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市井”？难道说就是集市里黑咕隆咚的暗处中，那些突兀的采光天井？看来，它既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场合，又能时常碰上一群打着赤膊的泼皮正在使劲的撒泼打横的去处。再不就是一群黑心商人，聚拢在一个曲里拐弯的背街里，利用长袍马褂的遮挡，拼命地在袖笼子里面比划着手指头。

　　中国传统人文观念中，最为难以认同的文化属性，就是市井烂俗文化，它时常被认同为是一种连亚文化都算不上的，糟粕属性的反文化。在中国传统人文价值观中，庙堂与市井一直呈现出一种永恒对立的场景，“市井”被人们用商业场面中的井巷胡同口的不堪景色，来涂抹成一幅一塌糊涂的世俗人文景象。

　　但事实上，“市井”的起源其实并不邋遢。在唐宋及以前的汉晋时代，“市”的概念还是有相当高的格调。特别是在京城的商埠巨市，那几乎就能概括为富比皇家，雄踞半城的壮观景色。商市在汉以后的唐宋进而可谓是物浮奢华，利达万方的聚宝盆。京城商市几近沟通天下万物的总平台，其万物滋润与场面壮阔之景象，足可以被天下四夷所折服，并将其视作皇冠上的夜明珠。

　　商京畿，淦半城，唐宋京城的壮硕商市，没有人敢小觑了去。唐宋京城开巨市是一大创举，它既繁荣了京都，因而彰显了朝廷盛况，又累积了财富，为金融业、商业与服务业的形成创造了基础。在此财富汇聚的京城巨市的基础上，国家货币发行与税赋收益也就有了现成而便捷的基础与操作平台。

　　为什么唐宋以前只有州县以上才有“市”？这也就是朝廷为了有效管控财源，并采集除农业税之外的流通税赋之利，同时繁荣都市，形成州郡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梯度管理，最终形成拱卫京都的社会向心结构。可以说，这其实是一种较为成功的聪明做法。宋代以后，“市”的管控向下延伸，县以下的“场”、“集”逐渐兴隆。由乡场到集镇，数个村镇乃至于区域中心乡镇逐渐形成核心市镇，而这种州县以下的市镇往往还得益于水陆交通便捷之利，以及物流便利所导致的“行”业兴旺。

　　可以说“行”的原初概念是“市”中扎堆的同业集群，是一个商业趋同与抱团取暖的商业形态。在其后的物品加工以及商品优化服务的推动下，才形成了作坊协作业态。前店后厂与集中加工以及优化品位的附加服务，全然适应于从京城到州县，再到乡镇的各级市镇与城镇功能配置，“行”的丰满与功能优化，成就了宋代以后繁荣昌盛的手工加工业。

　　宋代是一个动手动脚的时代里程碑，天朝为了创造充盈流淌的财富，除了挖掘物产源泉之外，又开始了用心再创造与动手再索求的财富主流进程。这显然是社会经济的一大进步，它也导致了政治与文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

　　需要说明的是“行”的形成实际上是作坊与商业市场瓜葛的肇端，而并不是手工业的源头。手工业的肇始并不晚于商市的繁荣，只是手工业到了宋代以后，又才获得了再度繁荣的商业推动力。

　　这就为宋代以后的城镇商业提供了不同偏向的两种发展模式，而这在四川境内的川江流域中，最为发达的两大商贸城镇——奉节、白沙表现得更为凸显。

　　1.川江繁荣的市与行

　　为什么要以川江为例？那都是因为唐代以前市与行都还没有大范围普及，州郡以下还没有设立市、行的权利；而包括唐代在内的以后历史又都是长江流域所带动的繁荣与兴衰史；在长江流域中，江汉与江南在唐代以前就已开发并形成相对的发展水平，而随着唐代以后的繁荣推动，川江流域才开始明显进入开发状态，因此，川江流域的市与行的发展史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市与行的拓展史，考察它将为市与行的发端、兴衰与演变提供经典意义上的历史轨迹与嬗变沿革。

　　1.1.奉节商贸繁荣“市”

　　奉节乃清代以前，整个四川全境货物出川通途的口岸城镇。由于蜀道难，尤其是货载出川难一直到清代都未能改观，奉节的货运出川水运窗口也就成了出川贸易的天然口岸。奉节自秦汉以来的货物出川口岸城镇地位就已奠定，只是到了唐代及后蜀乃至于宋代，奉节才摆脱了西汉官廷物资出川的沉闷惯性，而转向商贸“市”的营运状态。宋代，奉节完成了向商贸大“市”转变的城镇经济业态转型，至元明清，奉节财丰利足，活脱脱展现出出川贸易第一大“市”的壮观景象。

