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的八大陋习

许锡良  作者：晓泓婕伊

    中国传统文人基本上是在儒文化的《四书五经》中泡大的，自然也会染上这里种种的不良习气。概括起来，有八个方面。

     第一，颂圣。

     中国传统文人吹拍功夫可谓是世界第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诗经》，分三部分，即“风、雅、颂”，除了“风”这一部分来自民间风俗之外，“雅”，特别是“颂”就是专门用来歌功颂德的。用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文人，功夫自然了得。中国复圣颜回虽然短命而死，但是在很有限的生涯中，一是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获得美誉，二是靠一翻精妙绝伦的吹拍功夫，得以成为“四配”之首。他对孔子的吹拍至今无人可以逾越。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这一番吹捧的话，怎么不让孔子心里飘飘然，喜上眉梢？作为投桃报李的功效，孔子也多次极力吹捧颜回，若不是颜回不争气，短命而死，孔子的打狗棍绿玉杖怎么也不会传到孟子那里去。在中国，所谓人才，常常只不过是颂圣的功夫而已。自古以来，向帝王与主子表忠心文人文章无数，一个比一个恶心。比如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陈情表》，向皇帝表忠心，颂圣已经够恶心了，但是，没有想到在1600多年之后的中国“文革”时又出了一个郭沫若，那恶心得令人窒息的颂文与颂诗，完全没有人的一点点骨气，比街头上被江湖艺人耍弄的猴子还要低劣。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马上表态：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许多时候，中国传统文人颂圣的目的就是想当个帝王师，获得一官半职而已。要想从传统文人的泥沼中逃脱出来，对颂圣文人保持高度的警惕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讨伐。

     有颂圣就自然会有讨伐，称颂一方就必然要讨伐另一方面。恨主子所恨，爱主子所爱。所谓口诛笔伐，党同化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派。他们所作文章几乎都是骂人粗话的文字，要讲的道理却是一个没有。比如三国时期，陈琳所作的《讨曹操檄》，骂曹操从祖上开始：“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摽狡锋协，好乱乐祸。”这种讨伐性的文字是从来不需要认真核对证据，不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只需要直接宣布罪名就可以了。最著名的可能要算唐朝骆宾王为造反派除敬业起草的《讨武曌檄》一文，文中罗列诅咒的话语，注重的韵律，而不是内容的逻辑与真实性，所写的内容，专攻人的下三路，以揭人的隐私为快。比如文中罗列武则天的罪名：“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除了骂粗口，几乎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

   第三，投机。

   孔子就是最大的投机家。为了做官，周游列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投其所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自己求得一官半职。中国传统文人无行，其实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万世师表”。之后，在儒家文化里，中国人就只认，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官场险恶，要想做官，党同伐异是免不了的，同时站队投机，也是生存的一种本领。中国传统文人常常上午讲过的话，下午就可以否决，甚至刚刚讲过的话，立即就可以自打嘴巴。千古年来，中国传统文人成了善于看风使舵，见人下菜碟的人的代名词。少数有知识、爱思考、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些传统文人的城府深、心机重，成了能杀人于无形的恶人，人们常常避之唯恐不及，哪里有什么正义之士？哪里有什么追求真理的学者？“文人无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的生存法则，“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没有没有坚守的标准与做人底线。“文人无行”其实就是文化流氓，在中国皇权文化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化流氓，他们共同支撑着皇权文化。

   第四，愚民。

   中国有深厚悠久的愚民传统，愚民必然要反智。这最早是由儒文化的鼻祖孔子创造的。他那句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最公开直白的愚民思想，还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断绝了中国人的创造智慧。之后更甚，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中国伪佛即六祖惠能，以一个不识字的打柴农民借助佛的名义，用几句传说中的偈子，竟然成了中国最高智慧的代表，这个时候不要脸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孔子。他甚至连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的“述”和“古”也不要了，直接靠自己的所谓悟就可以在思想智慧上成圣成王。自此以后，一个人不读书，不用继承人类文明遗产，也可以成哲成圣。毛泽东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高度继承与发扬了孔子的愚民思想传统。他仅仅因青年时在北大图书馆被冷遇，便发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号召，而且一生对较真的学者群体有着本能的轻视。“文革”中更是把愚民推向顶峰，甚至出现了不识字的农民当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的笑话，而打、砸、抢的流氓当上党的副主席、接班人，那时凭手上老茧上大学，不识字的工人进大专院校管教授的愚民“怪胎”。原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在“反右”初对“反右”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发表了一通“精彩”的评论，他对当时正陷于困境的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总之凡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被打击之列。今天要整治的“庸、懒、散、奢、浮”，其实主要内容当年柯庆施已经提出来了。

