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使我国的问题更多的暴露了出来。在欧美的“富贵病”没有痊愈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将目光转向国内，因为国内的问题比国外问题更加严峻，更加复杂。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掺杂着或多或少的政治因素。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将政治问题经济化，而非媒体常常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一直被大众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便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人民币能否真正的国际化，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的发展情况，而在于我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截止到目前，我国的GDP已是世界第二，出口量世界第一，货币发行量世界第一，但人民币依然在国际上位居小币种的地位。各国不愿意持有人民币的原因就在于考虑到我们的政治风险问题。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不仅在于美国经济发达、自由度高，更在于美国政治最为稳定，可以保证美元是最值得信赖的货币。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虽然不断地指责美元贬值掠夺各国财富的同时，却又不断的增持美元。

　　经济危机重灾区欧洲的萎靡，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外部需求的疲弱，使我国长期以来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冲击。当前的难题在于，如何增加内部的消费，从而对冲由外部所带来的损失。但是，长期以来依靠出口、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近固化，这种模式加深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依赖性，固化了我国权贵等利益阶层，改变起来难上加难。况且廉价劳动力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内部消费市场无法真正打开。

　　正是在外需疲弱、内需乏力的情况下，为了保增长，我国进行着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高污染、高耗能的铁公基建设，还有市政工程以及房地产这个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带动多个行业发展的核心市场。这种情况下，天量的信贷又被催生了出来，为高房价、通货膨胀等问题又埋下了伏笔。

　　我们的发展模式依然未变，天量信贷的流向变得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单一，本已畸形的经济结构变得愈发畸形，从而导致了行业的分化，众多民企生存日益艰难。

　　一些大型企业甚至上市公司，凭借自身以往的良好信誉或先天优势，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却通过设立自身的金融公司亦或是投资平台，做起了“高利贷”行当。在通胀持续亢奋、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银行信贷不仅没有起到盘活国内经济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两极分化，扭曲了信贷市场，破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这个根基便是这些对促进我国经济有着绝对作用但又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大量的民营企业。

　　所以，在日益壮大的经济规模的背后，是我们亟待改变的发展模式。转型会损害很多固化的权贵阶层的利益而受到阻碍，而若不转型，则是经济持续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随着民众生活压力的不断凸显，单靠GDP数据的增长，已经很难解释并掩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样的两难，着实考验着我们的政府。

　　天量信贷不仅造成了我国行业差距的拉大，还造成了不断上演的通货膨胀。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恶性的通胀，是对民众财富的一种变相掠夺。通胀的本质原因在于货币的超发，我国人民币对内不断贬值的现象，就是最真实的体现。至于很多观点认为通胀是由于美元滥发造成的，则完全是一种误读。以中美两国的货币量作比较。2010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为67.39万亿元（折合9.9万亿美元），2010年6月末，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8.6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美国多出1.3万亿美元。截至2011年12月，中国的M2已经达到85.16万亿，规模空前。至于很多经济学家的评论中，将通胀的“罪责”归于美元，那是主流话语权对舆论的引导，将问题的矛头引向国外，对内维持稳定的一种策略。

　　2012年以来，我国CPI指数逐月下降，7月份，我国CPI指数为1.8%，在通胀隐忧渐消的同时，通缩的风险又开始抬头。就目前来看，这种由政策市而导致的矫枉过正的现象，无疑还会上演。货币政策又开始松动、信贷闸门又渐渐打开，这将在本年度的后四个月以及整个2013年，进一步推升依然处在高位的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波动，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我国房地产市场涉及多方利益，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群体的博弈，即：既得利益群体和未得利益群体。这两大群体的博弈，导致了房价当前震荡走高的趋势。我们先从既得利益群体说起。这里涉及到了地方政府、地产商、银行以及已经购得房产的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不希望看到房价的下跌，因为他们从房价的大幅上涨中大获其利。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仅土地财政这一个因素，就可以很好的解释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也是我国的GDP为当地政府经济工作考核标准的模式演化出来的。地方政府其实更多的已经和房地产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不断上涨的房价越发强化了双方之间的利益链。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可以让当地政府获得诸多好处。首先，低价拆迁后的高价拍卖成为了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一环；其次，房地产开发可以带动周边的商业发展，拉动相关行业的景气度。第三，周边的商业发展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甚至呼之欲出的房产税，也被地方政府觊觎已久，如此种种。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愿意通过优惠政策引来更多的地产商进行房地产开发。政府的业绩上来了，开发商的腰包鼓起来了，皆大欢喜。另外，银行也在这样的利益链条中，完成了大额的信贷指标，获取了丰厚的利息收入。堪称完美的组合。但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民众的收入有限。政府可以不断的抬高土地拍卖价格，地产商可以不断的通过高地价进行抵押贷款，银行可以不断的催生出货币来。问题在于这样的模式下，民众并非普遍的富裕了，因为购买力是有限的。民众的生活幸福感并未上升，反而下降了。

　　从买房者角度讲，已经买到房子的群体希望房价上涨，未买到房子的群体希望房价下跌。未买到房子的，我们在这里称为未得利益者，这样的群体是大多数。如果这个群体的利益长期得不到关照，那么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作为中央政府，自然将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作为目标。地方政府的游说，使得中央的调控政策往往虎头蛇尾。其实，当房地产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纯粹的从市场经济理论出发，是看不清问题的。也正是由于有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房价在飙涨的时候，就会在社会中出现很多的不满的声音，而在房价下跌中，也才会出现很多所谓“抄底”之声，甚至经济“硬着陆”等维护既得利益的言论。

　　总的来看，中央要权衡利弊，保持房地产的稳定而非大起大落。给过量的货币提供合理的疏导渠道，成了考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房地产和股市的跷跷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化解货币洪流的方法的单一。对于相应的土地财政政策、官商利益一体化等发展模式，必须变革。但是，变革并非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执政者的一厢情愿，也非自下而上的非理性变革。合理的做法将是在执政者与普罗大众的变革诉求的不断碰撞中产生的。

　　中国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经济，一条腿是政治，两者相互扶持和促进。但是若一条腿快，一条腿慢，那么终将会摔倒。今年年初两会期间，温总理讲话的深意也在于此，即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政治进步，政治进步可以保护经济发展，若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利益终将得而复失。所以，改革攻坚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

　　“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终将会过去，但是伤筋动骨的世界经济，必将在这场危机中有所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弊病，也愿能在此次危机中充分暴露并得以纠正，走向合理，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