终导致中医的消失。中医以综合治理见长，而西医的针对性较强疗、效性高，它们各有所长，各自以不同的知识方式来发展自己，必然会形成互补优势，非常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何必非要强行将中医进行科学化整改？

　　理论与事实都已经已经充分说明：中国的国学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的另类知识方式，他们都有各自的发展方式和方法，中国的国学必须以自己固有的知识方式发展自己。尽管中国国学在发展到历史的今天，由于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而走势式微，但这只是与方法和时代的要求相关的问题，相信我们只要坚持国学自己的发展方式，努力进取，也定会取得不断的发展成就。即使中国国学的某些学术所采取的知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时代发展，但如果因此而随意改变自己的知识方式，而挂上科学的招牌，不仅会因不伦不类而最终走向消亡，而且也会为方舟子等坚持科学一元化专制之流的科学“卫道士”落下口实，他们又可以借科学“打假”之名，来摧残我们五千年历史的国学了。

　　因此，面对科学的强势，中国的国学应该勇敢地对科学说“不”，应该公开承认自己不是科学，但我们也非假，我们有自己的理论和优势，我们也在追求真理。我们相信：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式，最终会重返我们的强势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