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新京报以“陕西医生‘贩婴’再调查：医院违规现象长期存在”为题深度报道陕西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张淑侠拐卖新生儿案，凤凰网迅速以“贩婴医生张淑侠：产科业务骨干 医疗事故率高不受处罚”为题转发：…曾在妇幼保健院工作过的医生杨芳称，张淑侠医疗事故率高，但医院考虑她是骨干，并没处罚她，“这相反保护了她。”

    张淑侠不是“恶魔”。她不仅是“白衣天使”，而且属于“白衣天使”里的权威阶层。事件披露的消息告诉人们，常年来，自从撤职又提拔为产科副主任之后，医院里没有人能对她的行为实施管理。原因在于她多发医疗事故不仅没有被问责，执法部门和管理者反而“保护”了她，她具有了对待国家医疗法律的耐法性，恰似超级细菌的耐药性（又称抗药性）。她具有了绝对的权威，“她的指示是最高指示”。所有的医疗法律制度在她身上都无效。

一、医疗事故法律被矫诏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是立法机关通过的医疗法律，它是国家法律在执法机关的实施措施。应当具有传播法律、落实法律、严格执行法律的基本属性。然而，它如同传递圣上口谕的人一样，被夹杂进传递者“私欲”以后，圣旨到达接受者终端的时候，会是面目全非，指向相反。这就是矫诏。

    国家刑法、民法通则、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等医疗医药相关法律对医疗行为有具体的规定。国家医疗事故罪的刑法条款一天也没有失效，卫生部等职能执法部门还制定了《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等措施。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十年多来，这些国家法律规定的查处医疗事故相关违法犯罪职责被矫诏了。被加进去医疗要趁人生病之机赚病人钱“养活”、“养肥”自己的“私欲”，它违背医疗法律的宗旨。

    这种“私欲”之张扬，使它甚至胆敢公开矫诏中央制定的新医改国策，公开矫诏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公开矫诏侵权责任法、公开矫诏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执法机关貌似“有权”在医疗违法行为面前失职失效，医疗医药违法者具有了害人不被人追问刑责、行责（行政法律责任）的超级权力。国家医疗法律被矫诏成只能由受害人自主“民事追责”。在不断发展前进的国家法律面前，在司法机关废止参照其规定处理医疗损害案件以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仍被执法机关强“楔”进所谓的医学会鉴定程序里、医疗纠纷调解“第三方”程序里，甚至仍被“楔”进部分地方高级法院的违法“司法解释性文件”里。

    这些“私欲”之魂附体，矫诏之魂附体，使得医疗问责法律制度到达张淑侠等权威一方的“医疗专家”那里时，变成了“保护”医疗事故多发者的制度体系。

二、医疗专家缠身“超级细菌”

    我国医疗行业滥用抗生素的程度是国人皆知，国际有所知的。抗生素的滥用，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又称抗药性），使抗生素药物效果变差，甚至无效。更糟糕的是，耐药菌可以在人群中传染，而使耐药性由单个滥用药物者扩布到整个相关人群。使得人类面临无药可用、无药可救，“超级细菌”失控的危险。

    我国的医生职业曾经是被广泛认可和广泛传播的高尚职业、优秀职业、神圣职业、理想职业。那时，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生活上，薪酬上相对有保障。“私欲”之菌在职业工作中几被灭迹。然而，“以药养医”等旧国策推行三十年，医疗队伍被办医管医者拿掉原来给予的“供养”保障之后，赚钱“私欲”逐渐成为医生的生存之本，成为医疗机构的生存之本，逐渐作为违背国家法律的制度和公开的“潜规则”确立和巩固下来，发展扩张传染下去。成为了广泛置身的超级细菌。

    突破全力保护和救助病人的法律底线，就不存在人情道德底线了。金钱等私欲的超级细菌不仅有耐法性（抗法性），而且绝对可以具有耐德性（抗德性），具有耐情性（抗情性）。

    于是，张淑侠等专家的权威成为被“超级细菌”攻克的对象、寄生的载体、扩展的源地。张淑侠们不是恶魔，他们只是恶魔的载体。在恶魔失控之前，请拯救它的载体。(宋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