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改革，人们不由自主想起了中国的新三座大山，即教育、医疗和住房。以教育体制改革为例，其改革的基本内容有三大类，分别是专项改革试点、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以及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试点。虽说自国家实施教育体制改革以来，也取得了初步性的效果。但是随着受教育人口以及高等教育人口等总量的迅速扩大，不少潜在性的问题却开始浮出水面。改革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改革进程扭曲性的推进，改革后的内容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可以说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那么，中国式的改革为何会渐行渐远呢？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阶段性的增长瓶颈，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也开始备受人们关注。其中，经济改革、楼市改革和股市改革成为了人们时刻关心的热点话题。

  谈起经济改革，自然离不开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也许是历史长期沉淀的思维影响，在以往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管理层更偏好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在地方，由于GDP就是代表着政绩，有了政绩就能够实现升迁的目标。于是，地方总是乐于在GDP上下苦功夫。例如，在2008至2009年，中国正面临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威胁，而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速也呈现出快速下滑的态势。因此，管理层启动了四万亿加地方十万亿的提振计划，以实现国内经济迅速走出低谷的目标。然而，在这一次以国家主导的经济提振工程中，基础设施项目成为了核心对象，而大量的基建工程基本属于高投入、低回报的项目。尽管如此，此项投资大计依然能够使当时的经济迅速脱离低谷，完成了管理层的最终目的。说到这里，不少朋友会产生下述的疑问，当时巨额的资金究竟从哪里来呢？而一系列的投资大计又会给地方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紧接上文，面对如此浩大的基建工程，必须动用庞大的资金才能有效推动。而当时管理层为了完成资金面上的补充，一方面加大力度“印钱”，另一方面迅速扩散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等。根据数据统计，2009年的M2增速高达29%。而从近十五年 M2与GDP的对比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十多年前M2与GDP的比值是1：1，如今却变成了2：1的差值。可见，当前国内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而随着中间耗费资源的增加，货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出加速扩散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权力寻租等因素的影响，大量超发的流动性没有充分流通到流通市场中，由此导致物价极度飙涨，代表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屡创新高。

  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地方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以提高管辖地区的GDP增长水平。谈到这里，我们可以延伸至楼市改革的问题。住房问题当属当前中国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随着房价的持续飙升，不少老百姓大呼，按照他们的年薪水平可能几辈子也不能够买下一套房子。住房，作为影响社会民生的问题，也长期受到管理层的重视。然而，当前的中国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景，即房价越调越高。无论国八条还是前期出炉的国五条，新的调控措施出台后并没有有效抑制房价的上涨，反而还成为房价上涨的助涨器。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尴尬局面的发生呢？

  以今年3月1日出台的国五条为例，当时条款中明确大幅提高首套贷款利率以及对出售自有住房按照转让所得的20%计征。然而，从今年三月下旬各地方颁布的细则措施来看，仅有北京勉强执行上述的条款，其余城市基本没有有效执行。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调控政策助涨了一线城市房地产新房价格的飙升，之后还将这种涨势延展至各大主要城市。我们再看一组案例，正如上文提到2008至2009年全球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困扰，而中国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于是，各项提振措施开始应运而生。以当时刺激房地产市场为例，从2008年年底开始，各项刺激楼市的政策开始展现，如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而在2009年1月，七折利率优惠正式出台。到了2009年5月，下调了自有资本金贷款的比例，将保障性住房与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调整为20%，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调整为30%。上述一系列的刺激措施，也暗示了房地产信贷的松绑，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持续回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管理层史无前例地大发货币，2009年M2增速高达29%。面对如此庞大的超发货币，配合当时热钱积极涌进国内市场的大背景，从而造成了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出现疯狂飙升的走势。

  结合上述的两组案例，我们发现国家的楼市调控政策基本对当时的房价起不到很好的抑制作用。而上述案例中发生的时间点均属于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相对不明朗的时期，国家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民生压力而推出楼市的调控政策，另一方面又为经济回升费尽脑汁。不可忽视的是，房地产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占比国家GDP超过7%。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打压房地产，即打压了经济。国家欲想从其他渠道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于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国家为保证经济得到恢复性的发展，不得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明紧暗松。

  需要强调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冷热程度是与地方的政绩紧密相连的。一般而言，房价是由土地价格和建筑物价格构成。而土地价格也很容易让人们联系到影响地方财政的土地出让金。据数据显示，土地出让金占比地方财政收入高达48%。也就是说，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持续性下跌的格局，必将影响到地方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到地方的政绩。网上有一组典型的社会案例，即当地在北京买房，享受着原始价格的优惠，即每平方米5000元。然而，以北京三环的平均房价计算，每平方米的房价高达4万元。也可以这样理解，假设扣除了土地出让金虚涨的部分，中国主要城市的楼价也许会大幅缩水。可见，当前中国房价出现易涨难跌的格局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其一是各项调控政策基本不会有效执行；其二是地方对土地出让金依赖严重，无法自拔。

