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

　　

　　

　　2008年4万亿的伤痛犹在，转变增长方式的话音未落，政府似乎又准备重弹“投资”这个老调了。当然有专家对此进行辩解，说新一轮投资更加注重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是简单地为刺激经济打一剂“强心针”，而是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可持续性发展。更有专家指出，相比2008年的“4万亿”，此轮投资定位将更准确，目标将更明确，也将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未来可持续发展。

　　这些说法和辩解我们似曾相识，2008年出台4万亿刺激政策的时候，为说明政策出台的及时性和科学性，还特别用了“快、狠、准”三个字进行概括。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快，只是仓促行事，所谓的狠，则是错估形势，而所谓的准，更是遗害至今，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失衡。

　　政府从来就不比市场高明，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的愿望，政府主导的投资很难抹平市场周期。更何况地方政府在利益导向上与中央并不一致，在地方政府权力缺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受到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驱使，政府投资偏离既定的目标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翻开2008年11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政府当时所确定的十大领域中有6项是集中在民生或是和民生有关的领域的，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在市场机制尚待建立、计划体制仍然非常顽固的中国，政府投资不只会异化为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而且会削弱辛苦建立起来的而且还很稚弱的市场力量。无论是不是政府的本意，如果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更强，民营经济生存的空间就会更小。政府主导的投资一旦出现失误，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不仅很难得到纠正，而且会使这种失误不断被放大直至撞墙。

　　正因为有前车之鉴，造成人们有点谈“投资”色变，对政府“投资”更是心有余悸。人们对新一轮的投资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政府官员们心地如何善良，说得如何漂亮，人们更看重的是事实。我们要问的是，难道中国经济增长除了投资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别的办法肯定有，只不过投资最容易做，官员也最喜欢做，因为只要继续大量印钞票、增加流动性，然后再由政府去批项目就可以了。政府官员不仅得到了经济增长的数据，而且得到了政绩工程和权力寻租的机会，受到损害或是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却是整个社会。

　　这不应当是本届政府的做法，事实上也很难继续维持这样的做法。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我们不仅需要而且应该试试其他办法来实现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当然这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因为收入分配、财产保护、消除垄断以及减少审批，都会触及到现有的利益格局，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唯有其难，也才会有效。

　　一是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挫伤了穷人的积极性，也使富人产生不安全感，不仅影响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影响社会稳定。经过30多年社会总体财富的积累，中国正处于收入分配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现阶段在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规范和完善收入分配的制度设计滞后，在解决分配公平上缺少有效对策，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热衷远大于对利益公平的关注；二是鼓励不同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博弈的机制没有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利益再分配，在现有体制下不但难以实现公平，反而加剧了腐败和不公现象；三是垄断行业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凭借行政权力，利用市场机制获得了不合理的过高收入。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特别是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人们对收入公平的关注就会超过对收入多寡的关注，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对经济活动本质的理解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从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思路中逐渐摆脱出来。在发达国家，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关注会主要集中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应当是任何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现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所谓“关键”其实就是从注重增长转向注重分配。公平的收入分配将大大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否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报怨和冲突之中。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部分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这也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然而伴随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的确立，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却并没有明晰的顶层设计，与市场力量相对应的社会力量在财富分配中几乎不起作用，仍然沿袭政府主导的收入分配模式，这使得经济增长与分配失衡的矛盾不断加深，也成为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一鸣则认为：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国企份额提高，是导致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的深层原因之一。政府所得份额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国企可支配收入主要是垄断利润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国企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而与之相反的是民企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居民，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其投资或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失去了持续增长的动力，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二是大力推进私人财产保护。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必须激发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力，发挥人的创造力。财产权体现了对公民个人物质利益的保护以及对公民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肯定，可以有效鼓励人们追求和创造财富。“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缺乏对私有财产的有力保护，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个人财产权予以确认和保护的规则，个人对其财产权的实现及其自身利益的享有就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而也就不会形成所谓的恒产，也就很难使人们产生投资的信心、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保护私有财产，有利于调动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财产的保护既包括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包括对公共财产的保护，在中国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如果人们对于自己通过辛苦劳动所得的财产有不安全感，那么人们进一步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增长的信心就会减弱甚至丧失。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我国非公经济为国家GDP贡献率超过60%，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比重在60%以上，为国家财政收入贡献率超过50%，就业贡献率在80%以上，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二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约束。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私营经济的活跃，私营经济的活跃又得益于对私人财产的尊重，但是政府在政策法规层面做得并不够。例如，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家和公共财产的视为贪污罪，其追究机关为检察院，量刑和处罚都是从重的；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非公经济财产定罪为职务侵占罪，其追究机关为公安部门，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在量刑上差别很大，在立法上就存在保护非公有制财产权和保护公有制财产权的显著差别。私人财产受到侵犯侵占时经常遇到“举证难、立案难、追究难”或者“不告不理，告也不理”的问题。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公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侵犯严重。中国各级政府是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强大到可以随时拿走你一切的政府。政府公共权力的不受制约，造成对私人财产侵犯的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公共权力不但没有为私人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很多情况下反而成为私人财产的侵犯者。如果政府经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随意地对私人财产进行支配或侵占，整个社会不可能有投资兴业的信心，经济繁荣也就不能实现。

