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特别提到加快信用立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社会诚信文化，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任务繁重的背景下，强调信用体系建设有何深意？笔者觉得，这颇有现实针对性。

　　经济增速趋缓，欠款、“跑路”等经济违约行为往往增多，而且，在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社会各方面的失信行为也会突出，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要加快信用立法，还要强化法律执行，要善用法治思维防范和化解各种失信问题。

　　以法治思维判断是非，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曾有一段时间，部分地方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现象，随着经济下行，这类现象今后仍可能发生。耐人寻味的是，“跑路”这种违约乃至违法的行为，却时常成为同情对象，有的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刻意强调经济环境的低迷和企业经营的艰难，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也总强调“共克时艰”，呼吁银行“不催债”，“跑路”老板俨然成为“弱势群体”。众所周知，“跑路”的起因，常是偏离主业盲目扩张，或参与投机炒作失利，或为高利贷所困，最后债台高筑，将企业经营失败完全归咎于外因，并不客观。

　　“跑路”的本质是赖账，这首先违背了合同义务，是一种民事违约行为，如果恶意逃废债务，还涉嫌犯罪。就如同贪官受审不能拿以往的贡献为自己开脱一样，企业违约失信也不能用经济环境来辩解，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才是判断是非的法治标准。上世纪90年代，由于企业三角债问题严重，催债困难，曾有“欠债的是黄世仁”的戏谑。欠债的理直气壮，这固然不正常，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催债的也不能算是“黄世仁”，如今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存在旧社会那种逼迫行为，商业银行放贷支持企业发展，到期要求偿还是理所应当，欠债者没有理由扮作“杨白劳”博同情。

　　以明确规则化解矛盾，才能有效定纷止争。最近有个新闻：一市民在ATM取款时银行卡被吞，拨打银行客服电话被告知工作人员下班，只能次日处理。而当再次拨打客服电话谎称ATM多“吐”一万元钱时，银行行长带两名工作人员10分钟即赶到现场。对这则新闻，肯定有网民因看到银行被“耍”而窃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事中双方都存在不诚信行为——银行明明可以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却说只能次日处理，是在推脱；而客户假称ATM多吐钱，则显然是说谎。

　　这件事，双方各有理由，银行认为，卡或钱被吞，在机器里还是安全的，但机器多吐钱就会影响现金安全。而客户认为，不说谎银行的人就不会来。听着貌似都有理，但都不是失信行为的借口，化解这样的矛盾，终究要靠规则的明晰。尽管银行卡或现金被吞，一般能保证安全，但客户有时难以判断是机器故障还是被人为做了手脚。在以往案例中，曾有犯罪分子在ATM设置隐蔽机关骗取客户钱财，而银行又拒赔的情况。因此，银行不能仅口头保证安全，如能公开承诺，对因ATM吞卡、吞钞而造成的损失一律赔偿，那么“次日处理”的做法才能底气更足些。而客户方面，银行的怠慢不能成为“谎报军情”的理由，否则就没了规矩。比如，对普通治安案件，公安部门也可能出警缓慢，为让警察“快点到”，是否也可报假警、谎称杀人、爆炸？但“耍警察”的后果恐怕不会像“耍银行”那样轻松。

　　以法律手段保护诚信，才能促进弃恶扬善。“老人摔倒不敢扶”，是当今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一个侧面，最近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受到好评，其中规定，若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举证责任应由被救助人承担。人们认为，这项规定有助于保护好人，增强互信，这正是法律对诚信的保护和促进。

　　很多人认为深圳这个规定是重大创新，其实，“谁主张谁举证”早就是法律原则，《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深圳的规定只是一种重申。但以往为何还是出现“做好事被诬陷”的失信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个别法官没有正确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某些个案事实存在误读。以扶老人被索赔的“彭宇案”为例，去年南京市政法委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案并非单纯地做好事，事发时报警记录显示，双方均表示发生了碰撞，只是一方后来在庭审中坚称“无碰撞”，而法官又做了不恰当的推理，才造成“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舆论。可见，现实中，既有可能做好事被诬陷，也有可能为逃避责任而冒充做好事，所以，只有忠于事实与法律，才能既避免出现悲情英雄，又不会纵容投机者。从这个意义说，法律是社会诚信的有力保障。（作者： 李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