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要梳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脉络（1月18日）
关键词：中国历史 脉络梳理 贾春宝
鼎盛时代的唐太宗有句话在后世广为流传，那就是“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虽然贾春宝对历史方面仅仅是皮毛与粗枝大叶型的肤浅了解，但依然希望通过不断地梳理历史，来得到一些启发。
总体而言，历史往往在左右之间摇摆，在摇摆的过程中难免有对前朝历史矫枉过正的可能性。朝代的兴替与政党之间的轮流执政从本质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表现形式都是彼此诋毁，而且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清醒认识，会成为生存与灭亡的分水岭。
远古时代，物质生活逐渐富足，使得权利成为一切争夺的终极目标。从客观角度，其实即使是流传于后世的禅让美德之中，古代圣贤的情操未必有多高尚。这个从夏朝开国之主启之前最高领袖之间的权利变迁就可见一斑。
五帝之中，黄帝的直系家族占四个，颛顼与帝喾都是黄帝的孙子（一爷之孙），帝喾把位子传给尧，尧把位子传给舜，主要有三个原因，那就是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舜有德行与民意，第三个原因是尧加上去的，那就是让他同时娶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
舜本来是草根出身，即使以最无私的尧，在把位子禅让给舜，都要加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姻亲关系把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转变成为自己家族内部的人。面对在治水之中得到深厚的民意基础的大禹，他没有选择余地，只有归还。毕竟大禹拥有顶级贵族身份，他的爷爷是颛顼，他的高祖是黄帝。
尧本来就是黄帝与帝喾的后代，身体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大禹是颛顼的孙子，以其父鲧虽然治水不力被杀，却至少说明治水不能用堵的方式，也算是有功。大禹到了晚年的时候，原本想把帝位禅让给皋陶与伯益，但当时大禹的儿子启也拥有庞大的力量，因而把帝位从伯益手中争夺到了自己的手中。
夏传子家天下，商汤革夏命，取而代之的核心诉求是“替天行道”，主要是夏朝后期的统治者对权利所带来的利益享用过于贪婪，让那些氏族首领都很眼红。而商汤不过是利用了氏族首领们的不甘之心理，而将夏朝所管理的公共利益重新进行了分配。
商朝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都要用占卜的方式“征询天意”，为自己的决策与行为寻找支撑，但这种不接地气的神秘主义最终被周朝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所击败，而且牧野之战也没有多么惨烈的拉锯效果，一次战役推翻了一个王朝。
武王伐纣发现貌似强大的商朝居然如此不堪一击，而深感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强化了伦理观念，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建立世袭的诸侯封建制度，用分享的方式平复诸侯内心的不平衡，核心是利益与观念的交换。因为我承认你，所以你也必须承认我，而且把历史上的表现作为命。诸侯只需认命而不需改变自己的命运。
诸侯在春秋战国之后被秦统一，无奈秦是个短命王朝，虽然也修长城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与货币，建立郡县制度，但更多的强权与大一统的制度化建设自然留给了西汉。
在西汉建立之后，经过文景之治崇尚道家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之后，汉武帝崇尚儒家治国，削弱藩属国的力量，逐渐地世家大族谋逆之类的野心都被削弱了，世家大族们都以让自己的子弟入朝做高官，并跟门当户对的同僚之间建立姻亲关系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方式，而让皇帝最为殚精竭虑的就是朝野上下的权利争夺了。
对皇帝而言，权利是个充满血腥的东西，皇族内部会兄弟阋墙、骨肉相残，女人之间会争斗。皇帝授权就失权，皇帝把权利给身边的宦官，宦官会弄权；把权利给老婆的亲人，外戚会弄权，授权给宰相与股肱之臣，权臣也会弄权。从人事权到军事权，从财政权到行政权，集权的皇帝会被累死，但放权的皇帝就会被架空。
朝堂之上、都城内部的官员勾结，把皇帝的权利架空，从初期的顾命大臣到后来的宰相弄权，而相权与军权之间的结合，对皇帝而言就是致命的打击了。且不说外族的虎视眈眈，就算是帝国内部边疆与战略要地手握重兵将领，都让皇帝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每一任皇帝每一刻都生活在信任与防范的内心矛盾之中。
