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找记忆碎片里
那些飘香的河谷与炊烟
——一个人的历史
1、出 生
“我是谁？”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主动倾诉，包括我的亲人、朋友、敌人以及毫不相干的人，谁也无法全程窥视我的成长与存在，无法真正了解我的内心和性格。
据说，公元一九七二年农历八月初一晚上十点半，我出生在永年县西北角的一个叫作辛庄的偏僻小村落里。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祖辈靠自己的勤劳和节俭置办了很大的家业，成为当地的“财主”。当时全村一半的房屋，一半的土地都是我祖辈们的。虽说是地主，但祖辈们和长工们一样，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干活儿。事实上，那些长工都是一些四处流浪的乞丐，来到这里不愿意再离开，就在我们家里住了下来，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里，不管怎么说，好歹有口饭吃。可好景不长，随着全国的解放，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翻身做了主人，我的祖辈们自然而然成为被历史淘汰的人。土地被没收，房屋被分发，家财被充公，等到我父亲这一辈时，我的家里已经是墙徒四壁、一贫如洗了。
在那个坐南朝北的低矮土房里，地上摆着水盆、草木灰和剪刀，这些就是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初道具。我生下来时非常弱小，一尺长的身体和近乎透明的皮肤甚至让父母有些担心。那时，我显然不知道窗外的夜色是迷人还是暗淡，我也不清楚我发出的第一次哭喊是不是足够的响亮。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一直是作为父母手心里的宝贝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直到父母的手再也托不动这样的宝贝。
那些依稀远去的岁月是那么艰辛。父亲做工，早晨村头的铁钟一响，就到地里干活儿，一年到头大约能分到18元钱。母亲每天除了下地，靠晚上给人缝制衣服维持家里的生计。
在母亲的眼睛里，小时候的我远比我的两个姐姐听话。只要不饿，我不会无缘无故地哭喊，用母亲的话说“不算磨人”。
2、童话或旅行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影子的。刚出生时，我的影子肯定藏在我的身体里，等我会走路的时候，影子也悄悄地跑出来。但小时候我对影子并不在意，对于小时候的依稀往事我也是模糊不清的，想一想，都像是童话里的事情。
那时父母都要到生产队做工，平日里都是大姐背着我玩。南街和西街相接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塘，经常有女人在那里洗衣服。12岁的大姐背着我从说塘边经过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手一滑，我就掉进了水塘里。大姐当时就吓哭了。好在一旁洗衣服的一个奶奶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一把就把我举出水面，扔到岸上。我并未有受到什么损伤，不一会儿就自己跑着玩去了。
这件事其实我是记不得的。我能隐约记得的是一次美妙的旅行，那也是我现在的记忆所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
在一场瓢泼大雨之后，我和大姐走在湿淋淋的田野里，我们的鞋子全湿透了。我就像一只淘气的小狗，在大姐的身边跑来跑去。由于路面太泥泞，大姐怕我摔跤，就拉着我的小手，但我走起路来的样子依然显得东倒西歪。最后，大姐干脆把我背了起来。
雨后的天空十分明亮。我趴在大姐的背上，一晃一晃的。树枝上的雨滴滑进了我的脖子里，宽阔的玉米的叶子刮疼了我的脸，我都顾不上这些，我只是使劲地搂着她的脖子。最后在一条小河边，大姐把我放到地上，她看到河对面的林子里长出了一层层的蘑菇。她挽起裤管，她说她要过到河的那一边去采蘑菇，让我站在原地不要动。我眼看着十四岁的大姐走进了河里，湍急的水流快速没到了她的腰部。大姐在河水里的身体突然变小了。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我的哭声把大姐从河水里重新拉了回岸上。她上岸后不停地哄我，她用她的小手拭去了我脸蛋儿上的泪水。她只好又把我背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向河的对岸。那时，快速移动的河面使我内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恐惧，但我的心里很清醒，只要趴在大姐的背上，我就不会沉下去。
在雨后的树林里，我们跑呀！跳呀！采了一大堆鲜嫩的蘑菇。最后玩够了，当我们高高兴兴地准备返回的时候，大姐才发现，此时河边的那块大石头不见了。河水已经涨了起来，就连高大的大姐也不敢再次跳进河水里了。而这时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她急得直想哭，她抱着我坐到了地上，眼睛里噙着晶莹的泪水。我记得我当时说：“姐！不用怕！我们有蘑菇吃！”
直到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父亲来河边找我们了。父亲先把我托过河去。过河的时候，河水几乎涨到了父亲的肩头。然后，父亲又把大姐背了回来，大姐的手里死死地抱着那个装满蘑菇的袋子。回到家里，父亲是怎么大声训斥大姐和我的，我此时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母亲把我们采来的蘑菇炒了一大锅，那种味道鲜美极了，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里。
那时候我整天跟着大姐。大姐上学，我就在窗外面自己一个人玩儿。有一次，大姐刚进教室，我看见他们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哭完之后才开始上课。连着哭了三天。后来我才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平时和我在一起玩耍的只有我的两个姐姐。一天上午，父母都出远门了，把我们仨个留在家里，让大姐照顾我和二姐。大姐却只顾着自己玩，自己玩扑克牌，我就去抢，大姐就一个人躲到西屋里，把门插上，我和二姐在外面干着急没有办法。后来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对二姐说：“我们把门从外面锁上，让她出不来！”就这样，我们锁上门就去做饭吃了。等大姐饿了想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出不来了。这时轮着她着急了。我们吃完饭，在院子里一边玩“老虎吃人”的游戏，一边听着大姐在屋子里大声叫喊。直到傍晚父母回来时，饿了一天的大姐才从屋子里被放出来。
