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通信工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获取类似于读书一样的收获和体验，比如微博、微信、论坛、短信、博客，等等，在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狭缝中，借助较短的文字，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动态的沟通和交流，达到分享其他人的体验、经验、观点等目的。

 

　　但后一种方式，尽管以其快速、动态、形象、灵活等优点获得了现代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青睐，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人，因为极其激烈的竞争，加上缺乏强有力的法定的休假制度，许多人被逼到业余没有闲暇时间，结果，原本爱读书、推崇读书的中国人，被迫更多地满足于第二种方式的类读书，对于传统的读书，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忘记了，长期不到书店，长期不读书，长期不买书。

 

　　但正如一些文章和评论说的，读书是不可替代的，且不说人家以色列、发达国家人每年的购书和读书远超中国人，单单就读书的效用来说，也不可偏废。因为系统性的思想、严谨的研究成果，很难通过短文字和碎片化的时间有效理解、吸收。

 

　　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可以不用读书，当然他（她）很难取得长期的大成功；读书之人，眼光看得远，看问题全面，懂得做人的道理。中国古代凡是做成大事的，一定有读书人的鼎力支持，或者其核心人物就是读书人。同理，一个不太读书的人取得了一些成功后，也会在闲暇之余尽可能多读书。

 

　　有人说，像比尔盖茨等有大成就的人，不是从大学就缀学了吗？但这是短期的，因为创业机会难得，时机不能失去，只能暂停读书，但不代表他在工作之余不读书。读书不一定在学校，喜欢和爱好读书的人，哪怕是洗手间，也放着书，这个例子是毛泽东。

 

　　以上说了应该读书，那么我们应该读什么书？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有人说，这还不简单，选择那些有名气的、有成就的人写的书，最有参考意义。起初我也这么认为。渐渐地，我觉得这里有几个疑问。许多写出传世之作的作者，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名气之人。亚当?斯密是单身汉，康德也终生未娶，卢梭是流浪之人，孟德斯鸠是失意的外交官，达尔文是个旅行者，爱因斯坦在发表《相对论》之前是个打工仔，《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其著作在生前都没能出版；《伦理学》作者斯宾诺莎是个犹太修鞋匠，《道德和立法原理》作者边沁隐居40年，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出版后的1年半时间内只卖出140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作者尼采45岁后成了疯子；商末，西伯侯姬昌被商纣王软禁期间完成了《周易》；老子是隐居者，孔子是失意的政治家，司马迁是受宫刑的罪犯，屈原是个流犯，王明阳的《传习录》和致良知理念在极其恶劣的流放地诞生……无数的例子说明，历史上许多著作的作者，起初并不是知名人士，有些甚至是怪异之人、被世人看不起之人，至死也没有被当时的世人认可，然后这一点也不妨碍这些作品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的重要著作。 

 

　　实际上，失败之人，才写得出真正的问题所在；而真正成功之人，不一定能够真正写出成功的原因，因为成功使其过度乐观而使其很难说对成功有深刻、理性的理解。我经常听说一些企业家说，要是重新回到一无所有，还是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对成功的机遇和偶然性估计不足、对自身的能力在成功中的作用太过乐观的证据。每一个成功的人，要是回到起步点，因为历史条件等各种条件的变化，是不一定能够再次成功的。但对于失败之人，他很明确地看到了失败的原因，更少地参杂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其次，一个失败之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把更多的智慧放在写书上了，以至于实际的务实操作，留给了读者去实践和体会，或者，一个失败的人，才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时间思考其为何失败。大概正是这些深刻、全面而不带情绪的思考和研究，才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失败的作者，反而能够写出更加有影响力和传世的作品。大学教授的例子，是因为大学教授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和思考，把实践和成功的机会留给善于实践和把握时机的人。

 

　　成功者永远是少数，因此如果许多人同时读成功者过去的所谓经验，反而变得没有什么特点了，因为你学习了前面的成功者的经验，其他人也同时学会了，那么即使你学会了，可能实际效用也不大，因为不是你的独门武器了。成功者大多是有独门武器的，来自于自身的独特的经验和把握机会，不可能是从成功者的经验中照搬过去。成功者的独门武器，来自于自身的思考和广泛的阅读，读书不同于其他人，才造就其创意和观念的与众不同。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要取得竞争优势，一定要给自己一点闲暇的时间读书，就算是提高生活的质量、提高自身的修养，也应当多读一点书。读书不能迷信于名人、成功人士写的书，相反，应该广泛阅读各种作者的书，读杂书。读书是你一生的朋友，陪伴你一身，因而读书应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有耕读，现代中国人，也可以还原一点古人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