　　由于奉节城镇发端较早，其西汉就已举足轻重的货运通道之口岸效应，使其深厚的城镇人文渊源，更显露出汉唐风貌与大器粗犷的汉文化源头的象征。这在川江其它沿江城镇是难能仅见的，因为即使如南华县也保有汉唐风痕迹，但其非商贸口岸的城镇地位，使其无法宣泄出商埠繁荣与楼宇阁院的气宇轩昂。奉节古城是川江城镇曾经盛行汉唐风貌的集大成者与最终传承人，可惜现今的一汪库水将其一盖无余。奉节最为突出的出川货物转运口岸至唐宋以后，就已转变为口岸交易市场属性。渐行渐增的货物贸易量，以及奉节距川黔腹地的中距离区位，使其在转运中途的再加工余量很小。奉节因而渐变成一个以贸易业态为主流，加工业态却委顿低迷的单项强势城镇。奉节“市”雄踞夔门，商利主“市”，商贸属性的“行”态占优。它的重商业，轻手工业的大区贸易口岸属性，使其商业景象的繁荣昌盛名垂青史，雄冠古今，其历史声望延续至今，观之，仍未有其它古城可以出其右。

　　古奉节虽然壮观，但却并不繁复；奉节虽有大市、商贾与汉唐晚霞之壮观景色，但却缺乏行帮市井的深邃人文背景与昏暗作坊屋檐下的地道品性。奉节更像是京城州县里那种高端大“市”的摹本，它的“市”更显大而全，并壮观绚丽于世。它的“行”更像是商帮马队，扎堆城中，坐地起价，肆踞而生，就此财源滚滚而已。如此商家营盘，在硕城矗立的古代兼顾着人口聚集的城市与物产充盈的乡村，它是古代贸易王国中的星辰，照耀着旷古蛮荒中的昏暗原野与人们心中的财富天堂。

　　1.2.白沙繁荣“市”与“行”

　　在木帆船时代，川江被航行水流一分为三，它们分别是：鄂界以上至奉节充满了激流险滩的三峡水道，奉节至白沙宽阔水深的川江主航道，白沙至宜宾的川南浅滩窄河段。这一江水航道特征，使白沙与奉节迟早都会成为川江上重要的江岸城镇，而这一历史时机的到来，得益于宋代大江贸易的开拓与民间贸易的兴旺。

　　白沙并没有奉节所享有的历史幸运。直至宋代，白沙才被获得了与此前形成极大反差的民间贸易的推动，出现了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张与贸易转运口岸繁荣以及紧随其后的手工业兴隆。

　　为什么白沙不像奉节那样单挑出川贸易的商贸主流，去发展自己的城镇经济业态？显而易见的是，白沙距川南黔北物产丰盈区的近距离，以及平缓江段的便捷交通条件，有利于在白沙形成手加工业基地。更为有利的是，白沙的居中位置与水陆交通便利也有利于形成白沙手工业。白沙所拥有的如此区位优势，已经是最有利于靠近川黔，便捷接收农本原料，然后就地卧倒在出川贸易的口岸上，实施原产地基地化的加工贸易。

　　可以这样概括道：自从宋代民间贸易规模化发展以来，白沙才替代了奉节，重新粉墨登场，扮演了一场出川口岸兼手工加工业原产基地的区域经济角色。而它所演绎的这一出宋代精彩的历史剧虽没有汉唐古韵下的奉节看上去那样的雄浑大器，但却更加财源滚滚，并首创出白沙所独享的“行”大于“市”的市井人文传承，而它又构成了白沙近代文化的社会背景与基础。

　　白沙首次将作坊推向了城镇经济的顶端，并首创性地赋予了“行”的非商主流的手工业属性。更为具有创造性的是白沙的行帮景色更像是手工作坊里的勾当，它又被广泛运用于商贸行当之中，已是近代门槛上，接近于袍哥城乡帮会，以及长江开埠年代后的长江近现代商会兴起的年月了。

