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人们似乎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对今天那些官僚精英群体过分苛责，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民是否应该永远依靠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农业生产。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努力的目标之一是要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机械化的，　　由于分田到户的普及，单个农户已经无法使用机械力量了，耕作方式向传统回归，高积累政策时期形成的农业机械产业陷入破产，进而又导致上游机床产业的破产，最终瓦解了高积累政策造就的整个重工业和装备工业体系。而已经形成的资源开发能力却不会浪费，单个农户已经无法使用拖拉机了，中国的精英们正需要小汽车。经过了这样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分配重点全面转移的政策调整过程，精英们回头一看，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对自己需要的小汽车产业毫无帮助，难免有点怨气，可以因此认定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完全是浪费，但是这仅仅是精英阶层的感受而已。

　　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考察中国农民失去拖拉机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失去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过程，结果却是部分精英可以拥有自己的小汽车。少数人的现代化与多数人生产条件改善之间资源分配的深刻矛盾和尖锐对立，使得主流知识精英关于社会关系的叙述至今无法实现“科学化”，主流政治学、经济学完全抄袭西方并论证“制度万能”，只有让人们相信了“制度最终决定一切”，才能够方便地给多数人许诺“西方的今天是中国的未来”，否则就没有办法面对中国的大众。现实的资源分配关系的高度紧张，使得知识精英只好把给画给老百姓的“大饼”推迟到将来，这个大饼的实现又完全依赖“制度万能”的落实。在这样的叙述中间，将不得不省略掉历史和现实的视野，屏蔽掉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起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为了把叙述维持在“制度万能”轨道上，最终需要以牺牲理智和逻辑为代价。本来西方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理性叙述的兴起，但是事实逼迫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言说转入“传统化”，1980年代兴起“伤痕文学”就曾经起着完整的意识形态作用，至今还是脱离不了“伤痕文学”的气味，始终无法丢弃讲故事套路和自觉屏蔽宏观视野的叙述模式，这是无法兼容多数人利益的西式现代化进程，迫使知识精英陷入了一个“整体性言说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