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城市似乎永远是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体，是爱与恨的集中体现，100年前世界眼中的“东方巴黎”上海，20年前北京人眼中的纽约，似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浓缩了以往一个世纪的人生与传奇，而作为现代人的栖身之所，城市不同于乡村，在于其给人的直观感受，更像是一座酒店而非自己的家。
在某种程度上，酒店是现代的、奢华的、标准化的，而家则是温馨的、破旧的、慵懒的，但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今天，城市正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家园，那么，如何在酒店的套间里面，寻找家的甜蜜？贝淡宁教授的这本《城市的精神》，通过耶鲁撒冷、蒙特利尔、香港、新加坡、北京、纽约等9个城市的游历，展示了不同它们各自不同的城市气质。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你，可能无法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民族习惯，但寻找一个适合你的城市，确是你可以拥有的自由。
仿佛继承了本雅明式的漫游，在这本对城市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文化民族心理分析的学术著作中，来自蒙特利尔的贝淡宁教授与来自耶路撒冷的艾维纳教授，一直是以一种类似通信和说书的方式来描述各自的观感，并对老友的印象进行评析。作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城”，宗教信仰永远是耶路撒冷的主题，正统派的男士不工作，在家研习宗教经典，年轻人服完兵役后才能上大学，孩子们多在图书馆，没有多少人关心经济与发财的故事，以至于年轻人开始逃离，而对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持续冲突， 耶路撒冷如何在冲突之后，保持整体性，依旧成为三教信徒的家园，将会是考验“地球村”人们智慧的一个谜题。
类似的冲突在蒙特利尔同样存在。作为早期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英语和法语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族群，其背后，有各自祖先的光荣历史和文化自豪感。在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时期，英语成为理所当然的官方语言，虽然，当地的法国移民更多，其后，英法同因二战而衰落，法语移民便不满于自己依然处在受歧视的地位，开始了“魁北克”独立运动，法语因为法国移民人数的优势而成为了官方语言，但由于美国的强势，英语仍然是寻求好工作和获取高收入的重要手段，所以相当多的英国移民先后离开，造就了今日多伦多作为加拿大金融中心的格局。同样的例子还有，在冰球技术上有优势的部分法裔年轻人，为了学习英语而来到了美国的冰球队，使得连续24次夺得北美冰球赛冠军的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遭遇了4连败。亚里斯多德说过，所谓平等，就是不平等，我想这至少表明，平等有时不如合作共赢重要。
同样，面对21世纪最耀眼的华人区城市，北京、香港、新加坡，两位教授的观察可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状况的一次考察。作为内地改革开放制度设计的榜样，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学习的对象。在李光耀看来，面对城市中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风俗习惯人群，如果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势必会使得族群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吵来吵去最后一事无成。所以，他采用了近似垄断和专制的方式掌控政权，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以保证城市在世界贸易中的“中转站”地位。同时，鼓励老百姓挣钱和购物，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坐而论道”。如果有志于成为政府高官，那么需要通过认真的学习，接受过精英教育，并且在才干和道德上没有瑕疵。“选贤任能”的程序虽然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但稳定的社会秩序却保证了新加坡的持续繁荣。
同样，香港在回归之后，是否能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保持繁荣稳定，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贝教授看来，回归之后的香港，社会福利的预算逐渐减少，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比回归之前“更加资本主义了”。虽然贫民有游行抗议的权力，但却并没有让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华人富翁中的几大家族取代了以往的英商，成为了土地开发的受益者，为了维持高房价而减少房屋供应量的做法，使得最近几年的香港经济持续陷入滞胀之中。香港人对富人并不怨恨，这说明，儒家的教养与清教伦理具有类似之处，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信仰保障。人们推崇实干，致富多少来自于幸运，缺少运气不是靠抱怨和革命就能解决的，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有“兼济天下”的情怀，香港人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来建立社群，关心和帮助落难者，是各种慈善活动最容易获得捐款的地方。
在谈到北京的时候，贝教授引用了汪晖教授的说法，作为千年帝都，北京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典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逐渐放松，孔子近年也很受推崇，但如果认为他将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那显然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法家的“中国可以说不”和儒家的“怀柔远人”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两种形式，但以往的红墙之旁，出现了类似“蛋壳”“鸟巢”“水立方”等风格各异的建筑，至少说明了中国现在还是讲究“和而不同”的年代。这正如北京目前出现的各种酒店，虽然里面有来自小三的威胁，但“家和万事兴”，打上门闹个灰头土脸，还不如关上门，至少还能有正室的名分。红楼梦里说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人的这种智慧，我估计贝教授再呆上10年，恐怕也是不会明白的吧。
《城市的精神》，[加拿大] 贝淡宁，艾维纳·德夏里特，重庆出版社201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