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80年李鸿章再次请饬严复来津
                                                    严孝潜
　　
        李鸿章从1875年5月“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以后，以天津等处为基地，编练海军，筹设海防并从英国购进八艘蚊船。

　　1879年5月12日，清廷以西方皆练水师，日本船炮亦效西人，命李鸿章认真整顿北洋海防。于是李鸿章在天津正式成立水师营务处，总管海军的日常事务。

　　但过去大量的水师将才一直“皆借材于闽省”，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调动往返颇需时日，而且南方人到北方来，在生活上水土也不相宜。所以，李鸿章认为必需就地培养人才，要培养人才，就需要办学堂。1879年11月间李鸿章上奏朝廷提出“尤必以学堂为根本”的建议。

　　要想办好学堂，良好的师资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得要物色一个相宜的人才。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接参与派遣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赴英国留学工作，所以非常关心这些留学生的情况。无论是华洋监督的定期报告，还是驻英公使郭嵩焘于1879年1月29日，在开设学馆及举荐出洋人才咨稿中，向南北洋大臣荐举了严复等六人等，这些情况李鸿章都很清楚。

　　李鸿章在1879年10月18日，给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函中，提及“严宗光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但这时严复已被提前调回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

　　1880年3月30日，李鸿章再次致函李凤苞，提出了他打算“仿设练船学堂”，并提出和咨询“严宗光可胜斯任”，他还担心福州船政学堂的黎召民“未必放”。函中说：“敞处亦拟仿设练船学堂，但始基甚难，师徒皆少，拟俟现订英水师官浪副将、法水师官明亚到后，次第创办。严宗光可胜斯任，召民即未必放”。

　　这时，时为武英殿提调官的陈宝琛向李鸿章建议说，严复“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可胜大任，加以推荐。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汉族，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人。十三岁成县学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光绪六年（1880年），充武英殿提调官。翌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纂修《穆宗本纪》。光绪八年(1882年)，授江西学政，翌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中法战争后因参与褒举唐炯、徐延投统办军务失当事，遭部议连降九级，从此投闲家居达二十五年之久。赋闲期间，热心家乡教育事业， 1909年复调京充礼学馆总裁，1911年五月出任山西巡抚，旋开缺以侍郎候补，派毓庆宫侍读，辛亥革命后仍为溥仪之师，1935年卒于京寓，得逊清“文忠”特谥及“太师”觐赠 。时年陈宝琛正充当武英殿提调官。

　　李鸿章对严复在1876年第一次来到天津时的印象也不错，认为“才器大可造成”， 在1880年4月，逐决定调之来津。

　　4月19日夜，李鸿章在会晤路过天津的张佩纶时，谈到了这件事，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有如下记戴：“伯潜（陈宝琛）称严宗光者，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合肥（李鸿章）往调之来津矣”。张佩纶立即给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黎召民去信，提及此事，黎回信称：“严宗光不能即到”。 4月27日张佩纶在《涧于日记》中记有：“黎召民书来，以严宗光不能即到见复。严，伯潜所荐士也。”

　　4月28日，李鸿章给黎召民去函，正式提出天津要设水师学堂，李夙苞写信说严宗光堪充教习，要把严复调来天津，函称：“此间逐渐购置新船，管驾头目暂取于闽厂，既虑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恐人地不习。天津拟设水师练船学堂，为造就之基，勒办伊始，师徒均少，丹崖（李凤苞）星使造函，严宗光堪充教习，闽人多引重之。夏间学生出洋后，允饬赴津，感盼之至”并要“寄闽厂练船及后学堂章程以供参酌”。

　　虽然当时福州船政学堂也缺教习，黎召民才把严复提前调回国，而且黎召民对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的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很满意和重视，舍不得把他调走，同时严复所授课程还没有结束，一时不能立即离开，但最后他还得听李鸿章的，就在当年夏天，把严复调往天津。这是严复第二次来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