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陈伯君的烂文
栗彦卿
以下是陈伯君的原文，括号里面蓝色字是我批判的文字。
改革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XXXXXX
——论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
作者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
提要：中国改革的历史，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探索到建立再到完善的历史。所以，改革就得不断破除传统体制、传统观念。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就没有社会制度赋予的政治合法性；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改革就寸步难行。改革近30年来，始终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式的理解”还是针对中国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的理论交锋。每一次理论交锋，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胜利，为体制改革提供政治保证，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新的解放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改革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解放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破除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体制和观念的历史，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的历史。坚持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是确保改革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经验。
改革步入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发展很不平衡”。在社会领域，随着新兴阶层迅速崛起，形成了一个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差距拉大，重特大群体性冲突事件时常见诸媒体，埋藏着社会动荡的隐患；在经济领域，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宏观经济“三热”（投资增幅仍处高位，货币信贷增长仍然偏快，贸易顺差仍在扩大）持续攀高，预示着经济危机山雨预来。如此悲喜交加、令人晕旋的局面究竟是不是改革的必然形态？中国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适值中国改革进入30年，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改革，特别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作为指导和推进中国改革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成为思想交锋扣动时代心弦的最强音。
当前，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议论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中国社会结构了发生深刻，中国已不再是社会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实践中早已经边缘化了，中国改革实践的发展实际上是“打左灯，向右拐”。
认定改革实践偏离了社会主义航向，认定指导思想已经非马克思主义化，这些都是对中国改革最具杀伤力的思想和言论。因为这些认识将导致人们质疑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如果总是回避对这些思想观点的争论，那么，未来深层次的攻坚改革就很难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形成合力，化解矛盾，实现预期目标。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改革，归结起来，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作为指导和推进中国改革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本文认为，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首先要看发展的大局、改革的主流，看涵盖大局和主流的总体趋势，看这些指导思想对实践的影响。
就总体趋势来看，有四大成就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力空前活跃；因为改革，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因为改革，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因为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中国进入民主法制社会。（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西方发达国家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现实是，我们往往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有时连生产力也不是，纯粹就是机械的GDP，而忽视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前提。）有了这四大成就构成的总体趋势，其他再重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再重大的经济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在民主法制的框架里解决。至于改革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只能依照邓小平提出三个标准来衡量：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同上）根据这三个标准和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得出如下结论：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为指导和推进改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改革的政治合法性不容质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进改革，是改革得以不断深化、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重要经验。
一、解放思想、创新理论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前提和先导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就此而言，“三个有利于”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中国，离开“三个有利于”，离开实事求是，实践证明，再美妙的理论，都可能误国误民误事业。
改革正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
实事求是，实践在发展，理论也必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就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的共识，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启动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奠定了基础性理论。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论述，那就是用计划经济来解决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遵循这一思路，参考苏联模式，发展计划经济，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由于中国不具备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计划经济，只能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一厢情愿、充满浪漫色彩的经济。事实也正是如此，计划经济的发展，事与愿违，二十多年下来，人民群众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匮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错，不全面，也不科学。马克思设计的计划经济，由于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实际上更接近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而计划经济的实际实施，并不是首先在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近代追赶式发展过程中的德国、日本。苏中核心的问题，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错，而是这种经济体制处于高度官僚集权的不合理的政治管理体制之下，这才是最大的错误。且，苏东由于这个不合理的官僚专制，已经内部复辟，中国也是渐进性资本主义复辟。）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即使后人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找到了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并没有充分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放屁，马列已经再明确不过地说过，要真正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必须拿东方的先进的民主政治管理体制，切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先进的科技生产力有机结合。但是，我们，包括前苏联、中国，实行的是不是切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先进的现代民主政治管理体制呢？没有，事实上是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官僚专制。）苏联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苏联模式70多年的计划经济实践，最终却以大悲剧结局。一个经历了各种各样严峻考验而强大的苏联，最终竟在一夜之间解体，（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就在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没有民主权力，没有得到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和领导，真正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力量没有显示出来，没有像反抗法西斯侵略那样显示出来。）昭示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与产生这个必然趋势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两者之间内在的、深刻的矛盾，昭示了历史条件的重要性。（这是放屁，是故意降低共产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性，是崇拜历史自发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
改革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还没有发展出现前苏联经济社会那样严重的矛盾和问题，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突出，显然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力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人民物质生活连日需品都严重短缺、政治无序的现实。（混蛋，这里逻辑颠倒，是不合理的政治管理体制下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而不是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因为，阶级社会，首先是阶级统治，是国家在管理社会，管理社会生产力。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得不优先。不是“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力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人民物质生活连日需品都严重短缺、政治无序的现实”，而是依然旧式的官僚专制、官僚主义、官僚政治，无力也无心提高人民大众的民主政治（是官僚民主，非人民民主）和生活水平（贫富两极已经严重分化），无力也无心改变中国的经济附庸地位。当前中国就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西方大资本的打工者。）中国必须实事求是地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解答的地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没有解答的地方，闯出一条新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由于这一创新，终结了苏联模式（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幼稚，极端发展，非左即右，依然是官僚政治的产物。与改革前毛泽东官僚政治下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政策的出台模式，一模一样。），开启了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纪元。改革，探索，历史地提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领导者面前。
注：陈的原文还很长，不过，不再值得我去继续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