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原创 | 2011-02-04 09:15 | 收藏 | 投票 修改 关键字：胡志平 民主政治 知识群体
胡志平
（注：本文曾经发表于2011年2月4日，读到的人极少。今再次发表。）
春节，人们用不同方式祝福新春，我用此文祝福祖国科学发展的春天来临，且将持续迎来温暖的春天！
2010年，当河南省某官员面对为民生奔走呼吁的记者发出“你是为共产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疑问时，我感到秋风萧瑟，如今县处以上官员文化水平都在大学以上，何以在民主进程中变得如此素质低下？当京城的造假精英XX为自己拥有“打工皇帝”桂冠而感到自豪且不惜一再做假账死守“皇帝“宝座时，我感到冬天来了，并非是民族脊梁的人格却拥有京城人杰之名分，还拥有优势话语权可劲地召唤后来者：“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当主张“应该把中国分裂成至少七八个国家”的刘晓波，被美国议会奉为“民主斗士”而一再受到舆论追捧时，我感到冬夜漫长，刺骨寒冷，中国有了刘晓波就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么？难道中国人应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就是这般模样？
我把上述三种人分别称之为：官奴、钱奴、洋奴。这听起来有点尖刻，但不妨听进去为好，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成为“名流精英”的人还是正在努力晋身的“后备精英群体”，他们中，能像钱学森、巴金、袁隆平、吴敬琏等一样一生坚守独立人格的人只占极少数，尤其在当代。包括笔者本人在内，也同样是“奴根”未净的人。
不过，相比前述“三奴”，笔者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下过岗失过业，深知当今人才流动的高昂代价。维持生计，必须在岗，所以许多人同我一样甘心做“岗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不独立，之初就源于成长过程中的基本需求。首先，为求得一个体面岗位，不得不做应试教育的“学奴”；求职后，因人才流动成本过高，又不得不做一个困守一职的“岗奴”；接着为了成家安居，又耗尽财力争当“房奴”。像我，目前就处在做“岗奴”已临近退休而做“房奴”则远未解套的“上升末期”。在这种压力下，知识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很难保证自己有朝一日不扭曲身段，不被奴化，不卖人格。
人格独立，对社会环境和社会进步有要求。当我们把这个国家权力结构最真实的一面勾画出来时，请读者用平常心来看待，因为下面的事实既有当今时代的巨大进步也有封建阴影的重复再现，它造就了许多人的奴性人格。
面对陈旧与落后，人们不必过于敏感，悲悯时艰。笑谈危机重重，施政举重若轻，只要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正视现实，顺应民心，善于在改革中做“加减法”，一切可能激化的矛盾都会在发展进程中逐步消失。
中国现实的权力结构并非是中外学者和《权力结构论》所判定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如今，高层权力架构加速了党内民主建设与党内外法制建设，但中下层权力结构则部分停留在“裙带关系网”、“权钱交易网”以及包括西式精英网在内的“三网合一”的杂糅政治体制中。健全的与变异的两种体制架构分别代表多数人利益和少数人利益，同时，高层政体与中下层“三网合一”政体间，既相互联系也存在着复杂交错的权力“断层”。这种断裂政体的产生，起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六四”动乱发生之后。当时，中央领导在匆匆交接权力过程中，针对高层做出了果断正确且深入人心的“政治安排”，但当时并未明确告诫各地：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安排”适用于全局政治稳定也代表了人民大众利益，类似的“政治安排”只能用于高层人事和特殊政治背景。
中国的国情是，上面有什么下面学什么。此后连续10多年，中下层一把手都开始为“一己队伍”轮番作“政治安排”。由此形成了部分中下层权力结构“三网合一”的杂糅体制结构。在人事上，基层小民主传统一度丧失，民主评议干部、公开备选人的出身背景和规避利益关系等，这些曾经有效的制度长期被废止。“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记忆中，曾经被文革践踏过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此时，则蜕变成了“民众服从官员，下级服从上级”两条纪律，且用到极致至少10年。在中下层，以权力资源为核心的各种社会资源日益集中到“三网”体制下的少数群体中，利益阶层趋于固化。
由于制度规则不完善，中央权力不通达，当代知识群体多数正在丧失社会资源占有权（包括话语权、管理权、决策参与权），他们身处一种为权势为岗位为房贷所困的类似环境。面对利益阶层的固化，许多人接受一种现实：不自损人格，不趋炎附势，很难改变身份。于是，体制中的批量知识分子甘愿去做“人前风光人后落寞”的洋奴官奴钱奴，只有少数人视事业崇高，忠守不渝，以淡泊名利保持着内心宁静。我大概介于两者之间：一面攒装修钱为“房奴”解套而谨小慎微做“岗奴”，一面织“围脖”撰“博客”理直气壮描述中华复兴之路，书写真实空间的虚拟人格和虚拟空间的真实人格。
