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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启阵
本国当代作家中，我比较爱读孙犁和汪曾祺的作品。平生不知藏人善，处处逢人说孙汪。平时说话、写文章，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这种偏爱之情。因此便有朋友对我产生了一种期待：写篇文字，说一说孙犁、汪曾祺文章的好处。爱读归爱读，写文章列举出好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吃水果，好不好吃，人人都能有自己的判断，但要煞有介事地说出某种水果究竟有哪些好处，却不是人人皆能的。尽管我也很愿意满足朋友们的上述期待，但心有余力不足，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束手至今。
今日早起，忽然想起多年前在某古书里看到的一则故事：诸葛亮死后，司马懿问一个蜀国老兵，自己跟诸葛亮相比，谁更高明。蜀国老兵回答说，
没错，当思维、视野囿于孙犁、汪曾祺及其文章本身时，是难以说出他们的好处的。而一旦“跳出圈外”，置身于他们的生平与文章之外，将其跟当今活跃着的一些作家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过人之处了。
我以为，孙、汪及其文章，包括散文和小说（汪曾祺参与编剧执笔的戏剧如《沙家浜》、《杜鹃山》也有不少精彩处），至少有如下几点好处：
一是文质彬彬。写文章，表情达意，讲究修辞，当然可以有风格上的不同追求。但是，我认同孔子的论文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二是轻松亲切。世上有“职业病”的说法，作家的职业病大致有凭立言不朽、视宣传教育他人为己任等等。古语所言“人之患”，如今在好为人师以外，又添好为领导一项。读当今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他们都是引领思潮、传播文明、教化顽民的思想家、救世主，高人一等，俯瞰众生，读之顿觉自己的渺小卑下。而读孙犁、汪曾祺的文章，你会觉得如听邻居老大爷坐在竹制椅子上，说自己陈年往事，说他人趣闻轶事，娓娓道来，轻松诙谐，平易亲切。多年前在韩国做“交换教授”时，我曾经建议一位开设中国当代小说课程的韩国同事，介绍一些我国当代优秀作品到韩国，结果遭到他的拒绝。理由是，“你们的当代小说，基本上都是宣传某党思想的，都是居高临下教育人民的，不是文学。”但是，读过我复印给他的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之后，他改变了主意，说是“太美了”，表示愿意翻译，让我帮他联系作者家属，以获得许可（当
三是耐人寻味。可能是较多阅读本国古代诗文的原因，我偏爱凝练含蓄的作品。孙犁、汪曾祺正好可以满足我的这一偏好。读许多当代作家的文章，如饮酒，不用说，大部分是啤酒。很热闹，能醉人，但热闹过后，酒醒之时，除了酒渍，没有多少值得回味的东西。而读孙犁、汪曾祺的文章，却有如饮茶，自然是绿茶，而且是上佳的明前新茶，静心细品，齿颊生香，韵味无穷。我老婆念书时学的是财会专业，是文艺的外行。但是，当她心浮气躁的时候，一读汪曾祺的文章，顿时心平气和（孙犁的文章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且多革命时期故事，她觉得陌生，不太感兴趣），汪曾祺笔下的一草一木一城一地，无不妙趣横生，经常嚷嚷着要去汪氏文章中出现过的地方去旅游。
四是文脉悠远。对我国当代许多作家，我一直有一点不满：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传统，比如“风骚”，比如唐诗宋词，他们继承得太少。这当然无法全部归咎于作家们，他们生长于“五四”、“反右”、“文革”等诸多运动之后，对于文化传统难有理性的态度，思想、审美的自由多元，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往往充满曲折，所学课程大多残缺，有涯之生，能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并不多。因此种种，许多人只能凭着一腔激情一股蛮劲、利用有限的人生阅历（例如“上山下乡”、“文革”）和一知半解的外国手法，进行文学写作。文学的受众，情况也跟他们相似，真正具有鉴赏力的人并不多。故而，我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猎奇，苍白，浮躁，粗糙，生硬，肤浅，艳俗，比比皆是。孙犁、汪曾祺的人生阅历，也有不尽人意处。
上述四点，只是我一时之管见，难免挂一漏万。举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