也许是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我和大姐一直保持着更为亲密的感情，她也对我特别好，直到我高中毕业，身上的衣服全是大姐亲手做的。
3、上小学
我发现其实我并不喜欢回想消逝的时光，我还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特别是此时回家看到年迈的父母，看到那些我记忆里年轻而现在迈不动脚步的人，我就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也在不知不觉地消亡。
我是7岁上学的。学校要求至少8岁才能入学。我很愿意去学校，觉得很新鲜。老师看我喜欢学习，就收下了。学校里没有多余的桌凳，我就从家里搬来一个大凳子和一个小凳子，摆在教室的一边。那是我学生时代的开始，也是我心灵迷雾逐渐消散的开始。我至今记得我学的第一项知识是天书一样的10个阿拉伯数字。
在学校里一天一天过得很快。应该说也是很快乐的。我没有承受什么学习负担的感觉。学杂费一个学期是5角钱。每天的作业在学校里就完成了，交了作业本才回家。一出学校的门就和小伙伴去山上疯跑，有时躺在一尺高的麦田里，听陌生的虫鸣。我最喜欢玩弹弓，经常揣在兜儿里，我的最高纪录是一中午的时间从树上打下八只麻雀和一只不知道名字的小鸟。贪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也是经常玩着玩着忘了回家吃饭，直到隐约听见母亲在村口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才从另一条小路绕过去悄悄回家。
由于我家里的成份不好，是“地主”，这样父母就在村子里没有地位，抬不起头，受尽别人的压制。我还记得一个早晨，一个浑身上下全是绿色衣服、腰里横着一条皮带的家伙站在大门口，两手掐腰，像疯狗一样大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催促父亲去做工。父亲为人和蔼、怯懦，是个老实的人，我从没有见过父亲对不公的事情有过一丝反抗，有多少苦都是默默地忍受，用母亲的话说：
“他一辈子连一只蚂蚁都没有踩死过！”
就是这样的人，要经常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到街上去游街，胸前挂着“懒汉寄生虫”的牌子，接受批斗和所谓的改造。那时，我们学生列队跟在父亲的后面喊口号：
“打倒地主富农！”
“打倒资产阶级走资派！”
“打倒帝国主义！”
说实在的，我在那样的队伍里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好在没有人注意。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连吃的都接济不上的父母却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
因为我家有了这种祖辈上留下来的家史，所以和我一起玩的同学很有限，还有一些人经常欺负我，我尽管心中有气，也是敢怒不敢言。平时走路都是靠墙根儿、沿着路边，低着头，不言不语。
有一个比我个子还要小的贫农家的孩子，因为我唾唾沫时被风刮到他的鞋子上，他硬是逼着我给他添干净，不然就去告我的状，我为了不给家里多事儿，只好做出给他添的姿势，他得意得哈哈大笑。
郭守彬是校长的儿子，他见别人欺负我不敢吭声，经常走路故意撞我，还说脏话。有一天我真的气坏了，趁放学校园里没有人的时候，我把他堵在一个角落里，二话没说把他放倒后，骑在他的身上狠狠地走了他一顿，然后撒腿就跑了。不敢回家，就若无其事地躲进邻居婶子家里。不一会儿，就听见她母亲领着她来找我母亲吵嚷，这时我才感觉到害怕，但我母亲找不到我，后来也不了了之了。从那以后，郭守彬再也没有敢欺负过我。
和我玩得最好的是郭彦岭。但是三年级的时候他就随父亲到部队上去了。有时过年才回来，带许多彩色的小人书，我们都抢着看，后来轮不公，就排号。我记得他当时说一口半土不洋很别扭的普通话，我们私下里都学他说，“我是上午回来的。”然后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的班级是复制班。老师一节课要教两个年级的课。教我们的时候别的年级写作业，教别的年级时我们写作业。这样不知不觉中我也可以学到高年级的知识。我记不清我当时的成绩怎么样，应该说是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的。记得最隆重的一次是三年级期末考试，我得了全年级第一名。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名表扬。到四年级的时候，考前三名的学生有奖状和圆珠笔的奖励，那次我却考了个第四名，总分和第三名只差一分，我什么奖也没有。那是我感觉最丢人的一次，看着别人拿着奖状和奖品回家自己难受得哭了。等到五年级毕业的时候，我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初中，比第二名高出30多分，但这时什么奖励也没有了。
4、两只脚露在水面上游来游去
也许是小时候的那次历险，我对水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兴趣。我6岁的时候就在那个水塘里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游泳。但父母严格地限制我游泳。他们宁可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说我命里犯水灾，要远离水。可我好像是和父母上劲儿，经常偷偷去村西的小河里里戏水。
可以说那是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夏天的中午，刚刚吃完饭，筷子一放，就背起书包就对母亲说：“我去上学了！”然后和约好的小伙伴直接来到河谷里。那时的阳光是那么好，天是那么蓝，草是那么绿，水是那么清，鱼虾是那么多。但我们不会在意这些，会一边跑着一边脱掉衣服，把书包和衣服扔在岸上，像一块石头一样飞快地跳进水里，在狭窄的小河里来回游动。我游泳的姿势很多，仰泳最省力，侧泳最快，我可以轻松的把两只脚露在水面上游来游去。
每天都上学那么早，难免会引起父母的注意。有一次在回来的路上碰到父亲，父亲就问我是不是去河里游泳了，我说没有。父亲看我不承认，就用指甲在我的胳膊上轻轻一划，显出一道清晰的白印儿，这下我再也不敢抵赖了。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只是要我以后不要自己去河里游泳了。我连连答应，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听父亲的话，依然瞒着父母找机会去河里玩。直到有一回，我正在河里扎猛子，我记得扎了很远。当我从水下露出头的时候，正准备向同伴们炫耀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站在岸边等着我的父亲。
我的心里吓得要死。一声也不敢吭，赶紧穿上衣服跟在父亲的身后往家里走。心想，这下肯定该挨揍了。等快走到家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过头问我：
“你什么时候会凫水的？”……
5、苹果是酸的，西瓜是甜的