这就是现实！中国民主进程还需等待中等收入阶层艰难成长。如果知识群体不能成为我国中等收入多数，如果中等收入多数都是被掏空人格或财富的一副奴相，如果知识群体多数在其成长壮大过程中失于人格完整和人权完整，那么，任何民主政治模式被搬到中国都只能是少数人的政治游戏。
中国民主进程的最艰难一步，是唤醒中下层知识群体的人格独立。实现这一步，除要求个人品格须挣脱漫长的封建制遗传给我们的非独立人格的束缚外，制度方面也需切实保障进入社会的知识群体一生中，不因权势而产生就业忧患、岗位忧患和无序流动忧患，让竞争充满阳光，使多数人既有条件进入、也能依赖制度巩固自己的中等收入地位，即依靠做“加法”的办法打破利益阶层固化，加快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而不是默认、放任利益阶层固化的严峻现实，让人们永远在类似封建传统的竞争中，拼爹、拼钱、拼奴性。
日本，采取“结婚妇女全回家”的特殊办法把更多发展机会均摊到每家每户，用“男尊女卑”换“机会公平”，中国做不到。尤其这样，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要听得进哲学家的劝告：中国人口众多，她容不下超过15%的人拥有主动竞争和主动超越的强烈愿望。少数人在市场竞争中主动进取和超越，多数人处在被动或常态状态下，这个社会才能保持既有充分活力又有大局稳定的局面。否则，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全民“下海”，人人竞争，那就是动乱的开始。人口众多的中国，没有那么多资源和机会去保障超过15%的人都得到与他们的超常付出和愿望相称的回报。愿望多了会人气爆炸，人气爆炸自然机会不公，机会不公就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又导致丑事恶事腐败行为堆积如山。
在相对机会稀少、且竞争激烈的社会，唯有权力炙手可热，唯有手段恶劣和揽权、租权可“胜者为王”，贪腐和奴性成了所有“胜者为王”信仰者的秉性操守。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社会竞争是类似于“差额选举”一样，有显著差额但差额并非恶性悬殊的良性竞争环境。祈愿能者进取，多干多得，效率优先；祈愿当多数人把机会让给少数人后，他们不被富人抛弃，能享有制度给予的公平。
对知识群体来说，“人格独立”指的是一种无媚骨不逢迎不依附的秉性操守。表现为不屈服于国际国内和眼前任何权威、势利而独立思考，敢为时代潮流、阳光事业和人民大众利益坚持真理。
人格独立的人，与他国、与上司、与富人相处始终秉持“和而不同”原则。对他国之长好学而不硬套，吸收而不照搬；对上峰指令服从而不盲从，受命而不唯命；对官位和金钱意图而不贪图，受之而不擭之；即便是对最崇敬的权威和师长，也同样不搞亲密无间的过从关系，尊重而不迷信，遵循而不教条。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在颂扬领袖与伟人的丰功伟绩时，也能清楚看到他们的差错；在敬仰先圣与权威的不朽思想时，也能仔细辨析出难免的缺陷。
独立的人格，是创新思想和创造性思维的人品基础。成大器者，必先人格独立，然后才能有原创成果。如果有依附“权势”的人也“取得”学术成果，不用调查考证即可判断是学术腐败。人格独立，又是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关系、国与国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人与人、国与国只有“和而不同”才能相互尊重，只有相互尊重才能容忍分歧，并在相向而行中逐步化解各种矛盾。人格独立，也是民主政治的人性氛围。领导身边有这种氛围，才有人敢讲真话，不怕犯颜，党员干部队伍才可避免因小错失于警醒而酿成大错，因小贪失于小察而养成大贪。如今在我们的知识群体中，这种氛围还有吗？
反过来，则是非人格独立的人身依附品格。在国际关系中屈服强权，在社会关系中屈服官品，在人与人关系中逢迎势利；见谁撒钱就媚眼向往，见谁势大就媚骨投地。这种“一边倒”的屈服顺从，并非“二合为一”而是“抑一从一”。它不是一种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矛盾经过调整趋于良性互动的可靠关系，而是一种促成霸权意识膨胀、支撑长官权力肆虐、刺激贪图意识蔓延的“奴才伺主子”的庸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奴才越显奴性，主子越显尊贵；奴才越是逢迎，主子越是昏庸。中国人显达富贵不过三代的原因，正是奴才伺候的结果。看看2003年有中国“官奴”在县府门前刷出的大幅标语：“政府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你就能找到历代封建王朝“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的真正原因——是奴才们的“经典思想”逢迎与香薰的结果！
承认“和而不同”，严守国格尊严，坚持人格独立，才能使矛盾与分歧摆在明处，并坦诚相见，肝胆相照，求同存异。而以奴性逢迎，抑一从一，百忍千忍，最容易掩盖真实存在且可愈藏愈烈的尖锐矛盾，也是对抗性事件爆发的根源之一。所有奴才弑君、穷人造反的故事都是这样发生的。