　　白沙赋予行帮以典型的市井概念，此举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北方经典意义上的市集中的市井景象，因仅剩下街头混混与泼皮打闹的不堪闹剧，而不再具有历史文化的典型意义。白沙历史社会经济在商贸业与手工业之间找到了平衡，并且，在白沙，这一大致平衡中的主流并非贸易文化，而是传承有序的手工加工业为主流的市井文化。这也许就是白沙历史文化中，所能提供的最具个性特色的文化价值。这一历史形态的最终消失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商贸业大冲击时代的到来。

　　2.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与清代会馆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对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市”与“行”以及商业形态学进行了系统而有益的考证与研究，将他对于这些事关中国商业社会起源的形态学研究的成果总结起来就形成了白沙行帮社会的经济运行层面以及社会市井内涵上的基本定位与参照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白沙行业帮会时代的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初年的城镇经济状况以及社会人文状况的基本面貌。

　　在中国，有以会馆或公所等建筑为中心而结合起来的、有几分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的商人组织，在清朝时代极为隆盛，从清末以来，虽然多少有些衰落，但是到现在还继续存在，这是是所周知的事情。这种组织的会员集会的建筑物成为会馆或者公所，因此，欧美人等把这种组织就叫做会馆公所；又因为这种组织和欧洲的基尔特相似，也称为中国的基尔特。

　　2.1.同业商店街区的行

　　在唐宋时代，同业商人组织，叫做“行”，而“行”这一个词，同时又指同业商店的街区而言。然而因为同业商人的组织似乎胚胎于同业商店的街区，所以，先从同业商店街区的行说起。

　　在《太平御览》居处部市这一条里，引用了叫做《西京记》的这种书，这样说：

　　《西京记》曰：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

　　又说：

　　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齐正，卑高如一，瑰货充积，人物华盛。

　　炀帝驻跸于洛阳，诸夷在洛阳入朝，所以，这记载中所见市的状况，应该看做主要是说当时洛阳的市中最盛的丰都市的状况。

　　唐之南市，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元河南志》中关于唐洛阳大同坊的记载中还有：

　　本曰植业。隋大业六年，徙大同市于此，凡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

　　由此可知，唐的大同市也有和隋的丰都市同样的构造。

　　转看宋敏求《长安志》东市条，有下列记载：

　　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里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

　　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干事者，径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将牛头而至。

　　这里载着长安市肉行，搜买白牛头的记载。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

　　这里传述长安东市有铁行。韦述的《两京新记》长安西市条中有：

　　市署前，有太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不可解识。

　　这里可以看到长安西市有太衣行。

　　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弟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日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鞦辔行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

　　这里可以看到长安市有鞦辔行。

　　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地。

　　长安西市有秤行和绢行。

　　有敕问，求仙由何药？具色目申奏者。道士奏药名目：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等。敕令于市药行觅，尽称无。

　　可以看到长安市（恐怕是东市或西市之误）的药行。以上的行，就是肉行、铁行、鞦辔行、秤行、绢行、药行，都可以解释为构成长安市西市的所谓二百二十行中的一行，必须认为，它们都各自有一个街区。而因为叫做肉行，可以解释为肉店的街区，因为叫做铁行，可以解释为铁器店的街区，衣行可以解释为衣服商的街区，鞦辔行可以解释为马的用具商店的街区，秤行可以解释为权衡（恐怕包括一切度量衡）商的街区，绢行可以解释为绸缎店的街区，药行可以解释为药店的街区，由此类推，大约一切称为行的，都是同业商店的街区，店铺的数量因商业的种类而有所不同，有的多至数十户，有的不足十户，但总之是同业店铺的集团，那是不会错的。洛阳南市等的行，也不妨看成是同样性质的街区。

　　吴泰伯庙，在东闾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

　　这里可以看到苏州的金银行的首长纠合其徒，作美人画，献于吴泰伯庙。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有：

　　成式三从房叔父某者，贞元年，自信安至洛，暮达瓜州。宿于舟中，夜久弹琴。觉舟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子，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殁，遂来扬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项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

　　可以看到扬州扬子县鱼行西渠中埋女尸的事。

　　从秦汉年间一直到到唐代，在中国的都会里都规定了商业区域，至少在原则上商店应该设在这个地方，而把这种商业区域叫做“市”，前面所说的长安、洛阳的“市”都是这种意思。市，不但在长安、洛阳那样的大都会中有，在一切没有州治县治的都市中也有。所以，苏州、扬子县等，不用说，是有市的，因此，金银行，鱼行，都可以解释为各设于市内的金银商的街区和鱼店的街区。从上所述，可以窥知，在唐代，商店根据它的种类集合在一起，成为一团，把它叫做行，因此，当时中央地方的各个都市中的市，就是由好多的行形成的。

