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仲改革到商鞅变法，再到盐铁专卖与王莽改制，及其后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摊丁入亩和戊戌变法，中国历代都不乏敢于打破陈规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才，而所从事的变法事业，几乎都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成败得失，一直是后辈学者和政治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吴晓波在他的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结合这些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下经济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和各种力量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经济变革，都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实现富国强兵，改革的前提往往是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层出不穷，而改革的结果，则是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力有所增强，隐患则是因为与民争利，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以至最后改朝换代。管仲改制与商鞅变法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将内部矛盾转移，通过侵略战争获取新的财富与土地，使得民众的损失得以补偿，其后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中国已经没有可以继续开疆扩土的位置，所以，帝国逐渐走向专制与封闭。

回到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吴晓波认为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最开始分权让利、国退民进，给予地方最大限度的自由，到朱镕基进行改革后，富国强兵又成为了改革的源动力，国进民退后，与民争利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形成了新的社会危机。此时，分权与均富成为了社会各阶层的期待，由此引发的“统一文化”与自由化改革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互联网上的口舌之争，基本与此有关。在国有经济、金融业与土地产权这几个核心环节上，已经处于完全的分裂与敌视，以往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闷声发大财”的局面一去不返，发展与公平难以兼顾的困境，正是未来十年经济形势的最大隐患。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出版于20多年前，由于两位作者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其当时的改革思路也成为了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厉以宁教授一直主张以股份制改造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实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在备受争议的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而农村工业化和企业集团化的发展思路，在目前城镇化建设和国企改革中也一一得以实现，应该说，这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得以出现的制度设计的成果，但问题在于，以往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产生的红利，主要是由国外的消费市场在买单，而在欧债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尚未修复的今天，中国体制变革后积累的产能已经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未来转结构带来的兼并重组和增速放缓几乎已成定局，此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已经从分权转向了均富，利益集团与民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未来还会加剧，而这一点，正是历代经济变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在《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中，两位学者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另一方面原因：由于有先富和后富的差异，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就必然使得其相互竞争。除了各自税费的减免、各种办事效率的提高之外，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都能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人均收入和就业率，这也就是官员的业绩。但说到支出，如果是投资和基建，对当地经济增长有帮助的，地方政府都很支持，但要是教育和文化事业，由于只是纯粹投入，短期难以看到效益，所以都不愿意，这也是造成今天中国内部矛盾日渐尖锐的重要原因，政府的企业化经营思路，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福利和环保等问题长期停留在口头上，直到危机爆发，才想起“维稳”，所以，正如周天勇教授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所指出，未来的改革重点在于财税体制，减轻民众负担，减少政府支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

最后，最为诡异的是，在《美国回来了》一书中，马克·赞迪总结了美国克服金融危机的方式：那就是，在企业和消费者都没有信心的时候，政府的刺激计划是经济复苏的坚强后盾，美元的背后就是美国政府，任何强势的企业都不能代替政府的信用体系，为房贷作担保，采用“减税换就业”来刺激部分制造业回流，这一切都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并使得经济开始复苏的重要原因。这一“国进民退”之举，于中国目前的改革策略正好相反，会不会成为改革者的心中疑虑，甚至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