隋朝之前的历史，基本是两条主线，一条是战乱不断，争斗不休，另一条是世袭制度的逐渐瓦解，而自隋文帝所留下的遗产之中，相当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与朝廷上的三省六部制，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科举制度解决的是选择人才的标准问题，而那些官员的任免升迁都是由中央做的决定，所以他们更多的是身不由己。
由藩镇军阀构成的武装力量，让唐朝中期之后的中央政府被架空了，特别是在李唐的江山被朱温篡夺之后，皇帝就是在军阀之间轮换着当的，所以才出现了53年之间的五朝十三帝，皇帝平均在位时间不超过四年的情况。
由禁军殿前副督点检发动兵变的赵匡胤，崇文抑武也是图谋自保的目的。文官即使再让龙颜大怒，都不会有性命之忧，边防却是形同虚设，宋朝原本就不是一个统一政权，深受北方辽、金与西夏等政权侵扰之苦，就连西南的大理，都是相对独立的政权。“肌无力”的结果就是虽然迁都并躲到东南一隅，却终于以被灭两次而终结。
大元虽然也在尽量与中原文化融合，但依然难以摆脱暴政所带来的民族起义，而朱元璋就是其中最为幸运的力量，从乞丐变成开国之君。明太祖制订的国策是防御，所以长城与边镇是明朝留下的最为明显的痕迹，不仅外防侵扰，而且内防朝臣，诸如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的官场钳制机构在暗处，内阁对朝廷各部是在明处。
所谓内阁无非是皇帝信任的考核臣僚政绩的秘书机构，对政绩的考核就成为官场主线。虽然秘书原本没有什么实权，但还是出现了诸如严嵩、徐阶、张居正这样权倾朝野的“大秘”，官僚体制的健全会导致作为皇帝的无所事事，历数大明王朝，真正有所作为的仅仅开国的太祖，随后的朱棣以及最后一个崇祯了。
女真人的政权，从后金到大清，从山海关外到占领京师，所面对的问题与大元很类似，基本还是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满族、汉族与蒙古族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相处的问题。
无奈的是大清朝统治的那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压力不是内部，而是来自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的欺凌，甚至弹丸小国日本，都在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进行欺凌。这个也是没有搞清楚主要矛盾所导致的。
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更为复杂。虽然名为“人民共和国”，却一直难以消除大一统帝国的本质。以往的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党员成为古代皇族的代名词，开国功臣之子孙，纷纷用各种手段去结成利益集团，导致官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当民众成为政绩的绊脚石，其声音就会被漠视，其权益就会遭遇践踏。
相对于内部矛盾，外部矛盾更为棘手。中国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更多来自国际社会所设定的标准，各方面的利益争夺，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经济与金融规则的制订来实现的。官员臣服于利益贿赂、被石榴裙所俘获，学界精英中的绝大部分被国际化与资本化洗了脑子，企业家更多的是在聚敛到财富之后，用移民的方式去逃避。
最为让人堪忧的是问责机制的缺失。媒体成为官方的喉舌，话语权成为权利的终极体现，学者无法保持清醒与独立，沦落成为权势与利益的工具，地方大员的决策更多的是围绕为官一任的政绩工程，当所有人追求的都是数据，而不是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真实感受，就会距离让人与人之间的内心渐行渐远。
即使是顶层设计，都由于是集体决策，所以就更是找不到问责的终极目标。所以就不会有人引咎辞职，也不会有谏官与御史那种弹劾机制，更不会有人主动地去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类似于古代天子的那种“罪己诏”更是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些因素都是在加剧内部矛盾。
内部矛盾重重，外部虎视眈眈，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猛药，怕是会病入膏肓。
贾春宝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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