　　唐令云：诸市每肆（尹之久良）立标题。

　　“凡市，每肆立标题行名”。

　　同业商店的街区，在宋代也有存在。而且，它也叫做行或者市。在叙述北宋末期东京开封府的情况的《东京梦华录》里，在叙述南宋首府临安的情况的《繁盛录》、《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以及《咸淳临安志》里，在南宋的各种州县志等等里，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行市和团的名称。但是，这里必须注意，宋代是把卖者买者定时集合，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定期市——称为行、市或者团的。定期市所以称为行、市等等，是根据唐以来就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即行）开市的事实的；就是在宋代，定期市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开市的事实也很多。像开封的果子行，就是一个例子，根据《东京梦华录》，果子行是卖水果和花木的商店的街区，而且也是水果和花木等定期市开市的地方。然而，定期市却不一定限于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开市。这和市的制度的崩溃有关系。规定叫做“市”的商业区域，把商店专设于这个地方的制度，到了唐代末期，已经松弛颓废，而到北宋中期以后，就完全崩溃。其结果，商店分布的情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种种的商店毫无限制地任意开设，还有一种，同业的商店虽然脱离了叫做“市”的商业区域的拘束，但还是集合而成街区，散在都市内的各个地方。定期市在同业商店的街区开市，是后一种场合的事情；在前一种场合——就是同业商店散在各处的场合，就选择交通方便的河畔、桥头、城门内外等地方开市，而不管在什么地方开市，它都叫做行、市或者团等。由于这样的理由，见于上述《东京梦华录》以下诸文献的行、市等等，不能都说做同业商店的街区。试举例来说《梦华录》中而已看到姜行、纱行、牛行、马行等名称，《咸淳临安志》也可以看到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蟹行、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等名称。又在《吴地记》后集昆山县桥梁条中可以看到钉行、茶行、鱼行等名称；在《吴郡志》坊市条中可以看到鱼行桥、果子行、米行等名称；在《宝庆四明志》桥梁条中可以看到葱行桥、竹行桥等名称；在《开庆四明志》卷楼店务地条中可以看到花行、饭行、竹行、等名称；在《景定建康志》镇市条中可以看到谷市、纱市、银行、花行、鸡行等名称。如上所述，这些不一定都是同业商店的街区，其中，也有选择方便的地点开设的特殊商品的定期市场。例如，见于《梦华录》的牛行、马行，可以解释为开设牛马定期市的场所，又根据《梦梁录》米铺及鲞铺条，可以知道见于《咸淳临安志》的米市、鲞团，是单纯的定期市场。然而，其中的多数，大约是同业商店的街区，同时也是开设定期市场的地方。

　　在蒙古太宗时（宋理宗时），燕京有教学行、乞儿行等，而所谓教学行，应该说是有学校的地方，也就是学校街区，乞儿行是乞儿棚窝集中的场所，把着一些所以称为行，大约是染上了把同业商店的街区称为行的习惯。总之，在宋代，市的制度已经崩溃，因此，行的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而同业商店集合成为街区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存在，这种街区，就叫做行或者市。

　　再就唐宋文献所见的行数，说明一下。《太平御览》所引所谓《西京记》的文章中有“一百行”，《长安志》有“二百二十行”，被认为以宋敏求《河南志》为依据的《元河南志》的文章中有“一百二十行”和“六十六行”，又在前面没有引用过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诸行市条中有“四百十四行”。在元曲《金线池》折中也可以看到“一百二十行”。行这一个词，后来也用来指职业的种类，因此也有用作这种意思的。在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以及明末小说《拍案惊奇》中可以看到所谓“三百六十行”；现在中国，在表示种种职业的意思时，用三十六行、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等说法。我想，在唐宋的文献中所见的所谓一百行、一百二十行等等，也不过是表示同业商店的街区的种类以及数量的繁多而已，因此，不会是实际的计数。在唐宋年间的文献中，说一百二十行的，看到的最多，作为指行数众多的用语，这也用得最为普遍。所谓一百二十这个数目，是把三百六十除三得来，三百六十是三十六的十倍，而根据三十六宫、三十六计、三十六陂等的例，可以知道，三十六是古代中国人喜欢用的数字。虽然不是说在一百二十行这个说法之前，必定有三十六行和三百六十行的人说法，但是，我认为，所谓一百二十这个数目，是以三十六和三百六十为根据的。现存的《长安志》中作二百二十行，是一百二十行之误。

