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经历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对于现状总是有很多的话要说。也的确该庆幸我们如今这个基本可以做到知无不言的时代，人们可以用比较平和的语言说出一些批评和不满现状的话来，这在文革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总是进步了呀。然而我们还是不满足，因为我们这些草民的话似乎说了也没啥用，领导们自有章法，固执地坚持着“几个原则”，喊着“几个绝不”，在那里我行我素。在这种状况下，自己也经常扪心自问，这样的发声有意义吗？我们这些50后，都是过来人，懂得自由发声的宝贵，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普通百姓哪有个人的意志啊，即便是贵为国家主席，也可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沦为阶下囚。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当然要充分行使嘛。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国家的新领导刚刚就位，很多事情的解决要有个过程，要选准时机，过于急迫地着手破解难题，难免会欲速则不达呀。

现在常说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国家的治理和做家务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不同。社会有问题和人总要生病是一样的道理，妥善的治理就是了，但切忌看不到问题的存在。如果因为担心承认问题的存在就被人看不起，而否认问题的存在，拒绝治疗，那一定是要出大问题的。我想，我们目前面临的大概就是此类情况吧。领导们也想把自己任上的事情做好，但体制的局限致使积累的问题太多，在积重难返的状况下，只能是顾眼前了，这或许就是时下“抱着定时炸弹在传花”危局存续的由来吧。至于我们这些草民的呐喊意义，或许会构成某种催化社会变革的环境因素。现在有句“正能量”的社会流行语不是很走红嘛，我觉得来自民间的呐喊尽管有些刺耳，但其中的赤诚之心乃是日月可鉴啊。

说到这里，忍不住要提到一位故人了，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位著名记者写过一篇“第二种忠诚”的纪实文学。相信很多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说“忠诚”的确切含义了，文中在提到雷锋精神的时候，有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雷锋并不是个完人，比如他有句著名的格言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而历史证明，毛的很多话并不正确，盲目的听从自然是并不可取的，雷锋所持的这种态度显然是不理性、不可取的。用现在的观念来解读，自然不会有什么难度了，毛泽东、雷锋都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忠诚也不能建立在个人迷信、不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有过一段新闻记者的职业经历，并也曾以那位新闻界前辈的名言“铁肩担正义，妙手著文章”作为座右铭。但在几年的党报岁月后，我真实体验到了体制内的许多无奈，领导是根本不允许完全遵从真实原则进行新闻报道的，他们的理由非常的冠冕堂皇，那就是：不允许给党的形象抹黑。在他们看来，党领导下的新闻宣传只能是个评功摆好的角色，任何批评都不被允许。这么多年来，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代表的新闻宣传，就是因为坚守着这样的行为底线，才被草民们彻底删除的。

作为中国人，爱国情怀是共通的，不爱国是要被鄙视的，如果有意损害国家的利益，那就是汉奸。在这一点上，相信国人均有着高度的共识，每个人也有着各自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喜欢、擅长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对祖国的忠诚。支持政府的工作，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固然是一种对国家的忠诚；而在充当国家建设者、纳税人的同时，还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社会中的问题、政府工作的不足进行批评，对社会环境的自由、民主、阳光、和谐进行呼吁和建言，同样是一种值得尊重、甚至是更为可贵的忠诚。正是因为这种忠诚的存在和强化，我们期待的改革深化所必须的环境准备才可能会更加充分。想到这些，我油然而生了一种很神圣的使命感：我们并非是在发牢骚、泄怨恨，也不是在空耗感情，我们是在为期待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着重要的环境准备，这样的准备的确太重要了。试想，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长期裹足不前，就是因为利益集团的阻碍啊，一旦民众的呼声异常强烈了，甚至危及到利益集团的核心层面，改革的启动或许才能真正动真格的了。再一个理由就是，高层中的正负博弈肯定处在进行时状态，民众的力量展示越充分，改革派的底气自然才会越足。因此，既然我辈均自诩为忠诚的爱国者，那就打足精神，持续地为改革派摇旗呐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