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势在必行，“6月危机”（也即“钱荒”）更加剧了改革的必然性与紧迫性。对于如何推动金融改革，各方的总意见是“利率市场化要先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利率市场化的确是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但是，紧急时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方向没有准，一切的努力都只能是白搭。

　　从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的尝试和经验来看，包括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银行改革等，中国金融改革必须要结构改革先行、面向实体经济、同财税改革同行，这些方向性的事情理顺了，一切的改革才会顺当起来。

　　结构改革先行

　　进行一项改革，必须要对当前的情况需做一个阶段性的诊断。总体而言，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化率是53%左右，各方面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中国面临老龄化的到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些决定中国还不能直接跳转至金融经济阶段。

　　但现在的金融结构却是，中国的金融经济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银行垄断各个金融领域，中小型银行不发达，民营金融力量极其微弱。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国有银行难以变革，甚至一旦有危机，它会将其转嫁到其他部门。现有的“量化宽松”政策下，大型国有银行也永远是赢家，“过大而不能倒”的地位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变革。

　　近年来兴起的影子银行，包括民间融资和未能受到有效监管的银行信贷，这一块从理论上说很重要，但在实际层面，并没有发展起来，甚至受到打压。影子银行的大发展有赖于国有银行，其没有把钱投到真正需要钱的实体经济，而是放到影子银行以逃避正式部门所面临的监管。这样，影子银行其实也失去了有效的监管制度，蕴藏着无限的危机。

　　目前，进行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主要是要造就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大型国有银行和中小型民营银行之间的平衡。但是民营银行始终受到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影响，发展很缓慢。而要深化改革，中国只能放开民营中小型银行。

　　如此，在没有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放松金融市场准入限制的情况下，利率自由化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很可能会走向改革者原来目标的反面。

　　面向实体经济

　　中国金融改革出发点和目的，必须是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原则和标准，也是金融危机血的教训。总结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三个重要因素是关键：一是全球金融业体量过大，虚拟经济总量比实体经济总量高出3.6倍；二是金融业中介活动越来越从传统的银行转到以资本市场为主的操作和运营，交易规模迅速扩大，监管和规范却未能及时跟上；三是金融业产品创新步伐太快，市场对其认识和了解不足。追本溯源，金融业背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转而为自我服务。

　　金融业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时，会受到实体经济需求的约束，发展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但一旦转向为自我服务，整个金融市场就可以无限“野蛮生长”，甚至误导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业要得到健康的发展，就要汲取教训，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才不会走偏。

　　在当前，中国金融业要着力为制造业、农业和农村、服务业、城市化、老龄化这些产业和领域提供服务，同时，金融业还要建起金融防火墙，维护中国经济安全，阻止外界的金融冲击和危机冲击。

　　同财税改革同行

　　中国目前进行的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银行改革等，似乎有些“单边突进”的意味，这样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效果不好，还可能产生负面效应。所以，自上而下的配套改革、顶层设计十分重要。

　　在中国，金融改革是和财税改革绑在一起的，并且财税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没有财政改革的金融改革，不仅改革成效会付之东流，甚至可能造成道德风险集聚的金融乱象。

　　中国缺乏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财政和准财政活动具有极强的货币创生性，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绝对影响力，即“财政决定货币”。这就可能造成微观改变投资回报、信用跟着回报走的乱象，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脆弱性。显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持续的，而关键措施就是推进财税改革。

　　进行财税改革，实现“货币不增或少增，而信用增”，得靠融资方式的变化，即直接融资。在这方面，中国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改革来构建市场经济的法治和制度基础，培育直融文化，拓展经济承债的空间；二是通过存量债务的减记和重组，清理“僵尸”信用，为新增信用腾空间。

　　准确把握了中国现状，理清了金融改革的先后顺序，如此这样才能切实地、放心地、大胆地推行后续的改革。航线已经划定，就待全力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