　　宋元时代55个经典行业

　　饮食类

　　22个

　　织造、起居类

　　16个

　　服务、制造类

　　17个

　　猪行

　　屠宰

　　裁缝行

　　裁剪、制衣

　　锦鳞行

　　金鱼行美称

　　肉行

　　肉制品加工

　　太衣行

　　度生行

　　济度众生行业

　　鱼行

　　贩鱼

　　布行

　　珠子行

　　盐行

　　采盐，贩盐

　　纱行

　　宝石行

　　蟹行

　　贩蟹

　　彩缬行

　　染花丝织品；织物印染花纹。

　　当行

　　牛行

　　杀牛，贩牛肉

　　匹帛行（丝绢行）

　　金银行

　　马行

　　养马，杀马，贩马肉

　　彩帛行

　　教学行

　　鸡行

　　杀鸡，贩鸡

　　双线行

　　做靴鞋

　　五色行

　　姜行

　　采收与贩卖

　　玉尘行

　　锦衣玉食营者

　　碧缘行

　　米行

　　采收与贩卖

　　鞦辔行

　　马匹备鞍物品

　　乞儿行

　　菜行

　　贩卖

　　药行

　　药材制作与药店

　　铁行

　　铸铁，铁器

　　糠米行

　　采收与贩卖

　　浇烛行（香烛行）

　　倒浇蜡烛制作行

　　钉行

　　铁钉制作

　　米麦行

　　采收与贩卖

　　浇烛打纸印马行

　　秤行

　　衡器制作

　　糖饼行

　　制作与贩卖

　　净发行

　　木行

　　木器制作

　　饭食行

　　采收与饭食业

　　正冠行

　　竹行

　　竹器制作

　　酒行

　　酿造与贩卖

　　花行

　　采收与贩卖

　　漕行

　　河运

　　厨行

　　饭食业

　　篙师行

　　船夫业

　　茶行

　　采收与贩卖

　　果子行

　　采收与贩卖

　　香油行

　　采收与贩卖

　　赤石子行

　　采收与贩卖

　　五熟行

　　采收与贩卖

　　行，是同业商店的街区，但是，在唐代末期，那里不是严格地只许设置同业的商店，也有一些其他的店铺存在。在唐末的小说“逸史”中，有上长安西市鞦辔行的酒楼的故事，由此可以窥知这种情况。再在唐代末年，因为市的制度松弛下来，长安的东西市接近起来了，而在市以外的其他坊内也多少设有商店。

　　2.2.同业商人组织的行

　　在行内开设店铺的同业商店，自己也形成一种组织，它的组织也称为行。而属于这种组织的商人，叫做行人、行商、行户等等。《旧唐书》食货志中说：

　　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石量付两市行人，下架籴货。

　　宋代，同业商人组织的行应该接受观佛的要求，筹办所需的用品，属于行的商人顺次担当供应需用品的任务。这任务称为行役。官府对于需用品，虽然支付价钱，但是它比市价低廉，而商人不但必须自备运送的费用，并且官吏乘机加以诛求，因此，商人受到不少的苦痛。于是，宋代朝廷，在熙宁六年四月，由于开封肉行商人徐中正的建议，打算改革，到了八月，就改为这种办法：按照各行商人的资力，每月或每季交纳免行钱、详细来说，就是免行役钱，官府所需用品由官府用市价购买。但是又有使以前不属于行的贫苦的小商人也加入行，使他们复旦免行钱的弊害，因此，以后又屡次加以改革。熙宁八年，开封纳免行钱的行数到一百七十余行，元丰八年，在同一都市交纳免行钱的各行商店数有六千四百余行，所纳免行钱的数额，达到四万三千三百余缗。无论在京师，无论在地方，都实行过免行钱的制度。其间，京师的免行钱，在元丰八年九月九废止掉了，地方的免行钱，以后还继续存在。知道南宋绍兴末年，才终于废止，这样，中央地方都恢复到熙宁以前的旧制度，又使各行商人筹备官府所需的用品。以上是考察《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的记载后所得到的结果。