中国依靠和平发展道路选择渐进式民主政治前途，还要作出相应铺垫的另一种抉择是：知识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应该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
不做洋奴官奴钱奴仅仅是成为“中国脊梁”的前提条件。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维护人民大众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我国基层民众的多数在表达民主意愿上并不具备知识群体的主张能力和知识储备，如果脱离他们搞民主，那就只能是谁能说会道，谁的知识储备多，谁的学历文凭高，谁就拥有民主参与权，这也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道路似曾经历过的两百年曲折动荡的初级形态之特征，即少数精英群体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忽略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力和切身利益得不到充分表达和及时维护的不稳定的民主政治形态。
美国迈过不稳定的“初级民主政治形态”阶段，是在高等教育全面普及和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以后。日本则是采取“婚妇全部回家”的这种他国无法借鉴的特殊办法把最基本的公平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均衡到了每家婚男而奠定了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基础。中国人口众多加上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若处理不当，就很难避免知识群体面对“强权”和“势利”，有人因洋而奴、因官而奴、因钱而奴。因此，首先不能学美国从精英式民主政治起步，否则，陷入两极分化的动荡局面将比美国更漫长；其次，不能学日本把婚妇全部赶回家。同时还要看到，中国基层民众即便是都不善于主张民主权利，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是不能被忽视的社会稳定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始终在演示一个真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
人类社会原本是一个“民本”为基的社会。自然而然的人类史渊源早就奠定了顺应民心即为“天道”的不可违抗的社会变动规律。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沉淀积累最早。炎黄至今的历朝历代，每当“民本”之基被各级权力肯定和维护时，也是这个朝代政通人和、欣欣向荣时期。相反，每当国之基础被各级权力否定并不慎破坏时，便是当朝走向衰落、分裂，或社会弊端开始积重难返，或陷入积贫积弱和战乱不止的时期。
由于封建制强调以“皇家”为国家，以“皇权”为正统，这导致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虽然来自民众或曾经贴近民众，但却又不可避免很快脱离人民；民本基础在动乱后得以恢复，又在回复后逐渐丧失。千百年来，封建制中国没有百姓说话的权力，造成中国基层民众历来不善于正确主张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走投无路时却善于揭竿而起。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和为再度建立另一姓氏王朝引发的各种社会动荡，实际上都集中反映了民间期望国家回归“民本”为基社会的一种重整山河的强烈愿望。问题是，封建制永远摆脱不了皇家与皇权悖逆人民的“痼疾”，于是，重整山河的分裂和动荡也就在中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不论盛衰兴亡怎样更迭，我们从历史中都能看清一条主线：在中国，只要各级权力作用力悖逆了基层民众利益，必定酝酿各种动乱甚至分裂和战乱，也一定在不堪承受的动乱之后重新回归到国基理顺、再度安宁、再度强盛的良性发展局面。中国封建史可让我们更深刻领悟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深刻含义并非是简单地照搬现成的民主政治形式问题。民主的本质，是维护人民利益并使各级权力意志持久保持不脱离基层民众意志。用制度保障权力与民意相互沟通、与人民利益协调一致，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内容。
但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其必由之路是要先造就和培养一支“中坚力量”做肩负人民利益的“脊梁”和联系基层民众批评与呼声的“桥梁”，这只有知识群体中的先进分子才能够担当。这种“中坚力量”必须与基层民众相结合，熟知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具备与百姓相近的思想情感。他们乐意为不善于主张权利的基层民众主张权利，他们不畏权势并善于引导基层民众运用法律手段有序化解社会矛盾，他们向往把自己的知识才能运用于科技实践和社会实践，他们甘于用自己的才智为基层民众架起致富的桥梁。