　　私人财产保护政策法规层面的不完善，加上政府公共权力行使边界的模糊，导致了近几年私人企业家对自身财富的不安全感在增强，大量的海外投资移民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国内很多企业家都有移民或转移资产的倾向，据说40%的私人企业家已经有外国护照了，其他的正在申请或是正在想申请外国护照，这些有待证实的数据至少表明一种情绪和倾向，那就是很多企业家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不仅会抑制民营企业在国内的投资，而且还会阻碍来自国外的投资，最终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是大力破除国企垄断樊篱。垄断会抑制竞争，进而会抑制增长，破除垄断将派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制度红利”。中国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是要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环境。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愈加暴露，尤其需要加快市场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银行暴利、金融和国企垄断等问题。

　　打破各领域垄断将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头戏。传统的垄断领域多属于高利润率行业。以近期备受关注的金融领域为例，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2011年，商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0412亿元，比2010 年增加2775 亿元，同比增长36.3%，2012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18.9%。而在这样一些领域，民间资本的进入却非常困难，频频遭遇“玻璃门”、“弹簧门”。即使在一些利润并不很高的教育、医疗行业，民间资本的进入一样困难重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近10年的大投资、外向型经济驱动发展，整个经济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又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都是体制机制问题，解决这些体制机制问题非常迫切，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深化改革、破除垄断。”著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说。

　　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步履蹒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彻底拆除垄断这个市场樊篱，而且随着2008年4万亿政府投资的刺激，国企凭借一头连着权力一头连着市场的特殊优势，其垄断市场、控制经济的能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不断加强。产业链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存在垄断，就会影响公平竞争，上下游就会出现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增长对制度环境依赖加深，垄断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也会越来越大。

　　余丰慧分析认为，垄断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正越来越大，综合来看，垄断企业在经济产业链中经常处于中间环节，上下游企业生产都离不开，影响面很大。如果这些领域竞争不充分、垄断力量过强的话，非但谈不上提供良好的服务，还会导致分配改革步履维艰，进而挤压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并使市场竞争性企业处于困难之中。

　　当前，中国的出口红利、外贸红利、成本红利、人口红利等都在逐渐弱化，正处于一个向制度红利过渡的关键时期，如果破除垄断，推进市场化进程，便可释放出维持经济增长的巨大制度红利。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新引擎，只有新一轮市场红利、制度红利，才能填平旧红利消失之后形成的洼地。

　　余丰慧分析说，“与以往不同，政府不可能再度大规模地动用货币刺激、扩大出口、增加投资等方式拉动经济，但是，我们有庞大的民间资本，却苦于垄断壁垒多而投资无门，如能切实打破垄断，使民间资本真正成为投资的主导力量，这样的制度红利将极大激发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并使市场经济迈入新的阶段。”这种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似乎特别有积极意义。

