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饶人处还需饶人
《聊斋志异·遵化署狐》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丘志充任职的遵化道衙一楼中有很多狐狸，时常出来祸害人，历任官员都不敢得罪它们。丘公上任后，狐狸听说他性情刚烈，就变成一个老太婆来求情，声称三日后将迁走。丘公不待其期限到达,于第二日借阅兵机会，把各营的大炮都抬来，包围了这座楼，大炮齐发，倾刻之间，几丈高的大楼夷为平地，群狐的毛皮、血肉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有一缕白气冲天而去，大家望着天空说：“逃走了一只狐狸！”自此后，衙中太平无事。过了二年,丘公为谋求升迁,派人押送大量银两入京行贿,暂且窖藏在某班役家中。不料逃匿之狐化为老大爷,向朝廷告发此事,丘公因此遭难。
蒲松龄在篇末以“异史氏”之名评论此事：“狐之祟人，可诛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公可云‘疾之已甚’者矣。抑使关西为此，岂百狐所能仇哉？”大意是说，狐狸蛊惑人类，当然要诛杀它们。不过狐狸既然服罪了，就要宽恕它们，这样可以成全我们的仁爱之心。丘公对狐狸的痛恨可以说太过分了。假使东莱太守杨震任职遵化道，难道众多狐狸还能来报仇吗？
蒲松龄在此提出了一个命题：品行不良的人是否可以天下无敌？他接着给出的答案是：嫉恶如仇固然无可非议，但自己必须正直无私，这样才能令对手无隙可乘。丘志充的悲剧恰恰在于，除恶的同时自身又不够检点，结果授人以柄，最终酿成悲剧。假使换了暮夜却金的杨震，那对手又怎能奈何他，只能望而却步。
据《诸城县志》等资料：丘志充，又名美甫，字介子，号六区，山东诸城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参加会试，四十一年（1613）殿试，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后任河南汝宁知府，又升山西怀来道道员。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朝廷以延绥总兵官杜文焕作为一路征讨军赴川平叛，他为监军副使。收复了重庆后，他又收复被叛军占领的全部城池。天启五年（1625），由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升河南按察使，天启六年（1626），晋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天启七年（1627），有人控告丘志充行贿，被逮入狱。明崇祯五年（1632），被处死。
现实生活中，丘志充为什么被逮入狱？据《明熹宗实录》卷八十记载:“(天启七年正月辛未)逮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怀来道丘志充至,下镇抚司究问,以东厂缉获王家栋,供称志充车载饷银,钻谋京堂也。……(丙子)镇抚司具丘志充、王家栋狱词。赃银九千一百三十两,命勒限严追,以助大工。”同书卷八二记载:“(三月辛未)刑部具犯官丘志充、王家栋狱词。俱著监候处决。”
再据谈迁《国榷》(卷八八)记载:“逮山西怀来道右布政丘志充至,下镇抚狱。以饷金三千托太医院吏目王家栋营京堂,东厂迹之。论死。”
由以上两则资料看出，丘志充是因为谋求升迁而贿赂上司，事情败露后受到逮捕法办。
明清之际,山东民间盛传丘志充遭到狐狸报复之事,而且丘氏后人对此事不置可否，进而乐于传播。这使得一起平淡无奇的行贿案件，与狐狸报仇搅到一起，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对此，兰州大学教授张崇琛先生、美国波莫纳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白亚仁先生这样解释：为了获得提拔而行贿，本来是官场的普遍现象，只要没被发现，所有人都相安无事；而一旦暴露，行贿者、受贿者被抓，便会遭到世人唾弃。丘志充被逮，为了掩人耳目，博得同情，极有可能编造一个狐狸精阴险报复的故事，通过亲朋好友和家人传播出去，混淆视听。作为丘志充的后人，对此事深信不疑，到处传播，是因为狐狸精被杀报怨的故事，为其先辈不光彩的下场涂抹了一层传奇色彩，掩盖了事件真相。据笔者所知，这类事件不乏其例。如淄川西铺毕自肃本来是因为处理欠晌兵变不力而上吊自杀，但毕家却宣称毕自肃是为证清白、绝食而亡。
需要强调的是，丘志充并没担任过遵化道员。查阅乾隆《遵化县志》，找不到丘志充的名字。为什么蒲松龄在《遵化署狐》中言称丘志充任职遵化道？白亚仁先生考证：一是丘志充所任的怀来道，康熙年间改为怀来县，隶属于宣化府。时间一长，以讹传讹，宣化与遵化混淆了。二是蒲松龄有意为之，使故事的潜台词更为丰富。因为晚明时期，遵化是明朝军队抗击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入侵中原的重要军事基地。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遵化又成为清朝的皇陵所在地。当蒲松龄记载这个故事时，顺治帝已经奉安遵化的孝陵了。*（潘世东转载于光明网启昕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