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写一篇2013的尾篇，写着写着一看表变成了2014的头篇了。头篇就头篇吧，先祝读帖的朋友们新年幸福快乐万事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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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包括中国的多国领导层进行了更迭；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出现了松动，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是这种松动的标志性事件。就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看到新浪首页上刊登的携程网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文章，介绍了几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是如何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经济学近代成为了超出学术领域的显学，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学自身的东西了，而是在“研究”“观点”，如罗宾逊夫人所说，经济学总体上还是包含了很多宣传的成分。所以经济学家反对的东西自然很多很多，不仅仅是有名的诺奖得主，还包括没有得到诺奖的更多的二流三流乃至九流的经济学家，但总结经济学家之反对的共性，其实就是反对政府。不仅仅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反对和经济没有什么关系的各种政策，当然也包括人口政策。例如弗里德曼就希望政府取消驾驶证。
中国有一个不知道是几流的经济学家叫茅于轼。他就是一个靠反对政府政策而哗众取宠的代表人物。他不单单反对计划生育，还反对建造经适房廉租房、反对向富人多征税、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反对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反对中国建造航母……
当然，和经济学家反对政府者很多很多一样，经济学家当中也有很多是正面支持政府的，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为政府的各种政策撰写理论根据和支持理由。就像有人总结的那样，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对面，都站着一个与其观点相左的经济学家。其中同样不乏诺奖得主。例如马尔萨斯主张节制生育；例如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
值得一提的是梁建章举例的、去年仙逝的科斯，他并不是反对计划生育，只是主张另一种计划生育而已，他主张的生育率是2.3。同样是做一个生育计划，为何产量是1就不对？为何是2或者3就对了呢？
在梁举例的几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主张中可以看出经济学一贯的自身内部逻辑矛盾。
第一，只要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学是把“稀缺”列为经济学的“灵魂”的。但是那些反对中国搞计划生育的时候，个个都似丢了魂，都极力否认人口资源矛盾的存在。
如果不存在人口资源这种在生物学看来非常简单明了的矛盾，或者说“稀缺”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首先，不知道稀缺究竟是什么（其实经济学对稀缺一直也只是意会而已），其次，就压根不存在生育几胎才合理这个问题，而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一个女人在生育期内按每年一胎来说，极限生育率是多少？何必又限制到2~3呢？如果需要限制在2~3，限制的理由是什么？不还是存在人口资源矛盾吗？
在民间，任何一个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家里生了双胞胎或多胞胎，连婴儿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奶水都会成问题，怎么经济学家就认定不存在人口资源矛盾呢？
第二，经济学家往往标榜经济学不谈“价值判断”，但是他们在喋喋不休地反对或不遗余力地赞成某些政策的时候，却都在融入个人或代表着某种价值观念，他们所提的任何政策无一例外地是在表达某种价值判断。
什么是价值判断？就是判断一个事件、一项政策、一个行为的好与坏，简而言之就是做“好”与“坏”的判断。而当经济学家在主张某项政策或者反对某项政策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做好与坏这种价值判断，你不认为它好干吗主张它？不认为它坏又干吗反对它呢？
当经济学家在主张或反对某个事物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做价值判断，而且是在做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且还总是企图以其个人的影响力把其个人的这种价值判断推销给社会公众。
第三，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分支，叫做“比较经济学”，其实也就是瞎扯淡，就是有选择性地挑选一些在时间上或者空间上 “平行的”事件进行所谓的“比较”，从而得出或者说是作证自己的某种观点。这在现代法理学上其实就是“有罪推定”。
从经济学家的理论当中，我们甚至无法得知人口多与寡究竟是好还是坏。如果假定人多是好事，那么取消人口政策当然就是好的政策，但是他们却说计划生育其实并不是导致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收入增加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动力，而且举例说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呈现下降趋势，而且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财丁难以两旺之说等等，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就是坏事。
