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不能回避的十问
本文旨在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触及敏感问题，实属无奈。不要求各位朋友都同意笔者观点，只希望有不同看法在“评论”中表述出来。
一 为什么要“发展”？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人口增长，所以才要“发展”。如瑞典、挪威，人口增长为零，本身也很富裕，就不需要发展。`如果全世界都到达这一境界，就好比到达了“共产主义”。（其实，共产主义只存在于原始人群中，我这里的“共产主义”指理想社会）我曾提出“人类社会的不完美原理”，即便是这些福利国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前些时候，挪威就发生了枪击案。
二 “民主”是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通俗地讲，“民主”是指决定国计民生大事的领导人定期更换，通过竞争由全民参与选举产生的体制。与民主相对的是专制或集权。在上世纪成功发展起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只有日本是民主体制；台湾和韩国，虽然现在是民主政治，但当时都是专制统治：台湾在蒋家王朝统治之下，韩国的朴正熙1961年发动政变，独裁统治了18年，直到1979年被同僚开枪打死才开启了民主政治，而在这18年里，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均计算增长了20倍。可见，“发展”与专制或民主关系不大。
三 “发展”是不是与经济体制有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行市场经济，其源头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利用人们自发地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通过商品交换，使整个社会富有起来。当然，这种体制也有弊端，一些人通过不法手段（如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牟利，对此只能通过加强监管来弥补。计划经济也能“发展”，但指令性的生产不能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计划经济的“死穴”在于：它只要求“生产价值”，而不要求“实现价值”，即只要生产出“有用的”物品，不一定要把它们通过交换送到需要的人们手中。我国从1949到1978“发展”了30年，到头来，大部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都要凭证供应，例如粮食、食油、布匹、肥皂、卷烟。（只能点到为止）
四 发展是不是与地理条件有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四面或三面环海，而蒙古、阿富汗这些干旱多山的国家也许永远发展不起来。邓小平为什么跑到深圳划了一个圈（建立经济特区）而不去青海甘肃划圆圈？因为他意识到海洋对发展的重要意义。海洋性气候对发展至关重要，那些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都处在海洋性的季风圈里。
五 发展是不是与矿产资源的丰度有关？好像没有多大关系。日本是个贫矿国家，香港和新加坡什么矿藏都没有，它们发展起来靠的是人民的辛勤和创造性的劳动，当然，生产的组织者也功不可没。（我说的“生产的组织者”指的是资本家或老板，没有他们，劳动者是一盘散沙，当然，个体劳动者除外）
六 发展是不是与政局的稳定有关？那是当然的。叙利亚两派激战正酣，当然不会有精力搞建设。叙利亚的地理位置是不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石油、加工业和旅游业，但是不多的石油正面临枯竭的境况。战争又重创了旅游业。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在逐步增高。几年前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发生冲突，影响了泰国的发展。中国在毛时代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第一位，一会儿利用这部分人整那部分人，一会儿利用那部分人整这部分人，名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最终发动了文革，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后人。（恕我说了实话）
七 发展是不是与人口的增长率有关？比较两个国家：日本和巴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摧毁严重，巴西未受影响。巴西有很长的海岸线，且矿产资源比日本丰富。日本通过三十年的努力，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人们曾对巴西寄予厚望，但巴西止却步于中等发展水平。究其原因，日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重视人口问题，到七十年代初就做到“静止人口”。巴西在七十年代人口还快速增长，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如失业率居高不下（当然失业率不单是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员居住在贫民窟，给治安带来极大的问题。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除了经济体制转型之外，还与实行计划生育有关。
八 是不是所有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会遇到瓶颈，中国也不会例外？是的。从成功发展起来的国家走过的轨迹来看，起先会以约二三十度的倾角向上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轨迹就变成了一条正弦曲线。这条正弦曲线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萧条、复苏、高涨、衰退四个阶段。这是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的，当然，可以实行国家调节使波峰和波谷的差距小些，从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小些。中国号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它继续实行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的遇到发展瓶颈：中国GDP几年前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继而年增长率降为百分之八、百分之七，以后还会再降，直至变为一条正弦曲线。这不是给中国泼冷水，而是阐述社会发展规律。
九 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通过“发展”改变自己的贫穷落后的面貌？那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自然条件和人口。风调雨顺的耕地上适量的人口是建成发达国家的首要条件。有些国家只能永远处在贫穷落后状态、有些国家会止步于中等发达水平。这一点，就让时间来证明。中国发展势头强劲，会不会最终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以上，人均受教育在十四年以上，显然西部的落后拖了后腿。政府虽然提出“西部大开发”，怎奈是西部不存在“风调雨顺的耕地上适量的人口”这一条件。
十 能不能用GDP的增长率（即发展速度）来考核政府的政绩？这倒要辩证地看待，也就是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上世纪九十年代，克林顿总统带领美国人民摆脱衰退，走向繁荣，其政绩应当肯定。对于中国的某一个省份来说，就不能以生产总值的增速向中央邀功，因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就举上海为例，上海地理位置优良，户籍人口几乎零增长，但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加外来务工人口）增长迅速，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之间的十年间，常住人口增长了37%。如果户籍人口增长得这么快，就阻碍了上海的发展。外来人口的流入使上海的“人口红利”增加，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在评价省市的政绩时，不应以生产总值的增速为唯一标准，而应以百姓是否“安居乐业”为标准。“安居乐业”这个词古代就有，一直把它作为衡量统治者政绩的标准。从词面上看，应理解为：百姓有像样的房子住，居者有其屋；比较容易地找到适合自己特长的工作。当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安居乐业有不同的物质含义。
考核一个国家政权的政绩，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另一个是基尼系数。前者表示该国的富裕程度，后者表示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国民生产总值容易统计，但人口不容易及时统计出来。 我国十年一次人口普查，恰巧，从目前的趋势看，政府领导人也是十年换一次班。这就好办了：你接班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基尼系数是多少；卸任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基尼系数是多少。政绩显而易见。（潘世东转载于光明网pyww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