更为遥远的记忆就像是春天里的雪，已经一点一点消融了。此事能留在心间的都是金子、银子。
那时候几乎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里的，苹果园也不例外。看果园的是小壮的爷爷，都叫他老发丈，留着络腮胡，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头儿。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像偷苹果这样的事是和别人一起干的。
某个秋日正午，蓝瓦瓦的天空在零乱的树缝里显得支离破碎，满树的蝉鸣象一阵阵黄土飘荡在苹果园的上空。这时，干燥的阳光把手摇蒲扇的老发丈赶到南墙下的凉席边，蒲扇引来的热风吹去了席子上几片灰暗卷缩的树叶。然后，他小心翼翼得将自己坚硬的身体平放在凉席之上。片刻之间，便进入了黑漆漆的睡梦里。
老发丈索然无味的鼾声和蝉鸣在寂静的果园里此起彼伏。
这时，我和二剑、小壮、孔见、聚民等几个人站在果园外面，阳光晒在光滑的肩膀上生疼。然而，来自篱墙那边的诱惑使我们对燥热置之不理。我们找到了一个被兔子挤宽了的窄缝，然后伏下身体，强忍这荆棘刺破肉皮的疼痛，像一头猪一样爬进果园。失去了障碍的果园里显得亲近无比。我的心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们将衣服铺在地上，不管大小，把苹果摘下来放在上面，然后兜起来，再从那个洞里爬出来，钻进玉米地里坐成一个圆圈，把苹果放到一起，吃起来。苹果显然还没有熟，吃起来虽然酸得我们直咧嘴，但还是觉得津津有味。
我们一进一出的过程被巧芳看在眼里，她想吃苹果，我们不愿意给她。她说不给她吃就告发我们。小壮对她小声威胁道；
“你要是敢告诉我爷爷，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巧芳显然对小壮的话毫不在意，不紧不慢地说：
“从你们第一次往里钻的那个中午,我就一直在这里看着你们。”
这时，我从身上掏出一个苹果，向巧芳一晃，说：“咱们好好玩，以后每次都会给你吃。”
她接过苹果一看，又扔了回来：
“太小！”
我又掏出一个大的给她，她还是不接。
“不红！”
我有点儿生气，但又没什么办法，就挑出一个红的给她。
“就一个？”
我慢慢转过头去，于是另外几个人各自挑出一个苹果给了她。
巧芳和我最深厚的友谊便是从那个夏日的中午开始的。以致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偷苹果时都是在巧芳的小声有效的指挥里才逃老发丈目之所及的现场而免于就擒的危险。
这让我一直对她深怀着一种无比单纯而真挚的情感。而巧芳获得的东西不是苹果，而是彼此间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增长使我们的相处直到一九八五年初中毕业总是无拘无束的原因。
我们一起偷的还有西瓜。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我们几个悄悄来到瓜地里，看也不看，抱起一个大个儿的西瓜就跑，结果打开一看，瓜瓤却是白的。于是第二次返回去，挑一个，再轻轻拍两下，感觉不错，就摘下来，结果瓜瓤是粉红色的，已经比前一个好多了，一人一块儿，吃的甜滋滋的。那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水果。所以我一直喜欢吃西瓜。有一次我感冒的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一整天都不能吃东西，急得母亲手足无措。我对母亲说：“我想吃西瓜！”于是母亲就从地里买回来四个小西瓜，我一口气吃了一个，不一会烧就退了，我也起来出去玩了。
6、饥 饿
说实在的，现在的孩子很难再找到饥饿的感觉了。
那时候家里没什么吃的，随便一家都比我们家的条件好。我经常到邻居家里玩，到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走，直到善解人意的奶奶把一小块窝头儿递给我，又拍拍我的头，我才高高兴兴地回家。
我十岁的时候，依然对饥饿感受非常清晰。最好吃的是用玉米面做成的窝头。母亲烧开一锅水，放些小米，然后把窝头也放进锅里，让窝头漂在上面，不一会就煮熟了，窝头沉下去，和汤一块儿吃。而平时吃的，是用榆树的叶子和玉米面和在一起蒸的饼子。要不是实在饿得不行，很难咽下去。有一次出去玩，顺手从家里拿了一个饼子就出去了，一边吃一边玩儿，没有吃完，就扔进一个墙缝儿里，心想：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纯玉米面的饼子呀！”
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吃上白面，但那只是玉米面外面包裹的一层皮。
我最高兴的是走亲戚。因为那样可以吃上一顿好饭。三个姨家赶会的时候都会去，那是可以尽情玩，还可以吃饱。大姨擀的面条，二姨的烙饼，三姨的包子都是我终身难忘的。有一次，我去姥姥家，姥姥正在天地台前上供，姥爷见我饿，就悄悄从那上面拿出一块儿月饼给我吃，还叮嘱我：“千万别让姥姥见了！”我当时也许听错了，竟然一边吃，一边举着月饼蹦蹦跳跳地给姥姥看。
那个年代里，饥饿的人一定很多。我亲眼看见过一个陌生的中年人在路边捡到一块骨头，然后她用石头把那骨头砸开，吸食那里面的骨髓。他吸食骨髓时那种惬意的感觉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过年的时候还能吃上糖果。是那种水果糖，很香甜，一次舍不得吃完，总是先吃一半，再用糖纸包好，回头再吃另一半。平时吃不着糖，就偷吃药片儿。因为药片而外面有一层躺衣，也很甜。但吃药片儿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在嘴里不能含的时间太长，那样等糖衣融化完的时候，就是里面的药了。糖衣包裹的药百分之百都是苦得要命，所以吃药片儿不能太贪心，否则就是甜尽苦来了。
我记得是一九八二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村里突然宣布解散生产队，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自己种，生产队的东西能分得分，能卖的卖。极短的时间里，一切好像都是自己的了。父亲那时很有力气，整天忙个不停，在属于他的地里种上各种各样的粮食。父亲显得那么兴奋。
我放学回来，也帮家里干活，挑水，扫院子，给猪羊割草。每天下午必须割一篮子青草，够猪羊第二天吃。
那一年，我们家在苹果园的旁边盖起了五间新房，搬进新房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用雪白的馒头填饱了肚子。
7、初 中
考上初中要到邻村的学校去上学。我13岁第一次开始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我不但认识了更多的知识，也认识了更多的同学。
大姐三年级的时候就因家里困难辍学了，这一直是她终生的遗憾。二姐小学没有毕业，也帮着父母做活了。这时就剩下我一个人读书，这也就成了全家人的希望。为此，大姐常常鼓励我好好读书。可我的成绩一直很一般。
