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寻找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基础”
中共六大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首要问题是寻找出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新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也发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大屠杀事件。在广州，李济深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仅7天就抓捕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达100多人，著名共产党员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5月13日，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5 月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部下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也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去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略内部的巨大的变动与分化瓦解。7月5日，注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工会会员由革命高潮时期的300 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基本上被解散。30 多年后，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回忆当时的悲惨情景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共产党就像一篮子鸡蛋， 被摔到了地上，绝大多数都被打烂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和争论。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幻想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像俄国十月革命寻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这实质上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译站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这时，党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并且缺乏党内斗争的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艰苦斗争中，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二、党的六大的召开
1、党的六大的酝酿和准备
八七会议，最早提出召开党的六大的问题。1927 年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对六大召开的时间、代表选举法、议事程序等都作出明确规定，但在会议地点的讨论上，有人建议在澳门，有人建议在香港，只是这些建议都未被大会采纳。眼看离会议召开的预定时间越来越近，而国内形势依旧严峻，中央领导几经权衡，最终确定六大于6 月在莫斯科举行，并于1928年2月13日向共产国际发出请示电。共产国际接到中共请示后，认真加以研究，并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共六大问题的报告。鉴于国内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 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
会、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 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
及时指导，1928年3 月，共产国际正 式 回 电同 意 中 共 六 大 移 到莫斯科召开。要求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提前到莫斯科做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同时还点
名要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会议，但遭到陈独秀拒绝.4月 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
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2、 六大代表秘密奔赴莫斯科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经陆路去莫斯科的。走陆路的代表为了避开特务跟踪，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信物。到满洲里下车后，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整整坐7天车才到莫斯科，再由马套车送到开会的地方。
一位六大代表唐韵超回忆说： l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l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与先期到达那里的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接上了头。张国焘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傍晚，我回到旅馆，把中央的要求向他们4人做了传达，之后他们先期过境，我则留在了哈尔滨。 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面。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大约是5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运行才到了莫斯科。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木架子马车把我们一行拉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
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夫妇的经历。据邓颖超回忆，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扮作古董商人夫妻，乘坐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前往大连，“当轮船刚停到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问你们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邓颖超说：“……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恩来应立即回片。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
“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瞿秋白也有过类似的插曲，凭着长期白区斗争的经验，同样甩掉了敌人，闯过了险关。
3、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党代会
斯大林在六大召开前几天，专门抽时间会见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作了较为客观和正确的评价。后来，斯大林又委托布哈林以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政治谈话会。共产国际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布哈林主持、有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洪贝尔德罗、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米夫等参加的委员会。这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旧式贵族庄园召开。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幕，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著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盛岳，在谈到“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写道：大会起初发生的一场争论，也许最能说明代表们思想混乱的问题。一些代表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仍然正在到来，而另一些人争辩说，革命正处于低潮，加以反驳。还有些人在两种相对立的立场中调和折中，宣称眼下还看不到高潮正在到来，但可以看到“一些泡沫”……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争论，有个出席大会的人归结说，大会要不是在莫斯科召开，这个争论就会带来大祸，必然会造成党内无法挽回的分裂。然而事实证明，最后布哈林还是设法把两者调和起来，使大会多少还能按照议程有秩序地进行下去。
经过24天的紧张工作，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等16个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的一系列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在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向忠发无法驾驭党的全面工作，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在党内只是一个摆设。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实际权力，“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原因。
尽管“六大”存在上述缺点，但“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三、关于六大的几个问题
1、斯大林与党的六大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２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在谈话时，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亦即“高潮”与“低潮”的问题。在座的中共领导人中有些不同意斯大林说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看法。据说，李立三曾当场问道：现在中国到处都有工人斗争和农民起义发生，这怎么是低潮呢？斯大林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取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几道波浪式的曲线，又在曲线最低谷画了几朵浪花。斯大林把纸递给大家，说：“你们看，低潮时，也会溅起几朵浪花。”
在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斯大林是“最高权威”、“世界革命导师”。这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斯大林的这些论述，为中共六大定了基调。６月１４日和１５日，布哈林又以共产国际书记的名义召开了“政治座谈会”，与中共代表座谈各种问题，帮助中共统一了思想。
有关中共六大的材料和文件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原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
2、 党的六大对“左”倾的批判
中共六大严厉地批判了“左”倾盲动错误，要求全党重视反“左” 。 六大期间，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和“左”倾盲动错误成为会议的主要内容。会议代表在发言中，反思了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所走过的道路，认识到“左”倾盲动错误同右倾错误一样，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在六大通过的决议中，深入分析和严厉批评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关于盲动主义，决议指出：盲动主义是不顾群众力量、不顾敌人力量的少数人的军事冒险，表现在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暴动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地准备暴动，而是依靠少数革命党人实行军事冒险。盲动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是相反的。关于命令主义，决议指出：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的指挥群众、强迫群众。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的任务不能并存，反而使群众工作受到非常大的障碍。决议认为，目前党内最重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因此，党在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同时，“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1应该说，六大对“左”倾盲动错误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将反对“左”倾作为全党在今后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也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但中共六大存在一定程度的“左”倾错误，并对六大后的中央产生了不良影响 。因为中共六大对于低潮与高潮的关系缺乏充分的必要的理论分析，并且透露出高潮已经显现而且就快要到来的信息，这就不能不导致新的中央在工作部署上产生失误。中共六大之后，党的领导层虽然在字面上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但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而是期望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甚至将一地一时的革命“浪花”当作高潮到来的标志，片面地认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23］，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要求城市工人武装起义，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最终酿成“左”倾冒险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周恩来认为，六大所犯的错误，对以后立三路线的形成是有影响的。2
3、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最终政治立场
在政治立场方面，中共六大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中，有1人情况不详（王仲一），有1人脱党（王灼），有2人被开除党籍（唐宏经（后改名为唐韵超）解放战争时期又重新入党，1952年又被开除党籍；罗章龙），有9人叛变革命叛变党，政治立场发生重大变化（向忠发、顾顺章、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余茂飞、王藻文、张国焘、徐兰芝），有14人为革命牺牲，献出了宝贵生命（杨福涛、彭湃、罗登贤、杨殷、李源、蔡和森、项英、瞿秋白、王凤飞、刘坚予、夏文法、李子芬、甘卓棠、邓中夏），有3人病逝（苏兆征、关向应、史文彬），有6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且幸运地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张金保、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周秀珠）。
从这一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中共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在政治立场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对比。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包括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和幸存下来的健在者共计23人，占64.8%；另一方面，有9人叛党叛变革命，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占25%。也就是说，中共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高达四分之一的比例叛党叛变革命，政治立场发生重大变化。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召开的历届代表大会中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也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问题。当然，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客观环境的险恶和严峻，蒋介石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导致一部分中央委员对前途悲观失望；从主观上来说，中共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中不乏有投机革命的一小部分人，如向忠发、顾顺章等；另一方面，三十年代中共自身在制定政策方面的失误也导致一部分人政治立场发生变化。
总之，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对中国革命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共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考证及分析研究，能够提升中共六大研究的空间，丰富现有研究内容，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