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一词人人喜欢，但各怀心事各有理解。其实，作为居民个人，关心的首先是个人的发展，而不是他人是否发展以及国家整体是否发展。

发展，本来是有内在原动力的，那就是人的趋利本性，这个本性从未改变过。因此发展是不需要外力推动，由此可知，一个国家和执政党把发展作为一个目标和任务，纯属多此一举。只要国家不对居民的个人发展设置障碍，它就会在个人本能的引导下自我发展。国家的责任仅仅是尽可能削弱和纠正个人发展当中对其它个体的发展的损害和影响，也就是保证个体发展的公平性。

关于个人发展的动力，先贤总结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这个认识在当代中国被大力发展私有制的人士广为引用，几成定理。但是，这个定理其实经不起认真推敲。

出门在外遇到陌生人，相互一介绍若是一个姓，接下来多会寒暄一句：五百年前是一家啊。于是乎距离似乎一下子亲近一些。

五百年前是一家，然而，潜台词不就是说现在不是一家了吗？

“一家”是什么意思？亲呗！亲人就不分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而今不是一家人了，自然就生分了，就有了你我之分了。如果遇到财产之类就可以拉下脸皮争个你死我活了。

在想当年还是一家人的时候，这个家的家长就有一颗恒心，要置办一份恒产。恒产之恒当然不止是百年大计，而是千秋万代，远远超出五百年。上至帝王江山千秋万代，下至百姓子承父业，都憧憬着恒久。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很多家族的产业能够恒定上百年就不错了，有些创业人尸骨未寒子孙们就开始为分割财产而反目成仇了。绝大多数家族要不了两百年后代子孙们都形同陌路了。

仔细分析，恒产一词其实本身就存在着内部矛盾。孟子所谓恒产之产，当然是指民之私产。而“恒”自然是说产之归属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如果“产”的所有者一直不变，比如没有五百年前后这种变化，一直都属于一家人，也不论这个家有多么庞大，那么，不论产业的价值大小如何变化，总之都恒属于一个“业主”，这才称得上是“恒产”。

然而，一方面，价值是不稳定的，是历史可变的，不仅仅是承载物的物性会随岁月而改变，即便是它不变，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价值认知也是随时间推移会发生变化的。老一代人处心积虑置办的产业到了后代那里可能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产业所有者自己“恒”不了（尽管一直都有这种期盼和梦想），自己的基因虽然可以传下去，但是后代们只知道五百年前是一家，五百年后已经是N家了。五百年前恒在一家之主名下的那份“产”早就分崩离析了，何“恒”之有？

中国古代礼仪对于亲情和血缘有一个颇为符合现代生物遗传学理论的说法，叫做“出五服”，《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也就是说，五代之后就不算是亲戚关系了，五代之后的同族人去世了自己连服丧的义务都免了。

五代人有多久，短的不过百余年吧。也就是说，在伦理习俗上百余年前属于一家人的恒产，在远远要不了五百年的百余年之后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析分变更了。如果我们知道再曾孙之后的后人形同陌路甚至互为仇敌，自己置办的这份产业注定要被一群彼此生分的人所分割，还会对“恒产”有“恒心”吗？

然而，真正具有“恒产”的性质唯有“共产”和“公产”。就像国土可以较为恒定地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一样。

日本人对于私产的非恒定性以及公产的恒定性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就把原在私人名下的中国钓鱼岛收归“国有”，意图通过这种办法使得假“恒产”变成真正“恒产”，达到永久霸占之目的。只要日本国不亡日本人不绝，就可以把钓鱼岛恒久地看作是日本的恒产了。

然而，“共产”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几经挣扎也曾经辉煌之后现正处在河西低谷。五百年之后早就不是一家人的人们都在为私产而劳碌而争夺。连以“共产”之名而立的执政党也在顺应民意而大力推进私有制进程。追求明知道恒久不了的恒产的人都在对真正的恒产虎视眈眈，一心想把它变成实际上无法恒定的私产。

在抛弃了“公共”财产观念之后，真正的恒产也就不存在了。千万不要认为属于自己国民的财产就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资本的拥有者虽有国籍，但是资本是无国界的，所以记在私人名下的资本可以被弄到国外洗白，可以卷逃到国外定居，可以到国外去投资。

那么，以往以虚幻的恒产作为支撑的恒心现今该何以聊慰？面对人生几何，怕只有曹孟德的“对酒当歌”了。

“对酒当歌”是曹公的老套陈词，现在是否有时髦的说法？是否叫做“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刺激消费，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