　　四是大力落实减少审批承诺。李克强总理提出本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的审批项目，要砍掉政府错放于市场的强制之手。大量行政审批的存在是对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和产物。行政审批的本质就是不相信市场的力量，而只相信政府的权力，不相信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而只相信官员们的道德智慧。这既与中国的集权管理传统有关，也与对30多年改革开放的认识有关。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是由政府推动的，但取得当前成就却一定是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否则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停滞。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推动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要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的直接干预，行政审批权改革将是释放市场活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当前减少行政审批权需克服两个突出障碍：一是行政审批权背后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以与投资有关的行政审批权为例，由于其决定市场投资的有效运行，变成了权力市场化的直接通道，成为了部门利益自肥的手段，简政放权真比割肉还难；二是简政放权后的制度设计问题，这涉及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式问题，否则“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便很难得到解决。

　　解决第一个问题，要从行政审批权改革是政府职能回归、是政府自我卸责的思路入手，把行政审批看作是政府自我割肉是不准确的，如果这样将永远无法实现简政放权的目标。理论上，行政审批是政府机构基于公共利益，为市场主体背书的行政行为。减少行政审批旨在砍掉政府放置在市场和社会的错位之手。例如，可以由市场主体自行决定的投资等行为，就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让政府机构为其进行背书。事实上，政府既缺乏有效的信息搜集和辨识能力，又缺乏对经济主体投资抉择的担当能力。

　　因此，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应当理解为是政府的自我卸责行为。如果把减少行政审批由自我割肉看成是自我卸责，从而主动实行简政放权，实施起来就可能容易得多。如果某政府部门不愿或是有足够的理由不放权，那么就可以要求其对所做的行政审批承担责任，实行谁决策谁负责，谁出问题问谁责，而非一审了之，以责任来约束政府部门干预经济的权力。如果是这样，不仅可以打破政府部门的利益，而且可以倒逼政府行政审批权的下放。

　　解决第二个问题，要从改变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入手，从社会管理来看，任何人都有可能滥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放在中央政府手中的权力会被滥用，放在地方政府或是市场主体手中的权力同样会被滥用。所以就必须用新的思路和方式对所下放的权力进行制衡，这个制衡的思路和方式就是让社会来制衡。如果继续让政府用其他形式来制衡，这种下放的权力就有可能随时被收回，就会出现时放时收的反复；而如果不去制衡，放之大吉，就会出现一放就乱的尴尬。

　　所以要想减少行政审批真正赢得市场和社会的掌声，就需要解决好制度解构与制度建构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破而不立的局面。“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现象源自政府在社会管理中长期秉承的管制思维，这种思维不愿意或不懂得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实现权力制衡。如果政府不愿意或不懂得大力培育社会和市场组织，不积极引导他们为自身利益进行合法博弈，下放权力就一定会导致新的混乱，也不可能实现权力下放的目标。所以政府在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后，只有为经济主体的自治自律创造条件，让市场主体和社会群体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才不会使市场和社会陷入简政放权后的失序状态。

　　所以说，减少行政审批决不是简单地将审批权力下放或取消的问题，而是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大问题。政府不仅需要放松对各类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设立的管制，而且需要为这些组织实现权力制衡和利益博弈提供起点公平、程序正义的制度安排。政府在减少对经济行为行政审批权力的同时，应当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利益博弈能力，唯有如此，新的权力制衡机制才会真正建立起来，减少行政审批权才不会陷入形退实进的怪圈。

　　前面提到的实现财富公平分配、加强私人财产保护、打破垄断樊篱以及减少行政审批等，只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几个主要方面，其实只要政府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坚持下去，充分相信市场机制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们一定还可以找出更多更好的办法来。政府主导的投资当然是必要的，但要严格限定在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还必须要符合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这不仅是因为有前车之鉴，而且也是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济时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理念。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永远是暂时的，市场力量的充分发挥才是持久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地通过政府投资来维持增长，将决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