　　在宋代，行对于官府负有任务。至于行从什么时候起才负有任务，不得其详。唐德宗时，宫市的弊害很厉害，这是著名的事，但从流传的宫市的情况看来，很难想象，当时行有着这样的负担。行役的制度是以后的事，恐怕起源于唐末五代，到宋代更加发达起来的吧。

　　其次，行人之间相互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大约他们在祭祀神佛时互相协力，这是容易想象得到的中国商人之间的风习。

　　唐代的商业主要是在市——就是限定的商业区域——内进行。这眼看就是市独占商业的一种制度。从而，必须认识，各种商业大体上都由市内各同业商店街区营业的同业商店独占。例如，必须认为，绢的商业由绢行的商人独占，金银的商业由金银行的商人独占。这是市的制度当然的结果，不是同业组织的力量。然而自从唐代中叶以来，市的制度逐渐废弛，到了北宋中叶以后，就完全崩溃。虽然某种商店还依照行（同业商店的街区）的形式设置，但是设在行以外的，行内杂设某他商店的，也不在少数，总之，商店的开设，几乎没有限制。这时候，行人的商业独占权，濒于崩溃的危机，这是不会错的。而被这种形式所刺激，行的组织的团结加强起来了，虽然市被废掉了，同业商店的街区也被废掉了，但是行人等依靠着同业组织的行的力量，努力维持他们的独占权，而大体上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因此，从唐代中叶以后到北宋中叶以后市制崩溃的时代，同时也是商业组织的行发展的时代。如上所述，应该看成：行役制度起源于唐宋五代，到了北宋，更加发展起来。我想，行役就是政府作为承认行的营业独占权的继续的代价向行提出的要求。行役的发展时代，大体是和商业组织的行发展强化的时代并行，这也是当然的吧。在宋代，没有说明作为同业组织的行独占商业的文献流传下来。然而假如从市的性质、市和行的关系、行役的性质来考虑，并且假如配合下节所说“行这种组织在清代还继续存在，在广东的七十二行等里面各种行独占者各种商业的事实”来考虑。

　　同行商人的利害，不是完全共同的。就是在一行之中，富者垄断了利益，就侵害了不富的，可以说，这似乎是通常的情况。王安石在熙宁五年施行的市易法，不用说，是以增加官府收入为目的，但同时也包含着矫正上述弊害的企图。《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条王安石说：

　　今修市易法，即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比（或此字之误）十余户所买茶，跟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今立市易法，即此十余户，与下户买卖均一。此十余户，所以不便新法，造谤议也。臣昨但见取得茶行人状如此，余行户皆盖如此。

　　同业商人组织的行，大约是同业商店集合而成为街区的制度的副产物。同业商店集合在一个地方，结果，他们就自然碰到了共同行动的机会。换句话说，大约先发生共同祭祀神佛的事，更进一步，为了营业上的方便和利益也多少互相协力。而等到市的制度崩溃，同业商人的业务独占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同业商人就团结起来，要维护他们的特权，于是，行就成为有力的组织，代替了市的制度，而成为维护特权的屏障。

　　从唐代到宋代，已经置有称为行首、行老等人，但是在北宋的文献中，几乎没有看到。免行钱，是和行的利害有关的重大事件，但是在关于免行钱的许多记载中，除了米行头曹赟以外，也没有记载着行头的举动。肉行的徐中正，是免行钱的倡议者，但他是否是行头，不得其详。从没有这样的头衔看来，可以推测，他似乎不是行头，只是行中的有力者。

　　熙宁五年干事的话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大约在宋代，行老不是特别有力量的人，只是像清代会馆中的董事那样，处理事务的工作，而一行商业上的重要事项，是由行中富豪，当时称为兼并之家的人物所支配。从而，行首、行老大约不一定是由官府的命令设置的，官府只是对于茶房酒肆等奸人易于潜入的特定营业特别命令设置行首、行老，为了取缔奸细而利用他们。

　　2.3.元明清时代的行和会馆

　　同业商店集合在一处的习惯，就是在元代以后，还多少存在，一直到近代。但是，几乎脱离了这种习惯而独立起来的各种同业商人的组织“行”，继续存在，一直到近代。

　　《两浙金石志》载着元廷祐元年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碑，也揭载着碑阴所题的施主姓名，其中，可以看到下面的文字：