那时依旧贪玩。考得不好的时候也不敢告诉父母，好在父母并不关心，很少问及学校的事情。不过我的体育和音乐还不错。我当时创造了全乡标枪和跳远的记录，还代表乡里参加县里的运动会。我参加了学校的音乐队，代表学校到乡里参加演出。我记得那是一个深冬的下午，我站在众目睽睽的台子上，在呼啸北风的伴奏下，独唱了《我的中国心》。我人生的第一次独唱没有话筒，甚至连我都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虽然那所中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有几位老师至今仍在我的心中。崔四海老师是管理最严格的老师。他是初三时的班主任，教化学，身材很瘦，牙齿很黄。他几乎不看课本，拿起一支粉笔就开始上课。第一次听他讲课，讲“分子的运动”。“什么是分子的运动呢？譬如，教室西南角的一个同学放了一个屁，东北角的同学闻到了，这就是屁分子在运动！”由于他要求的严格，我的化学也是几门功课里最好的。刘联生老师是最认真的。他教平面几何，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课程，常常问一些难解的课外题，这给刘联生老师留下了一个爱钻研的好印象。他还经常给我找很多课外书看。郭军良老师是朋友一样的老师。那时他刚参加工作，住校，经常在课余和我们一起玩。
也是那时，我开始喜欢上诗歌。课本中有一些新诗，后来直到读了北岛、舒婷等人的作品，对现代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试着写作，那种抒情的感觉至今还在心底的某个地方激荡。我从报纸上得到中南财经大学古远清教授的地址，然后我们进行了数次通信，那是我对诗歌理论的最早启蒙。他给我他写的《诗歌分类学》和《港台朦胧诗赏析》。即将毕业的那年，我同利红、利杰、占龙、辛山、燕霞、巧芳、慧英等人在学校发起创立“野草”文学会，创办《野草》民刊。我们把我们自己写的文字刻在蜡纸上，然后印出来。那是一个深夜，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刷，心中有一种难于抑制的喜悦。《野草》共出刊5期，代表了我对诗歌最初最纯真的追求。
由于不务正业也影响了学习。三年一转眼就过去了。等到了中考的时候才感觉自己的差距。中考成绩不理想，没有考上中专，只能上高中。那时在农村看重的是上中专，那样可以把农业户口变为城镇户口，读四年出来就会有正式工作，很少有人愿意读高中，再读三年，不一定能考上大学，还得回家务农。
所以，我就离开了学校。
8、在人间打工
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外面的世界里饱尝了世间黑白与冷暖。
中考之后，我的生活似乎重新开始。当时作为“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激情，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会干出一番事业来。心想着，无论如何不要轻率地对待人生，要让自己做一个充实的人。可是当自己抬头向前的时候，却不知道路在何方。
我常常独自一人在深夜里坐在星空俯瞰的山顶上。在安静的夜色里，看着远处的灯火是那么美好，我感觉心情是那么的惬意。当时我设想着在村西的河谷里建一个饲养场。在那片开阔的地方筑起长长的四边形的篱笆，在光秃秃的河滩上种满各种各样的果树和庄稼，养上鸡、鸭、猪、羊，让它们漫山遍野自由自在地奔跑，在南面的山坡上垒几间瓦房，喂一只听话的狼狗，我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可以晚睡晚起，秋天里可以在草地上燃起炊烟，烧烤白白的花生和大块儿的红薯，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像是在自己梦想的那个处处飘香的王国里……
幻想总是不现实的东西。当我在自己幼小的内心里设想未来的时候，在现实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家在外面也没有什么门路，刚开始，我也只能做些零工。我在邻村的一个土建队当小工，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干十多个小时，搬砖抬灰，爬上爬下，浑身泥水，污头垢面，那样一天能挣5元钱。
后来听说在采石场挣钱，就去了。在一个偏僻的大山里，主要任务就是把炮崩出来的大石头砸成小块，然后装车运走。一天下来，满手已经满是水泡，揭掉皮后疼得要命，都不能拿筷子。最可怕的是中午放炮。那里有很多采石场，都要放炮，我躺在一块岩石下休息的时候，突然炮声响起来，飞起的石子呼啸着从天上落下来，砸在我脚边的草丛里，像战争片里的子弹那样。
一九八九年，我来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我和邻村的十多个人坐着拖拉机先来到县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像牛车一样慢的308次列车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我们十几个孩子背着硕大的行李包徘徊在北京站广场的路灯下，
后半夜就那样过去了。第二天，我看见了真正的北京，可是没有小学课本上的天安门。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特别多。面对这样的繁华景象，我第一次感到惆怅。
我做工的地方在通县皮各庄。我们乘公交车去目的地，沿途看见一排排的武警战士，水泥路面上还有清晰的链轨留下的痕迹。说是去北京打工，我们打工的砖厂其实和老家的没有什么区别。就这样在那里低矮的土房里安顿下来，由于下雨，不能正常开工，只能做些零工，这样就挣不了什么钱。甚至有时候闲着无事，我就一个人跑到运河的大堤上，看一些陌生的植物，看巨大的飞机从头顶频繁地飞过。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当地放羊的孩子，他叫金连栋，他的眼睛特别大，我可以清晰地看见他单纯的内心，他也很喜欢狗，还说我走的时候送给我一只小狗。
我始终没有搞不清楚这里的方向。值得回味的事，就是我和小壮、二剑每人花一毛五分乘车跑到市里的动物园。那时候动物园门票是两毛钱，看到了许多奇异的动物，令我惊讶的是，那些小鸟在湖面上为什么不飞走，直到现在，我领着四岁的儿子再次到动物园时，除了门票涨到了十块钱，那些鸟依然没有飞走。从动物园出来天还早，就去美术馆看展出，当时展出的是“六四”风波时的图片，触目惊心。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也无法正常开工，所以也挣不到什么钱。这里是集体生活，但没有什么纪律，人与人相处也不讲什么礼节，管老人叫“老家伙”，管年轻的叫“小家伙”。在这样的人群中，我总是紧闭着嘴，很少说话。由于没有收入，伙食也越来越次。这样大家都闹起来。工头为了留住人，只好改善一下生活。那天中午炒了两个肉菜，还有酒。我们都使劲儿吃，我还喝了酒，不知喝了多少，整整睡了一个下午，醒来时天已经黑了，该吃晚饭了。
眼看着挣不了什么钱，呆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想办法回家。工头看得很紧，不给发钱，也不让回去。最后我和二剑下定决心，偷偷地跑出来，小壮把我们送到车站直到上了火车。坐到车上的时候也是晚上，没有座儿，我和二剑一个人一瓶啤酒一直坚持到家里，躺在炕上一气睡了一整天。