  第五，造假。

  中国传统文人缺乏求真意识，不尊重事实真相，也不懂逻辑规则。那个著名的“指鹿为马”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就是因为无行的文人刻意维护皇权的威严而炮制出来的。千年以来一直富有美誉的传统文人范仲淹，其实也是造假高手，他有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其实他一生都没有去过岳阳楼，仅仅是凭着想像就把洞庭湖的景象写得精彩绝伦，同时开篇就不负责任地吹捧了一下同僚滕子京，说他谪守巴陵郡之后,“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而证据是不需要的，这是典型的造假政绩的行为。但是奇怪的是人们并不追究这个真伪，而是对他文中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警世箴言，一传再传，其实所忧所乐，无非是替帝王将相的一番作秀与帮闲而已，他说，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康有为式的系列造假，竟然成就了一个“康圣人”。今天韩寒式造假，竟然造成了个准“韩教”，这些都不过是传统文人陋习的昨天重现而已。

  第六，轻贱。

  中国传统文人自我轻贱，缺乏自尊是由来已久的。轻贱，包括“自我轻贱”与“文人相轻”两个方面。自我轻贱，就有点唾面自干味道了。中国自古没有当官的文人地位都是十分低下的，“天地国君师”里的师，是专指圣人，甚至专指孔子，而绝不是普通的文人老师。相反，中国传统文人一旦在仕途上不得志，就会沦落成为中国十等人中的“八妓九儒十丐”中的第九等。而“文人相轻”更是“自古而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意思就是文人是不会承认同行的优点长处的，在中国自古以来，同行是冤家，文人之间更是仇家。但是，有时把据理力争的批评，也视为是“文人相轻”陋习而给予摒弃是不对的。鲁迅当年在《文人相轻》一文中说：“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但是，问题是，中国文人相轻，常常是根据山头派别来定的，而不是根据是非长短来定的。

  第七，奴性。

  中国传统文人，骨子里做梦都想被帝王御用，其读书的目的与动机其实早就一目了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种“奴性”其实又是在对“主性”的殷切期待中表现出现的。中国传统文人奴性十足，但是，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成奴，而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主子。甘心受虐为奴的目的，是有朝一日能够虐待他人，成为他人的主子。因此，造就的传统文人的人格就是“狼羊二性”，即见了狼就变成羊，见了羊又变成了狼。孔子见国君大气不敢出，吓出一身冷汗，在上司面前也像一个哑巴一样，只会“訚訚如也”，但是在下属面前却“侃侃如也”，颐指气使，派头十足，充分表现了孔子的主奴根性，这种主奴根性，后来在儒术独尊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通过长期的科举考试，反复教化，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第八，成圣。

  中国传统文人有浓厚的成圣情结。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就是一个从“颂圣”到“成圣”的演变过程。而从“颂圣”始，以最终的“成圣”终，这一点在孔子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他一上来就宣布中国历代圣人名单：尧、皋陶、舜、禹、伊尹、商汤、伯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就差直接列举自己的名字了。后来果然成了圣人，而且是中国第一圣人。这也开始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成圣”的成功路径，就是大吹特吹前面成功的帝王，然后如潮炮制，孔子成圣的过程是从吹嘘尧、舜、禹、周公开始发迹的，而孟子则靠吹孔成为亚圣，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把成圣说得很容易，自己趁机扮演这个角色。就像后来的六祖惠能所说的那样：“见性成佛”，把成佛说得那样容易，自己趁机就扮演佛的角色。这都是有目的的。后来的朱熹深谙由“颂圣”到“成圣”此道，他称颂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从小立志好学，要当圣人，这一招很灵，果然在他死后成了明清时代的朱圣人，虽然在至圣的孔子面前，在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子面前，都只配称“衍圣”，但是毕竟也成了“圣”，但是圣过之后呢？才发现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却是一个诱奸尼姑及儿媳的伪君子。北宋时的张载没有成“圣”，毕竟成了“贤”，他的办法就是一上来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百年前广东还出了一个康圣人康有为，他娶六个太太，60岁时还娶了一个17岁的姑娘作姨太太，尽管如此，他还要嫖娼狎妓，还要赖帐，被人追打之后，从上海逃回老家广东南海，一路狼狈不堪。他不惜造大量假的历史资料，力图把自己装扮成圣人再世，骗过了中国许多天真幼稚的眼光，果然成了“康圣人”。

  中国传统文人始终生存在主仆之间、仕处之间、圣凡之间，摇摆不定。在主仆之间挣扎的中国传统文人，有时不但要当奴才，而且还要在当奴才中当出快感来，还要编造出一大堆的当奴才快乐的道理来，目的只是企图有朝一日能够当上另一部分奴隶的主子。在仕处之间挣扎的中国传统文人，入仕途做官就是他的命根，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就是在仕与处之间徘徊挣扎的形象写照。在圣凡之间挣扎，就是抱有圣人情结，却又经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既想做婊子，又想树牌坊，既想留下美名，又想把坏事干绝，常常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口言善而身行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八个陋习，至今不绝。（潘世东转载于徐根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