　　子孙司，五熟行，因元贵、徐富、周敬。

　　都城隍司，香烛行，宋文政、钱思诚、邹文贵、姚源、徐全祖、宋荣祖。

　　龙王司，银行，吴永祥、杨新。

　　速报司，玉塵（大约是麈字之误）行，陈荣、周二秀、倪成、因通、王德、姚胜、倪子龙、许明。

　　李王祠，度生行，陈安、钱通、周元、俞厚、汴良。

　　土地司，浇烛打纸印马行，陈聪、沈应、雷章辉。

　　水府司，篙师行，俞庆、沈林、周庆、毛富。

　　照证司，净发行，姚珍、桑琇、费荣，钱大亨、俞庆。

　　积财司，裁缝行，陈元、金赟、营琳、莫祭祖。

　　放生司，锦鳞行，杨富、包源、费政。

　　轮回司，碧缘行，陈富、沈进。

　　斋僧司，糖饼行，陆进、陈良、朱文彬、邹宗荣、潘宜、朱泽善。

　　曹职司，曹行，钱旺、唐桂、徐胜、谈成等。

　　张太尉司，五色行、冯晟、沈琳、高元、王荣。

　　皮场王司，正冠行，姚松、因垢、姚奉真、沈德荣、王椿、盛茂、陆程。

　　执政司，双线行，吴岩、马元、费椿、陈成、姚楠、张旺。

　　功德司，果行，厨宣、因贵、王应森、施元亨。

　　注福司，彩帛行，金润、张君垢、王泾、钱文彪、钱德秀。

　　掌命司，厨行，赵兴祖、汤胜、蔡烨、蔡荣。

　　掠剩司，饭食行，俞厚、卞良、沈敬。

　　千圣小王楼，酒行，高天瑞、金林、徐荣祖、姚荣、朱埜、徐政尹。

　　其中，所谓子孙司、都城隍司等，都是神名，下面的，是建立这些神的庙殿的施主。而在施主姓名上面所称什么行，可以解释为这些人所属的商人组织或者工匠组织的名称。要把组织（即行）的名称一一解释，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总之，五熟行、香烛行、银行等一大半是商人组织吧。所以，由此可知，元代长兴州（今浙江省长兴县）有很多的同业商人组织，他们都叫做行。

　　在清代，广东（省城）的行是很著名的。广东的行，俗称为七十二行，在清末，实数比这还多，银行、金行、当行、茶行等，总计也达九十七个。行有这样的规定：在同一个地方，不加入行，不能经营商业；加入行，必须是有信用的商贾，有行商二、三名的保证，交纳加入费用银百两左右，而实际上，据说如果不采用承让行商店铺的方法，入行是有困难的。有的行建立了会馆（也叫做行馆或者公所），集合在这里，或者祭神，或者议事。

　　北京似乎有六个商人会馆，这见于清末的《都门纪略》。此外还有三个，合计一起有九个商人会馆。其中有一个叫做颜料行会馆，在前门外芦草园。这个会馆中奉祀的是梅仙、葛仙两个仙人，因此，也叫做仙翁庙。

　　仙翁庙（即颜料行会馆）纵使不是嘉靖以前创建的，至少是在万历年间创设的，从而必须认为，从明到清一直有颜料行继续存在。还有，所谓颜料行，是颜料商人相当巩固的组织，根据这会馆中所存的乾隆十八年的碑文，可以窥知成员互相团结，维护共同利益的情况。在这碑文中可以看到：颜料行的桐油商人，以前买进桐油，习惯上是不用牙人的，可是奸商强迫他们使用牙人，他们就来抗争，诉之于官宪，而得到胜利。在颜料行会馆以外的北京的商人会馆中，没有能够证明从明代起就已经继续存在的会馆和行。可是根据各个会馆的碑文，可以知道，银号的会馆正乙祠在康熙四十九年由银号商人建立，河东烟行会馆在雍正五年由烟行建立，药行会馆在嘉庆二十二年由药行建立，临襄会馆在乾隆三十三年由山西省临汾、襄阳二县出身的邮行、粮行、盐行建立。总之，根据上述广东、佛山、汉口、北京的事例，可以推测到：清朝时代，在南北大小都市，都有叫做行的同业商人的组织存在，有的行并且建有会馆。欧美的中国研究者立刻把会馆一词当作基尔特，但是，相当于基尔特的，却是行。而行是唐宋以来的制度，它就是胚胎于同业商店集合而成街区的一种商人组织。