我不愿意做农活儿。在家呆着没事干，还得出去打工。这次跟随一个亲戚的建筑队来到保定的蠡县。我们承建的蠡县信用社办公大楼是个仿古建筑，我负责描绘屋檐下花鸟虫鱼那些花花绿绿的图案，我也比较喜欢。有趣的事是我发现一个不明飞行物。有一天下午4点左右，我正在二楼干活儿，突然发现西北方向的天空中出现一个张着嘴巴的蛇形的白色图像，蛇眼的位置最亮，近乎刺眼。我一边看一边干活儿，等夜幕来临的时候，那个物体也消失了。
白天做工，晚上我就跑到旁边的工地上和一个看工地的老人聊天。这个老人姓高，是河北师大的退休教师，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右派，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他以前是教古典文学的，所以我们的话题多数和古代诗词有关。他那里有很多古典文学的教材，每一本我都显得爱不释手。多次忘年之交的交谈之后，老人最后只说了一句有效的话：
“你回家继续读书吧！”
老人的话语里也许带着某种神性。果然我不知不觉地听从了他的话，准备回家重新读书，参加中考。临别时，老人送给我一本《精选历代诗话评析》，我送老人工余时画成的一幅《高山流水图》。
就这样，我结束了打工经历。
9、高中
我后来得知我，打工走后，一天中午我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向我的父母说了一番大道理：我父母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最后他用他那不太高的声音坚定地说：
“这孩子必须读书呀！”
这个不速之客就是刘联生老师。
一九九〇年过完春节，我踏着尚未褪尽的残雪，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又一次来到学校复习，准备参加中考。在乡村学校，每年升上学的少之又少。我们这些复读生都是提高学校升学率的重点对象，所以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老师在我们身上花费的精力也最多。我学习应该说也是很努力的，每天几乎吃住都在学校里。即使这样，等中考成绩出来时，依然和中专的分数线差3分，这样的分数只能读高中。
面对失败，这让我再一次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强烈的自卑感让我突然变得孤独而压抑。好几天自己一个人呆在小屋里不声不响，默默看书。这时同学英宾说县卫校招生，不如去试一试，父亲也赞成，我参加了县卫校的录取考试。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两个我都不愿意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一个是永年一中的，另一个是县卫生学校的。这时命运又一次让我必须做出选择。父亲愿意我读卫校，“当医生一生不愁。”而母亲说：“那样有什么出息？只有读高中上大学才是正道，即使三年考不上大学，也比卫校强！”
我最后还是听从了母亲的话，按时到永年一中报到。
高中三年，对于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岁月。那是我心里压力最大的三年。
生活上的苦不算什么苦。食堂的伙食很简单，早晨晚上是馒头咸菜玉米糊、中午有熬白菜，并且每周必须吃三顿窝头，说是要忆苦思甜。宿舍里睡的是通铺，不是木板，是水泥地，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冬天窗户的玻璃破了也没有人修，北风和雪往屋子里灌，我就使劲蒙住头，在困倦中进入梦乡。
学费是每学期40元加上杂费、住宿费，一年下来也不少。家里又没有来钱的门路，主要来源是一头老母猪，一年能生两窝小猪仔，可供我上学费用的开销。直到我高中毕业时，这只几乎和我年龄相当的猪才默默地死去，家里人并没有吃它的肉，而是在村头找了一个安静的向阳的地方把它埋了。
我每半月要回家一次。周五下午赶天黑之前到家，周日再赶天黑之前返校。一是帮家里干活儿，二是带一次干粮和咸菜。有时和慧结伴而行。
我不得不承认，如今来回忆那些消逝的时光是一种甜美的享受。
此时呈现于我的记忆上空的是灰暗的乌云。深秋雨后的一个下午，灰暗的乌云从南面的天空里滚滚而来，然后几乎是擦着我的头皮飞快地掠过。慧说它们是“天兵天将”。
我和慧正迈着清闲的脚步走在放学回家的宽阔大道上。我们生机勃勃的身体在青草已经停止生长的田野间穿越而过。慧一头齐耳乌发轻轻飘动在昔日清凉的秋风里。一路走来，我们连一辆拖拉机都没有看见，枯黄的落叶在路上随风翻动，田埂上的小草迎风起舞，但已经失去了夏日里的翠绿。
我们故意离开大路走在潮湿的草地上，草尖上残留的雨滴浸湿了我和慧天蓝色的网球鞋，鞋子里积满凉滋滋的雨水，走起路来脚下就会发出青蛙一样响亮的叫声。我捡了一根树枝，把我和慧的书包放在我狭窄的肩膀上，我们一起蹦跳着从一棵棵杨树下穿过，感受着雨水从树枝上滑落进衣领里带来的惬意。我们甚至一起唱起了歌，此时有九只灰色的小鸟在我们的歌声里飞来飞去。
微风吹动我和慧的头发和衣服在身后随意飘扬。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倒映在水里的天空显得神秘无比。我把甩净泥水的鞋子放进书包，然后挽起裤筒，当脚伸进河水时，完美的天空立即变得支离破碎了。
在那个永远无法融化的记忆里，我潮湿的内心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对女性最初的欲望和冲动。我对慧的爱情就是从那天下午开始的，或明或暗，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
那时候，我学文科，所以很少见面，交往也很少，偶尔写个纸条，但谁也没有说过那个字。她总是鼓励我好好读书，把精力用在学习上。有时，我们迎面走来，我的目光都不敢和她正视。直到快毕业的时候，她突然给了我一个纸条，要我晚上在学校的东门口等她。我晚上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准时赴约。那时候夜里雾气很大，我们沿着马路走呀走，我始终没说一句话。当再一次回到校门口时，她说：
“我们做个朋友吧！”
“嗯！”
就这样，我的恋情来不及开始就匆匆结束了。
尽管我们最后还是无缘无故地分手了，但对我而言，慧就是第一个真正深入我内心的女孩儿。后来我们也偶尔见过面，彼此总有一些时过境迁的感觉。但慧作为一种纯美的形象，一头齐耳乌发轻轻飘动在昔日清凉的秋风里，永远地凝结在15年前的天空里了。