昨天，笔者在网上读到一篇大学生村官撰写的“郁闷文章”。这位“村官”直陈心中的苦闷：“把大学生下派到农村究竟是为什么？是为国家缓解就业压力还是我们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是权宜之计，我的工资不高不说，养老保障、医疗补贴、住房补贴一样也没落实；如果是在此长期就业，何以解释我的专业对口？我真的不知道把大学生下派到村里能有什么用场？”种种郁闷，只是还差一种郁闷：何没想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相比自己更难？
自孔子办教育两千年来，中国至今没有解决好如何办好教育如何育人问题。科举入仕，为官则荣，官贵民贱等习俗，造就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思想、人格很难独立和视“势”而偏激摇摆的依附品格，秉性遗传长达数千年。改革开放前，极左路线对知识群体采取歧视性改造，视为“臭老九”；改革开放后，又一度宠为“天之骄子”，不幸酿成了脱离民众、脱离国情的精英情绪。
老话总是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千年封建史恰恰应了这句话，使中国总是在兴而覆亡亡而复兴中徘徊！笔者此前文章也提到过，封建社会“树人”和治国确实只用了半部《论语》，即《论语》中先圣之言之行的那一部分。其实，《论语》所成就的伟大思想属于撰写人与孔子共同的智慧结晶，它的“另半部”并非权威言论，而是批评权威与圣人的不足和缺陷。
一是类似于当今袁隆平的那位古代农业种植能手，批评孔子办教育连当时农村最需要的农业科技教育都没有，令士子们“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因《论语》中的孔子面对批评“无语”，导致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科学技术教育同样“无语”。《论语》中，那位老农比袁隆平更伟大，他在没有“科学”一词的时代，对科学问题表达十分准确：分五谷，与分基因、分元素、分矿石、分粒子一样，是科学教育和科研方法的核心问题，人类科学的发展轨迹恰恰是从纷繁的可见事物“分”起，一直分到看不见的基本粒子。如果，早有统治者如上述解读，真正读懂了《论语》，中国科技创新何至于发力太晚？我记得直到1974年，农业科技站才普及到我的家乡村队，谁能否认这不是共产党、新中国的功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中，圣人权威的话总是被奉若神明，而代表基层民众的批评建议则被置若罔闻。权重言重、人微言轻的官奴价值观在当今官场既普遍又严重。
二是《论语》中也记载了类似于当今上访事件的一干民众围攻孔子及学生一事，孔子最终也没有弄清楚民事冲突究竟与他周游列国何干？这恰恰显示了中国知识群体和名流精英只求自己为官、显达、脱离民众情绪的一种常态。
半部《论语》何以治天下？体恤民众的批评建议和权威思想观点两者结合相融，才是政治家、教育家应所关注的《论语》思想之全部。我相信那位郁闷的大学生村官最终会找到与民众、与实践相融合的奋斗目标。郁闷好！没有郁闷何以成熟？不过，有人在郁闷中从此消沉，有人在痛苦后涅槃重生。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你为自己郁闷了，还为谁郁闷过？如果郁闷只囿于自我群体，你无疑也是一位西式精英和西式民主政治的“后备选手”。
本文尝试运用辩证逻辑阐述民主政治问题，把人格独立和摆脱洋奴、官奴、钱奴的依附品格视为民主政治问题的前提条件。这就从另一面看到了西式精英仅以照搬模式假定单一大前提的“民主政治”之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结论有误。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回答：民主政治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民主进程中最大障碍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回答：中国知识群体尚未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是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
……在中国，以洋奴哲学思想创立民主政治将永远屡试屡败；用西腔洋调唱衰共产党地位同样几率为零。天下有许多难事，其中，用美国三百年的文化底蕴阅读五千年的中国国情则是天下最难最难的事。如果无视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刚刚摆脱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也就无法理解她的民主政治使命的艰巨和伟大。
胡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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