　　考虑会馆的由来时应该注意到的，就是会馆和坐贾客商的关系。完整地说来，所谓会馆，是明代嘉靖隆庆以后，集中在北京的各省官吏士子等按照他们的乡籍的差别而设置的憩息燕集的场所，似乎北京以及各省的商人会馆也是模仿这种性质的。中国的商人，大别为坐贾和客商。坐贾是当地土著的商人，客商是外来的行旅商人。但是，外来的商人也不一定在暂时居住后，就离开这个地方，也有居住纪念的，也有居住了十几年或者十几年以上，和别的同乡人互相提携，在商界扶植势力，开辟一个新行的。这些人和土著商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为了尊重乡贯的习俗，为了在法规上也不轻易允许转籍，仍旧叫做客商。我假定把他们叫做久住的客商（久住客商一词也见于本文所引高宗实录乾隆十年三月条）。最初设置会馆的，是坐贾呢，还是客商呢？有关会馆的事实还不能明显地把这个问题确实的断定。假如从我的推测来说，无论在北京，无论在各省，起初设立会馆的，大约是久住的客商，不久本地的客商也就模仿起来（高宗实录乾隆十年三月条中有：“汉口一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及其他省会馆”，可以窥知，当时汉口的土著商人的行没有会馆，似乎设会馆的，只是其他省份的商人。这恐怕是会馆设立的最初的一般情况）。者可以从这样二、三点理由来推定，外来的商人为了谋团结的巩固，棺柩的停藏，和义园的惯例等等，对设置共同建筑物的必要，比土著商人迫切得多。假如这个推论不错的话，商人会馆不是从历史悠久的本地商人的行发生起来的，而却产生于客商的某地定住下来，扩张势力，形成一个新的行的场合。从而，商人和其他都市的通商关系密切起来，其他地方的商人中定居袭来的人有所增加，也就是商业更加发展的缘故。

　　2.4.隋以前同业商店的街区

　　同业商店集合在一起，形成街区的习惯，似乎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了。《周礼》地官司市条中有：

　　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

　　郑玄注说：

　　次、谓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经界也。

　　有说：

　　陈、犹列也，辨物、物异肆也，肆异则市平。

　　无论本文和注，都是难懂的文章。总之，《周礼》的这段文章，不妨看成这样的意思：把出卖同样商品的店铺成为一团，适当地分配市内的土地，加以配置，并且在适中的地方设立市吏的厅舍。《周礼》编纂的年代，虽然不清楚，但是不出于战国或者前汉时代，因此，那时候有这样的制度，《周礼》的编者就取它作为描写周代制度的材料。又在《文选》所收的班固的《西都赋》中，叙述了后汉时代长安的情况，其中说：

　　九市开场，货别隧分。

　　注中可以看到：

　　善曰：薛综《西京赋》注曰：隧列肆道也。

　　所谓“货别隧分”，是列肆（这两个字的意思，下面有说明）的道路，换句话说，是依照街区而分别贩卖不同货物的意思，这种街区不外是同业商店集合的地方。根据以上两种文献，可以窥知，在战国秦汉年间，就已经有着把同业商店成为一团的制度存在。

　　后汉郑玄在《周礼》司市的注中把肆解释为行列二字。由此可知，当时是把同业商店的街区称为行列的。从而，《汉书》食货志有：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

　　同书食货志有：

　　卜式言曰：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

　　《后汉书》刘盆子传中有：

　　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

　　这里所谓列，或是市列、列肆，也可以解释为这种意思。

　　在隋唐年间，也并非不把同业商店的街区叫做肆；但主要用的是行这一个词。在两汉以前，叫做肆、次、列、行列等等，而没有看到过用行一个字来叫它的例子。但是，既然叫做行列，并且次行一词也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所以，用行一个字表示同业商店的街区，恐怕也有过的吧。但是常用这一个字，是隋以后的事。

　　假如同业商店的街区自古有之，那么，它的商人组织是怎样的呢？同业商店集合在一起，形成街区，是市的制度的结果。而又作为这种制度的结果，商人们自己得到了享有他们的商业的独占权。所以，他们虽然多少有共同从事的机会，但是对于特别组成坚固的组织的必要性，还没有认识。他们真正形成像组织的组织，也如上所述，是在唐代末年后市的制度崩溃以后的事情。宋元年间，农工之间也组织了同业组织，大多把它叫做作，也叫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