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女同学还有武冰，那是一个单纯的没有一丝杂质的女孩儿。毕业时她送给我一张照片，站在一个菱形的花池上，笑得很灿烂，她叮嘱我说：“别让我爸妈看见！”还有一个就是石晓辉，是第二任文学社社长，比我低一届，很开朗，很活泼，但我们没有说过什么话，直到上大学后，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来信，但后来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还有一个人，我至今都不知道她是谁。那时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急匆匆地走在上学的路上，由于怕迟到，我走得很快，突然大雾里有个声音说：“郭焱冰！我带你一段路吧！”我当时没有坐她的自行车，也没有听出她的声音。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无论怎么学也赶不上别人。学校的作息时间本来就很紧张，每天5：45准时起床，出早操，这是我最不适应的，不能迟到，迟到了就要在操场边站一早晨，然后再由班主任领走。早操后上早自习、吃早饭，上午四节正课，午饭、下午三节正课，一节自习，晚饭后上两节晚自习，到9点，然后再点起自制的煤油灯学习到11点，直到巡夜的老师把我们从教室里赶回宿舍。
高一、高二我一直在“慢班”，直到高三时我才勉强考入“快班”。
有时，在学校也有片刻的闲暇。那就是晚饭后，可以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部分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而我喜欢独自散步，一个人沿着操场的边沿默默地走，有时在一片梧桐树下坐下来，多愁善感的内心常常思绪万千。我就是这时和闫伟杰认识的。我们谈论交流的话题在天上，黑暗无边的宇宙和不可终极的时间一直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在所有的老师中，教得最好的就是徐少川和王美兰。两个英语老师，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徐少川老师现在是党委书记，全部高中的英语课文他都会背，讲课可以不带书，思路非常清晰、到位，他经常开公开课，他上课时，窗户外面都是人。王美兰老师不单气质好，而且非常认真、敬业，有一次带病上课时晕倒在课堂上，后来我们都去家里看她。孟彩娥老师教立体几何，很真诚的一个人，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顶撞她，把孟老师气得够呛。我就在作业本里放了一张小纸条，写了一些劝慰孟老师的话。第二天上课时，孟老师就注意上我，经常提问我问题，对我成绩的提高帮助很大。后来，不知为什么孟老师的课调换了。后来，武冰说：“孟彩娥老师得肺癌去世了。”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即使学习那么紧张，我依然保持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致。我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来读。在我的建议下，成立了永年一中“新蕾”文学社团，并任首届社长，参与编辑《校园文化》，阅读大量现代诗歌。
高中三年，升学一直是最沉重的话题。高考我发挥得还算不错，所以我的成绩和预想的差不多，但是否能被录取依然十分渺茫。正当我在等待高考结果的煎熬中痛苦不堪时，邯郸大学在校园里发布公告，首次从应届毕业生中普招。那一年，只要报考并达到建档线的，几乎全部被录取，我也不例外。
就这样，我被邯郸大学中文专业录取。
10、暑 假
高中毕业后到大学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是最难耐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暑假，也可以说的不是。如果考上大学，就是暑假，若果没有考上大学，那将意味着高中毕业之后所有的时间都将注定成为假期。
家里是呆不住的。我就住在表哥在县城的工地，离学校不远，这样一边在工地上干些零活儿，一边抽时间去学校看看高考结果。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我可算知道了什么叫百无聊赖和不眠之夜。
在学校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教务处的张主任，北京人，老伴儿王大夫在校卫生所。我那时候患有很严重的口腔溃疡，所以经常去卫生所买各种维生素，这样时间久了就熟悉了。也许是他的儿子不在身边，王大夫很喜欢我，我周末不回家时经常把我叫到家里吃饭。她知道我爱吃煎鸡蛋，尽管她家里很少吃鸡蛋，但每次都专门给我煎一盘。她煎的鸡蛋很脆，很香，很好吃。张主任在填报志愿时给了我决定性的指导，还专程带着我到邯郸大学了解情况，以至最终使我能如愿以偿。
还有一位老人，是县齿轮厂的退休职工，左腿残疾。那时我有一段时间在齿轮厂家属院的工地上住。大冬天，我在院子里的水笼头下洗头，老人见了马上制止了我，“这怎么可以？这样会感冒的！”老人从自己家里提了一壶开水给到我的宿舍。后来，老人让我上学走的时候把暖瓶放在门口，他把烧开的水给我加满，几乎每天给我送一壶开水，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十分感激。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个叫海刚的人。30来岁，有两个女儿，自己没工作，媳妇开一个发廊。海刚小时候很调皮，很早就辍学在社会上混，成为当地一霸。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他低头时我发现他的头上有很多处疤痕。所以和父母关系很不好，甚至与他断绝来往。
刚认识的时候，我蹲在一家店铺的屋檐下发呆。知道我的情况后，海刚帮我找活儿干，带着我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找了很多朋友，但都不太理想。气候一天天变凉，我们却越来越熟。在渐渐的交往中，我发现海刚是个基督徒，他为人和善，正直，并且他把他的那本心爱的《圣经》给我看，还给我讲解上面的故事和经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了第一篇《创世纪》，说的是上帝在7天里创造了天地万物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在乐园里无忧无虑地生活，夏娃受蛇的诱惑，与亚当一起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上帝惩罚他们回到地上经受苦难。亚当夏娃犯了“原罪”，他们的子孙因此都有罪，都必须接受苦难的惩罚。到挪亚的时代，来了大洪水，挪亚造了一座大方舟，保留了万物的种子，在洪水退后继续在大地上生存。挪亚派一只鸽子出去探听洪水的情况，鸽子衔回一枝橄榄枝，表示洪水已退，危险已过，这以后鸽子与橄榄枝都成了和平的象征。
成为基督徒的海刚在内心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远离了以前的哥们儿，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圣经》在海刚的眼里是那么神圣，每天读它，把《圣经》捧在手里，虔诚地祈祷。这种场景把我也感染了。海刚星期天要去教堂做礼拜，我没什么事做，他就带着我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基督教的教堂，像一个大教室，我和海刚坐在一边，一会儿，一个穿着黑袍的人走上讲台，开始清晰而宏亮地讲解《马可福音》，然后是一起唱赞美诗，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到后院里吃饭，他们说是“圣餐”，我当时以为是别人吃剩的饭菜。饭菜很简单，也不收钱，像传说中人民公社的食堂那样。