加里承认中国计生政策起到了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但是更抱怨说忽略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德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罪魁祸首就是德国的经济发展；日本人口结构如果是个问题，也就等于说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压根儿就不应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者说中国政府要发展中国经济增加人民收入，其实不过是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路径选择，经济学家何必反对计划生育而又鼓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呢？这不是半斤八两吗？
既然经济发展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必然关系，如此，经济发展就和生育率下降人口减少具有极强的正相关的“比较”性了，也就等于证明了他们所反对的“人口多则贫穷”这条基于存在人口资源矛盾理论的观点的正确性。
反过来，如果说人口多是坏事，那么何苦反对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呢？
第四，加里·贝克尔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了政府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压力？何谓“压力”，不还是人口资源矛盾吗？只不过把这种矛盾限定在老年人身上而已。其实，婴儿潮就不会给政府带了压力吗？妇产科床位不紧张了吗？母乳不足牛奶足量和安全吗？幼儿园够多吗？中小学够多吗？师资足够吗？就业压力不存在吗？或者说这些来源于新人的压力和老龄化带来的压力真的不值一提吗？
加里的观点是，“父母的生育意愿，应当由其收入、教育以及其他个人因素来决定，让他们自主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这可以看做是在人口问题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但是，把生育和“收入”“教育”等挂钩，不还是等于说存在一个人口资源矛盾吗？而且在收入、教育这些问题上，国家究竟要不要考虑公平性？如果不考虑，那就是实际上剥夺了穷人的生育权，因为他们普遍缺乏收入、教育和这些条件。如果考虑公平，那么追求在收入、教育等方面公民公平的国家，就注定不能是搞自由经济的市场化国家。如果公平了，那么归罪于独生子女政策的老龄化问题岂不是也不复存在了嘛。
第五，经济学一贯对“生产过剩”进行研究。中国江朱政府曾经大力清理库存，现在习李政府也在大力整治产能过剩行业。难道在人口生产这个问题上，是个不存在生产过剩的例外领域？
日前中央宣布的坚守１８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给那些叫嚣鼓动取消１８亿亩红线的人一记响亮耳光，而计划生育的走向会是给打肿的脸上进行一个温柔的抚摸吗？
在国际上，有一个保持人口稳定的生育率，是2.3，在理论上是2，高中生都知道，反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对此如奉圣经，用此来批评中国的人口政策。但是，联合国关于耕地同样有一个保持粮食安全的指标，按照这个指标中国耕地至少保持18~20亿亩，反对中国人口政策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故作糊涂。要不要根据“国际惯例”，他们不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来考虑，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需要。
其实，如果资源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如收入，教育等等，那么，根据这些因素而决定的人类繁衍，其实具有生物学上的极大危险性。在自然界，如果母本父本条件不好，缺乏竞争优势，自然使得其生育下降乃至DNA淘汰，但是如果是人类，如果基于收入和教育，则DNA的遗传很可能就是缺陷遗传，例如不具有母乳分泌能力的可以用收入去购买牛奶，智力一般可以用收入送到最优秀的学校去强化改良，自然的相貌缺陷可以人为地用收入去改良掩饰等等，而真正流传下来的DNA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了，一旦后天条件失去，这些人类后代固有的、被人为掩盖的DNA缺陷就会表露无遗，他们还能在自然界当中坚守多久都难说。
进一步说，如果对DNA人为的干预可以持续下去，用人类当中的优秀DNA改良后代，后代DNA都是集人类优秀于大成，生殖问题变成纯粹的医学问题，而不是依赖于千百万年以来的传统的有性生殖，那么，后代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又有什么关系，还纠结于生育问题干吗？
诺贝尔奖值得尊敬，但不要迷信，尤其是涉及到“观点”的非自然科学奖项的时候，如什么和平奖、经济学奖、文学奖等等，其中充斥着大量的价值判断在其中，毫无科学性可言。经济学家当中不仅科盲云集，而且假经济学家之名行政客之实不务正业者众多。不信你翻看一下著名的《经济学家》期刊，看看有几篇文章是在说经济学自己事情的。
所以，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因为某某经济学家怎么讲就信以为真，即便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阅读链接：
诺奖经济学家为何反对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