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知人善任八法述要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就知人识人问题都有过精神的研究，我们的组织部门以及参与反腐的大众都有必要接见和学习古人的识人术。

 在古人看来，知人是最难的一件事。如庄子就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诸葛亮也说:“夫知人之性址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尽忠者。”所以古代思想家在如何鉴定人格的问题上多有探讨。如孔子、庄子、鬼谷子、韩非子、吕不韦、王充、诸葛亮、魏征等分别提出各自的人格鉴定方法，又称知人法，兹列举如下:

    (1)孔子的“听观法”。孔子不仅从多角度提出知人的依据，而且还提出自己的知人方法。他认为，知人不能只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即“观其所由，察其所举，视其所安”。只有将“听言”与“观行”结合起来，长期考察，才能知人。

(2)庄子的“九征”法。庄子认为“人者貌厚情深”，所以知人甚难。但并非不可知，于是他提出知人“九征”法。他说:“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

(3)鬼谷子的“揣情术”。鬼谷子发明了一种知人心理的“揣悄术”。对此，他解释道:“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悄，必以其甚俱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失其变。”这里的“欲”是指欲望、爱好;“恶”指厌恶。就是说，通过观察人在极高兴或极俱怕时的好恶表现，可以了解人的内心真情.故名“揣情”。

(4)韩非子的知人术。韩非子提出御臣七术，其中“三术”是讲知人的方法.韩非子说:“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其中的“众端参观”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考察臣子的言行;“挟知而问”就是明知故问;“倒言反事”就是正话反说，正事反做。后两项用来考察臣子是否忠诚、可信。

(5)《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法。《吕氏春秋》写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札，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指邪念)，怒之以验其节.俱之以验其特(指一异才能)，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此说是对庄子“九征”法的发展。

(6)王充的“以言观心”法。王充，东汉杰出的思想家。他在《论衡》中提出“以言观心”法.他说:“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兽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醉也;心不善，不能善。心善则能辨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故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正是审明，则言不须繁，事不须多，故日:‘言不务多，务审所谓，布了不务远，务审所由’。”

(7)诸葛亮“知人七法”。诸葛亮一方面强调知人之难，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实，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日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约定之意)之以事而观其信。”不难看出，诸葛亮的“知人七法”是对庄子、吕不韦、刘动等人知人之法的发展。

(8)魏征的“六观”法。魏征，唐太宗时代杰出的谏臣，博学多智。他在贞观十四年_L太宗疏中提出知人“六观”法。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不为。”

综观占代思想家的人格心理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先秦、汉魏六朝和唐代。唐代以后，少有惊人之说。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走过鼎盛时期以后，’其思想领域也在承袭旧说中走向衰微。比较来看，我国古代的人格形成、分类、鉴定思想多有独到之处。有些间题，西文现代心理学家还在研究之中，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却早已以狱体思维的方法跨人了真理的大门。如鉴定人格的情境法、诗文书画分析法等。所以，总结并继承我国古代这方面的优秀的思想遗产，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