当我把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消息告诉海刚时，海刚显得比我还高兴，“太好了！太好了！”他甚至见谁都说：
“这是我的朋友，刚考上大学！”
我临走时，海刚晚上约我来到他的家里，那是一个一面露天的破旧房屋，露天的那一面用塑料布遮盖着。显然他的家境并不是很好。他点上红色的蜡烛，然后摆上准备好的几个凉菜，还有一瓶酒，给我们各倒了一杯，然后一起喝掉。海刚并没有说什么欢喜或悲伤的话，只是像对自己的弟弟那样说：
“以后到外面处处要靠自己，做什么事情要小心点儿，处理好关系。”
我记得我当时很激动，也多喝了几杯。告别时，海刚给了我一本《圣经》，一个日记本和他身上仅有的70元钱。
从那一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海刚。他不久就搬家了，邻居们谁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这些年来，我每每回家时，只要有时间，就愿意去那里转一转，想着能遇到海刚。我也一直通过县里的同学打听他，但至今渺无音讯。
海刚一直是我至今都在默默想念的朋友。
11、我的大学
报到后，一切都安定下来。我的教室在教学楼307室，我的宿舍在宿舍楼704房间，这样我每天就在这十层楼房之间往返不止。
在大学学习已经很轻松，伙食也改善了许多。我们班45个人，作为班长，我经常组织一些活动，譬如义务植树，就是在澡堂附近建一块“93汉语言绿地”，还举办交谊舞培训班，而我到现在都没学会。我甚至组织班干部到食堂维持秩序。一次因打饭出现拥挤现象，发生争执，我就建议校方派人出面维持排队的秩序，结果任务就安排给我们班。于是，每天打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同学带上“执勤”的红袖标，站在一边维持秩序，这样一来，排队拥挤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过。作为回报，我们几个等别人打完饭了，可以及食堂里面，花5角钱的饭票随便吃。
我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兴趣。大学里条件更好一些。我经常晚上独自去图书馆看书，直到关门。渐渐的和管理员罗老师熟悉了，她后来允许我到老式的阅览室去读书。那里的书更全、也更专业。我经常看的就是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出版的各种复印刊物，那里汇集了当时各种刊物上发表的最新的理论观点，我阅读了《世界225篇哲学名著述评》（费兰克·N·麦吉尔）等大量关于语言哲学方面的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使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一九九四年，我筹办了学校团委的团刊《方圆》，和几个同学创办并主编《汘渚文学》，刊登了我当时刚写的《大雪》等诗歌，并在《邯郸文学》上发表《栈道》。因为那首诗歌，应邀参加邯郸市文联举办的诗歌座谈会，有幸结识王家新、陈超、赵英华、赵云江等诗人及评论家。
除了读书外，我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除写作诗歌外，开始写一些评论、散文给报社投稿。我在《邯郸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京娘梦》，一篇2000多字的游记，编辑还配发了大幅的照片，当时十分开心。陈新老师还在上“写作”课时给予赞赏。后来一段时间里，我开始关注赵文化，翻阅一些典籍，亲身游历了一些古迹遗址，断断续续地写出了《又登丛台》、《路遇千佛洞》、《赵王城》等“赵都风景谈”系列文章，日报社编辑吴蓉一直是我感激的，在《邯郸日报》开设了专栏，把我的那些文章给刊登出来。
大学里课程并不太紧，只要顺利通过考试就可以。所以业余时间我还可以做点别的。我的现代文学老师唐品阳先生是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办了一份《商海导报》的报纸，邀我去帮忙，我也很喜欢做，主要负责生活版的文稿编辑工作，使我对办报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创办初期，前来应聘的李文刚和我一起做，是我一个不错的帮手，很机敏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就职于中央电视台，是农业频道的记者。
我上学一直很节俭。这是我的父亲交给我的一个宝贵的生活经验。但我更想多挣一些钱。于是，我开始做家教。我的第一个家教就在我现在工作的地方，但当时离学校很远，骑自行车要一个小时。那是一个大冬天，雪凝结在街上已经成冰，稍微不注意自行车就会滑倒。我吃过晚饭之后来到学生的家里，开始给他辅导数学和语文，一刻不停地讲两个小时，然后可以挣五元钱。这样我一直没有停歇，最多的时候我一周做三个家教，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唯一的一个暑假也没有闲着，解放军285医院的一名院长助理，建议我讲一些古代典籍方面的知识，于是我办了一个《三字经》学习班，报名的孩子竟然很多。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面对一圈六、七岁的孩子，一时间我仿佛成了一个“之乎者也”的私塾先生。我给他们编上学号，选了班长，俨然像一个正规的班级。我记得其中一个叫石倩的孩子，非常聪明可爱，我讲一遍她几乎就能够背诵。
通过做家教，我的日常所需不但没有从家里要钱，临近毕业的时候，我自己竟然还攒了1000元钱。
我一直喜欢安静。我愿意在浮华与匆忙之间给自己留一点闲暇的时光。
我喜欢一个人晚饭后散步。大学的校园显然比高中的操场大多了。在东院里有一个池塘，四周长满茂密的草丛和高大的杨树。黄昏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会独自沿着林荫小路，来到那个池塘边，坐在草地上默默地发呆。这样能一声不响地坐很长时间。我记得有一个雨后的黄昏，夕阳的光辉从树缝里透过来，一切显得那么层次分明。我坐在那里大脑出现了瞬间的晕眩，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对我窃窃私语，但我始终听不清楚。