  除此之外，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就以近几年颇受热议的股市改革内容为例，即股权分置改革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流通兑换问题，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但是却导致了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巨大的成本差异以及未来源源不断的解禁股冲击二级市场。根据数据显示，2005年股改前市场的流通市值仅为8570亿元。而到了2008年，A股的流通市值达到了3.61万亿。目前A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达到16万亿！若以05年的流通市值对应点位来看，当时的平均点位约1200点。如今A股的流通市值暴增近20倍，指数点位却上涨不足1倍！可想而知，巨大的扩容压力导致A股市场缺乏了原有的魅力。另外，根据数据显示，随着解禁高峰的出现，近几年解禁股对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以今年为例，拟解禁的股份数高达4200亿股，源源不断的限售股抛售成为了近年股市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属于近年市场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而随着IPO第一轮财务审核的结束，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也再次成为了市场的焦点。对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方案，讨论最多的当属注册制取代核审制的问题。然而，注册制的实施意味着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的上市门槛，集中式打包上市将严重影响到中国股市的走势。同时，加大监管与惩罚的力度也是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笔者郭施亮认为，在当前趋弱的股市中，贸然实施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发行模式，将会不利于短期股市的运行。

  针对上述提到的三大改革内容，笔者郭施亮认为改革的成败将会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数十年的发展进程，因此在改革中必须做到三点，即敢于踩改革地雷、勇于切断利益链条和坚决打破历史沉淀的后遗症。

  在经济改革、楼市改革以及股市改革中，经常会涉及各方面的利益链条。例如，在经济改革中，长期以GDP衡量政绩的现象也是制约着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因素。正如管理层所言，未来将逐渐弱化GDP，强化克强指数的指导意义。的确，敢于提出这样具有前瞻性的言论就是代表着进步。以往单凭GDP数据就衡量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否，难免有点脱离实际。如今，以耗电量、铁路运量和贷款发放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的确更具有可行性。另外，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预期下，必须改变以往过度强调投资拉动经济的思路。投资、消费与进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必须得到均衡式的发展。根据数据显示，发达资本国家在三驾马车中更强调消费的占比比例，一般的占比份额高达70%以上。相反，中国在提振消费的力度上就颇显不足了。随着未来城镇化的不断推动以及中国经济的逐渐转型，大力发展消费才能够从本质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再者，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国家过分强调国有企业的发展，将全社会最优质的资源提供给国有企业，而压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的民营企业担负着80%以上的劳动力，而国有企业仅仅担负着较少数的劳动力人口。值得一提的是，拥有着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出现倒闭的被动局面。因此，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提高社会工作效率，让企业得到充分公平的竞争才是未来国内发展的必然趋势。

  又如，在楼市改革中，必须敢于破除地方崇拜土地出让金的思想。虽然说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这种价格阻碍因素的长期存在，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高居不下。为何楼市改革越改越差，楼市调控越调越高，就是因为改革调控涉及了最根本的利益问题。地方当属利益的最大受益者，肯定不会轻易采取行动切断自己的财政收入来源。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敢于接受GDP快速下降的现实，只要国家放弃对GDP数据的盲目崇拜，也会对地方起到示范性的效应。可以这样理解，一旦管理层放弃对地方政府纯GDP数值的考核，地方放弃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那么房地产价格也必将下降。届时虽然会引起国内经济出现大幅滑落的局面，但是却对社会民生起到更有意义的影响。

  最后谈到股市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对股市影响最大的是源源不断的大小非解禁，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对股市影响最大的是集中式打包上市对二级市场的冲击力度。针对上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以优先股改革措施来抑制大小非解禁对股市的长期冲击，以强化监管处罚来减缓集中式打包上市对二级市场的冲击作用。

  采取优先股最大的好处是控股股东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抛售股份，并且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没有投票权等权利。此举也于近期得到管理层的肯定，并称将会在成熟的时点推出。如果优先股制度能够及时推出，必将大大减缓大小非对二级市场的冲击影响，对股市形成长期性的利好。不过，对短期而言，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大小非的抛售力度，增加市场的抛售压力。另外，针对未来可能实施的注册制制度，即降低上市公司的上市门槛，采取集中式打包上市的方式。此举可能会让投资者担忧集中上市后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会否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同时，由于采取集中式打包的方式上市会否将影响到二级市场的走势。因此，笔者认为，管理层强化监管力度，严惩造假违规的上市公司就显得非常关键了。当然，在强监管严惩罚的背后必须建立一套可信度很强的法律制度，否则一切的言论只能理解为忽悠大众的口号。

  中国式的改革为何渐走渐远？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管理层不敢踩改革地雷、不敢切断利益链条以及不肯打破历史长期沉淀的消极性思维。不过，随着新任管理层对问题的重视，他们必将实行更有效的改革方案，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