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即将付印之际，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件在济南中院一审落槌。微博播报庭审实况，公开、透明呈现控辩双方激烈对抗情景，开启了我国法治史上的先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如何做到？司法公开是突破口，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正所谓，“正义要实现，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公审薄熙来案件为司法改革实践树立了一个标杆，也凸显了我们党和国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从庭审中展示的各种腐败证据可以看出，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其实都指向一个东西：权力。几乎所有的腐败案件都与权力有关，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搞定夫人、秘书，帮忙“带孩子”，这些手段都是为了迎合权力换得非法利益。没有权力就没有可以交换的资本，也就失去了可以进行腐败交易的机会和可能。同样，如果权力受到严格监督，真正落实“公事公办”，也就无需通过行贿权力而获得利益，这样腐败交易就难以发生。因此，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8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腐败最受群众痛恨。腐败破坏了社会基本的运行规则，不仅侵犯了群众利益，而且破坏了社会公平，甚至颠倒黑白，把群众推向绝望的深渊，累积社会矛盾和激烈的对抗情绪，社会安定堪忧。因此，反腐败最受群众拥护和支持。反腐败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在坚决纠正“四风”，切实改进作风过程中，严厉查处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发挥震慑力。
群众利益在反腐败中得到保护，同时也要关注群众的具体利益诉求。就像本刊观察家在推荐一则旧闻时所说，秦安县委县政府“每隔三五年就组织一次外地的老乡会”的亲民之举，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应关心本地区外出打工人员，让他们内心有种温暖感，归属感。定期安抚民心，也给农民工打工的城市增添了正能量。因此建议：各级负责农民工外出的服务、行政机构要像维稳机制一样反应灵敏、高效，在管理服务本地外出打工人员上，与打工者所在城市联动，也要做到“不离视线”，确切掌握他们在远方的信息，心中装着群众，体察群众忧愁，提供远程服务。稳定人心，阳光普照，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对于那些留守农村，为我们的口粮安全做贡献的农民来说，增产增收是他们最盼望的事情。当前，南北旱涝灾害同时上演，其受灾程度非常罕见。保苗保田是不同灾害条件下确保粮食生产的现实途径，这也是关系到今年粮食丰收与否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关系到农民增收的前景。粮食主产区的情况尤其受到关注。贺军伟、杨春华等在河南主产区调研后提出，当前促进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粮食主产区平衡增粮与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种粮大户和基层干部希望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加强核心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新型经营主体农业金融保险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建议：完善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利益补偿机制，保护种粮积极性；划定粮食生产核心功能区，保护粮食生产能力；改善新型经营主体金融保险服务，破除规模经营主体发展瓶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粮食主产区发展后劲。
涂圣伟、蓝海涛提出，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加快完善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对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于企业利益来说，“营改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姜长云、洪群联说，推进服务业“营改增”试点，作为一项直接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大税制改革，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更多重视不同类型地区、不同试点方式的比较，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创新试点方式；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具体特点的差异，增强“营改增”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更多重视“营改增”对培育服务业需求和扩大就业的积极效应。
就此，刘珺从助推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角度提出，提出以“营改增”为切入点，着力解决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税制环境，建议：进一步扩大现代服务业试点范围；适当降低一般纳税人认定门槛；简化税率档次，促进公平税负；完善进项税额抵扣政策；改进税收优惠手段；细化和完善财政扶持配套措施。
刘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打破社会结构的畸形、社会阶层的固化倾向，协调发展、合作共赢已成当务之急，也是群体的最大利益。他说，城市应该“等一等”农村，市民应该“等一等”农民，富人应该“等一等”穷人，国家应该“等一等”人民，想方设法减少快与慢的速度悬殊，千方百计降低前与后的距离落差，让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九期编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