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论中国文化


         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2008)在其《亚洲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文化维度》(1985)一书中这样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国人从小在家庭教育中接受了“父亲”这样的权威,这位“父亲”独一无二,无所不能;独断专行,孤独无依,他所做的一切又都是为全家着想;这样的“权威”是子女不能挑战或质疑的,质疑或挑战父权等于对家庭的背叛。这样的家庭教育,导致中国人长大后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然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位“父亲”--家长式权威(paternalistic authority--来保护自己。因此中国式政治权威是“父权型的”(paternalistic),且如下特征:他无所不能,德性完备;他独断专行,不能挑战;等等。(Pye pp. 186 198-200)白鲁恂认为,在上述父权型权威观念形成后,中国文化中的权力/权威观就具有了如下一些独特的特征:

1. 万能政治观念。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权威就个人而言是无所不能的(omnipotent),就其所代表的力量而言,还必须以解决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可能的问题为最高目标,即政治要为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秩序服务。而不是如在西方那样分而治之:政治权威只解决政治问题,宗教权威只解决宗教问题,法律权威只解决法律问题,等等。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家往往要对全社会作巨大的承诺;在整个东亚政治传统中,政治的最高目的是解决所有问题,决不是只解决政治问题。(pp.43-4549183-184

2. 集权主义(centralization of power)。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权威概念使他们认为“最高权力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容忍多个最高权力中心同时并存。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容忍分权,将会导致帮派之争(factionalism),破坏秩序和谐。这种思想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常常结合在一起加以表达。总体上说,亚洲人为自己从属于一个强大的集体而自豪,所以要求人们对国家、宗族或家庭忠诚不二。相比之下,日本长期的封建传统,使得多个权力中心并存得以容忍。幕府将军只是多个大名中最大的那一个。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多权力中心观也与其家庭结构有关。日本的长子继承全部财产制度与中国诸子均分财产不同,导致了别子为宗普遍;在日本家庭中,父权与母权并存,并相互竞争。集权导致民主实践在中国的失败。(Pye pp.183-191

3. 意识形态化。中国政治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人们把过多的精力用于进行意识形态的论证和道义的(moralistic)证明,而不是关注具体、精确的政治过程。这导致了中国政治的非功利化。在西方,功利、效益和自我表达才是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而中国人则把一些仅具象征意义的事物看得比政治活动本身还重要。但是中国人重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追求理论自身的价值,这与俄国人明显不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争论,总是为政治人物自身的需要服务的,他们很少在实践中严格遵守意识形态原则,中国也许是世界上理论与实践分离最严重的一个民族。(Pye pp.186-187 204-209

4. 人格榜样治国(rule by moral example or virtueous men)。中国人传统上认为,力量来源于道德人格(exemplary moral and ethical behavior),而不是来源于实用主义的功利追求(pragmatism utilitarianism)。而西方人则相反,认为力量(power)就是来源于实用主义的功利追求。(pp.49-50)西方文化中理想的领导人是支配能力强,决策作用大,敏于接受反馈;而亚洲人心目中理想的领导人是亲切、仁慈、善良、有同情心、说到做到、有牺牲精神。(Pye p.28)在亚洲,总体来说,靠人格榜样治国、有德才有威是其共同特征。他还认为,作为一种德性治国论(virtuocracy),“人格榜样治国”(rule by example)从本质上是“反政治”的,因为它的政治竞争和政策选择不以投入-回报为标准,其最大特点就是不把政策偏好和政策选择作为最主要的追求。(Pye p.42)亚洲政治的人治特点还体现在权力高度的个人化(personalized)而不是制度化,也许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选拔过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Pye p.23

5. 关系学(guanxi):他认为,和亚洲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超越私人关系的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personal ties)、国家需要与帮派需要之间的此消彼长。(Pye p. 190)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公开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由于私人关系遭到否定,对于非正式的权力关系(informal operation of power informal types of power operate)该如何发挥作用也就缺乏任何指导原则。然而,这并不等于后者不发挥作用,相反人人都时刻争相使用它为自己服务。为了达到私人需要,他们利用私人关系,瓦解公共权威,导致阴谋、权术盛行。(Pye pp.190-191 291-299

6. 中国政治的“反政治性”:中国的政治严格说来是恰恰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s. Pye p. 42),因为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比政治活动过程本身还重要,不注重政治活动本身的理性化;过于的道德化,不加置疑地强调献身与爱国,而不对政治价值进行公开讨论和质疑;他崇尚集权,害怕分权,不利于政治的多元化,窒息人们的创造力;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价值不敢开放批评,缺乏权力竞争意识。这种权力和权威观念从根本上说不适应于其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他还在其他地方指出,西方人把权力理解为“参与重要决策”(participation in the making of significant decisions),而亚洲人则认为,有权意味着不必亲自费心(to be spared the chore of decision-making),人们在权力阶梯上往上爬的精神动力来源于这样的想法,即有了权力就不必再亲自烦心去作决定。(Pye p.21)西方人认为作决定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被否定让人不快;而亚洲人则认为,作决定要冒风险,所以有权力意味着有安全感,即只要遵守规章就够了,不须冒险。(Pye p.22)西方人不言而喻地把进步等同于个体独立性的加强,但在东方文化中则不然。(Pye p.26

 发转摘方朝晖: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权威?——评白鲁恂《亚洲权力与政治》一书。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30529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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