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好。我最尊敬的老师是尚久孝，吉林人，书香门第，其父为国内医学界权威，姊妹六人，皆有所为。尚教授教古汉语，工作认真，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关注民生，特别在古文研究方面很有见地，是国内《周易》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我很喜欢听他讲的金石学和易学，这些不在他所受课程范围之内，是义务讲授的，从文学的角度讲解《周易》是他最大的特色。我经常去他家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红色的地板上，室内弥散着君子兰的香气，置身于那些古玩、字画的氛围里，我感觉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招引。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陈新和尹邯平老师，都是可以说知心话并对我有过很帮助的人，至今一直保持着朋友一样、兄长一样的亲密联系。还有一个留有深刻印象的老师家申云，是艺术系的美术老师，行为艺术的倡导者、实践者。我记得我们相识在澡堂里，他长发披肩的背影使我当时以为自己走错了澡堂。
在大学里我们有无话不谈的知己，和我交流最多的是远在山西大学读书的闫伟杰，我们几乎每月通信两封。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是保全，他学文秘专业，唐山人，年龄比我小，却显得比我大，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打球。有一个大雪的前夜，他在校外和几个老乡吃饭的时候，被一伙来历不明的歹徒误伤。那些地皮无赖本来是针对饭店老板的，结果不分青红皂白的歹徒抡这片儿刀乱砍一气。保全头部被砍数刀，伤势很严重。我见到他时已经在医院里，在床上躺着已经昏迷，白色的纱布裹住了他的整个头部，只露出两只眼睛。我摸他的手和脚，都是冰凉的。我就用手使劲给他暖，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后来他醒了，还安慰我：“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儿倒霉！”毕业后就没有了保全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何处。
在大学里谈恋爱已经是一件老师默许的事情。在饭厅经常有一对一对的结伴打饭的学生，那必定是情侣无疑。我也常常感到自己的孤独，这时一些自然而然的情感就会在我的内心里悠然而生。我也想着要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而陪在身边该有多好，她有端庄的举止和朴素的心，她有着和我一样的对于农村生活的美好记忆。而这种美好的念头来到眼前时，我只有陷入深深的沉默。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时间和经济条件，所以对这样的事情不敢做过多的设想，等毕业找到工作后再说吧！
我两年的大学生活一转眼就结束了。对于我而言，这是非常充实、收获很大、十分难忘的两年。
12、毕业之后的短暂茫然
毕业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找工作。我的两个同学报名去了西藏，有的去了南方，有关系的都留到了市里。发给我的派遣证是回原籍待分配。我若服从分配，就必须到原藉乡村教学。乡村学校老师工资拖欠很严重，几乎几年不开工资。何去何从？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我的内心里不得不陷入一种巨大无比的茫然。我搬出了学校的宿舍后，暂时在陈新老师的书店里住过一段时间。对于找工作，陈新、尹邯平、唐品阳老师都真诚地帮助过我。那段时间里几乎读了余华所有的作品，写了《大雨，大雨》，那里面也许有些现实的味道。
竟然真的在一场大雨过后，我只身走进一条亮晶晶的小街，我在那里租了一间房。那是门庭上的一个小阁楼，原来是养鸽子或放杂物的，仅有
我在这里一边打工，一边找工作。每天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都希望十字路口红灯的时间能长一些，这样好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下面的路该怎么走。父母并不知道我在外面的情况，我怕家人担心，就写信，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家人放心。但身无定所的事实还是让家人放心不下。
这时，最牵挂我的人是大姐。那是八月里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我呆在租住的房屋正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忽然，大姐来了。她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儿，肩上背着给我换洗的衣服。大姐见到我后显得很高兴。也顾不上劳累，就询问我在这里的情况。我惊异大姐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她举着那个信封儿说：
“这是你给家里写的信，我是按照这个地址找来的！我在联纺路一下车我就打听！开始别人都说不知道，我就一直往市里走。哈哈！我还是找找你了！”
我当时住在土山街3条2号。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街。八月正午的日头是那么毒。大姐是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沿着联纺路走陵西大街、丛台路、中华大街，然后又穿过人民路，走到和平路，再返回来，一路打听、摸索着才找到这里的。我看着满脸汗渍的大姐，硬是强忍着没让眼中的泪水掉下来。
于是，我的人生之旅在经历了一番戏剧性的曲折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从学校出来后的第四个月，我第一次找到了安身之所，我有了一份安心的工作，我很快搬进了一所美丽的小学校园，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中间，我也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对于接下来的岁月，我暂时不想写了。因为我每天的脚步比我的笔更有表达的资格。参加工作后，我时常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撕扯我，我身上那些作为一个农家孩子的品质和气息在减少，不断添加的是外面世界里日渐增多的灰尘。而回想这些过去的时光，虽然并不是很长。但是这时信手翻找记忆碎片里那些飘香的河谷与炊烟，已经遗忘了许多，所能记下的已经很少了。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正在活着的人，必然同时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一条是在尘世里的道路，另一条是内心里的道路。这两条道路有时交错，有时平行，有时截然相悖。不管这两条道路有多宽、多远，而最终，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同时结束在同一个黑漆漆的圆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