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会管理探讨——均衡利益与制衡权力》，贺永顺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ISBN978-7-305-11612-4，发行热线025-83594375）
明至清中期的社会管理
明朝社会已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利益日趋复杂，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元末明初，社会极端动荡，被视为乱世。朱元璋遂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形成了整个明朝“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这种思想直接导致明朝在社会管理上向专制集权发展，试图通过极端的专制集权实现社会治理。然而明朝最终却又毫无例外地亡于专制集权，其经验教训很值得后世社会管理者深思。
明初的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沿用元制，将行政、军事及监察三权分立，行政上采用“一省六部”制，中书省实际上成为中央最高权力主体。前面我们说过，这种制度安排是元朝为提高管理效率、应对动荡局势而设计的，与“三省六部”制相比相权（中书省）显然过大。这既不符合加强集权需要，也不符合朱元璋多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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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裁撤中书省，废除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六部直属皇帝，由皇帝大权独揽；其次将管理军队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军权分散，相互制衡，便于皇帝集中军权；三是改组监察机构，设计了对口监察制度，消除对皇权可能产生的危害。在地方，则将其管理权力一分为三，行政管理、司法监察、军事指挥三权地位平等、互不统属，都直接受皇帝指挥。
明朝还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即通过设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武装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来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恐怖统治。
通过这些改革，皇帝更加集权，国家兴衰完全系于一人，至此明朝“君主专制集权”制度正式建立。这种制度一度对澄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明初社会安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专制集权越发达，管理风险也就越高，而且极易为恶人所利用。明朝宦官专权十分严重，通过官僚依附结成阉党把持朝政的只有此朝；特务制度更是完全破坏了管理规则，为所欲为，以致人人自危；特务机构再由宦官领导，更造成社会异常黑暗；朝中党派林立，党争不断似乎也只有明朝。科举制度异化为八股制度，人才选拔在专制度下完全被扭曲也是在明朝。
专制集权最终带来了权力极端腐败和社会矛盾空前激烈，明亡前经济完全崩溃，军政机构基本瘫痪，从中央到地方，许多衙门无人办公，政事无人处理，百姓无粮、军队无饷，饥兵与饥民结合，社会秩序大乱，此种乱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成于农民起义的明朝没能通过专制集权实现长治久安，却又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亡了。人口众多的汉族后来之所以被相对落后的满族所征服，专制集权是重要因素。明亡于专制集权，这几乎是后世的共识。
明朝的专制集权，也严重阻碍了人文进步和经济发展，明后期萌芽的市场经济也被扼杀在专制集权的土壤里。而同时代的西欧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正从中世纪的黑暗蒙昧中觉醒，人本主义开始传播，市场经济得到发展。明朝的专制集权，是造成后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清朝是以满蒙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其对国家社会的管理整体上仍然是以专制集权为核心，而且使专制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然而有意思的是，满清入主中原前实行的却是八旗旗主与议政五大臣联席议政的制度，这些人“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汗王只具有最后的裁决权。努尔哈赤晚年甚至还设计了八旗旗主共治国家的体制，汗王与旗主皆面南而坐，实行集体领导。
与同时期西方议会制相比，这种原始形态的民主体制，我们只在西周及蒙族入主中原前看到过。也正是这种原始民主体制，大大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为征服汉族奠定了基础。
倒是在清朝入关后，在管理方式上学习明制而逐步走向了专制集权。例如通过设立军机处，取代议政大臣会议及内阁，目的是为了强化皇权。清还加强了中央监察机构，完善了监察法规，同样是为了
清朝还出现了一个叫“南书房”的体制外权力机构，“南书房”本来只是皇帝的侍读处所，成员都是皇帝身边人，这些人除侍读诗文外，还承旨拟谕发令，后来便发展成皇帝机要秘书机构，直至凌驾于内阁之上。这又是一个最高当权者带头破坏体制的例子，这种“圈子机构”终将被坏人利用。
在对地方的管理上，清一方面沿用明制，另一方面也有所创新。一是限制八旗权力以加强皇权，二是尊重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在蒙古、新疆、西南及西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较好地调整了这些地区的利益关系。
清的社会管理在1840以前似乎是相当成功的，专制集权基本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带来了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然而，专制集权管理模式毕竟逆世界潮流而动，其固步自封和高度风险的特征，使其显著落后于西方的“议会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因此，清王朝很快就让自己陷入屈辱的境地！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一方面是欧洲瀑发了民主革命，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因此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管理阶层更加专制愚昧，因此这个时期虽然涌现了不少社会思想精英，但他们的人文思想注定了只会是昙花一现。
明末徐光启是主动学习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是中西文化交流，在思想方面相对较少。明末清初以李贽、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初步具有了反思专制统治的觉悟。李贽主要批判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王夫之竭力鼓吹要治国先富民，大呼“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认为只有保障民众利益，才是社会管理的基础。
黄宗羲则是其中思想成就最高者，其社会管理思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中，首篇即为《原君》，直指专制君主制度。他基于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主张国家应实行精英民主政治，限制
但是明清空前强化的专制集权统治，不可能让这些伟大的思想生根发芽，特别是进入到清朝以后，管理层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严格限制，对言论自由残酷压制，知识阶层只能埋首故纸堆，既无暇也不敢再顾及敏感而尖锐的社会思想问题了。因此李贽、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相继离世之后，明清之际的思想火花就这样令人痛惜地昙花一现便不了了之了，对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几乎没有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