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民营经济发展史之一：解放前的民营经济
杨香豹
民营经济的雏形是城镇和城镇经济的形成，它是农业经济发展、剩余物资增多和商品交换逐步发展的结果。在历代，本地区的经济虽然没有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东北作为辽、金、清等诸朝的发祥地，得到了帝王们的充分重视，而本地区作为辽西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着连接关内外的重要角色，经济发展比较早。
1、清以前的民营经济
唐朝以前，辽西一带较长时间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主要以游牧生产为主，生产力低下，向外扩张力不足，不具备掌握和开发沿海资源的能力。同时，唐朝以前由于连年战乱，主要面对长安北方的北政敌，尚无长久的地方政权，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缺乏打通辽西走廊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条件，经济发展缓慢。
辽西走廊的发端始于辽、金两朝，起步于明清，形成于近代。辽军从中原俘获大批汉人，安置在辽西，给契丹人做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开荒种地，土地的大量开垦也促进了道路开拓。辽国在辽西地区经营了100余年，经济发展迅速。金国与辽国世代相仇，极力想得到宋国的支持。在金、宋两国达成联合灭辽的协议后，金兵大举南下，大批人马通过辽西走廊。公元1122年，金东北被金国占有，辽西走廊各州县动员大批民夫架桥修驿道，路况大为改善，经济发展也较快。
明朝为了巩固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地位，保护辽西走廊的安全，使辽西走廊通道的经营管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以后，清政府仍将东北视作“龙兴发祥之地”，中原东北的往来更加密切。辽西走廊就成为他们行军、运输给养的主要交通线。
明时期高桥是本地区最大集镇，也是辽西沿海对外开放最早的口岸，由此通往内地沿海一带，成为海陆、，陆路交通的集结地，当时连通关内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明朝起，这里随着商旅的不断增加，民营经济也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来自赤峰、内蒙各地的商人频频出入本地，每天都有几十伙骡马、骆驼驮子和铁瓦车运载土特产品经由此地运往西海口装船出海。如：干草、牛羊肉、牛羊皮、猪鬃、马尾以及其它兽皮、兽肉和巴沟产的香线、毡帽、毡鞋、毡袜等毡制品。同时，运回南方转运来的各种竹器、布匹、纸张、红糖、腐乳等物品。这个时候，高桥地区各行各业日渐兴旺，五里长街店铺鳞次栉比，各种山海杂货、土特产品、百货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2、清代民营经济
清朝迁都北京以后，在初期为了维护“祖宗肇迹兴旺之所，保护发祥之地”，对东北，特别是对辽宁实施了一些特殊政策，实行了封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清朝统治者推行封禁过程，也是关内外广大破产者反抗的过程。他们不断进入辽宁禁区，或再经辽宁进入吉林以远地区，“岁不下万人”。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采一些有力措施实行开放，发展经济，以振“龙兴圣地”。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辽西一带锦州、宁远、广宁、沙后所等，耕地大约扩展到187853亩，较顺治时民地面积增加70%以上，雍正、乾隆两朝又进一步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政措施。例如，许多手工业者原有的匠籍被废除，摆脫了对国家的封建人依附，一些原来的贱民被解除贱籍，改为良民；农村绝大部分长工也摆摆脱了对雇主的封建身份义务，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有所高，手工业也有所进步。此外，采煤、冶铁、制盐、伐木、造纸等手工业均有一定发展。手工业生产规模、资金数目、雇工人数、技术水平、产品质量，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设在绥中的中前兵前屯卫、中后所和连山鸭子场的牧马场养骡马大牲畜2万匹以上。这意味着民营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采取鼓励商办工业政策，先后设置矿工调查总局、商务总局、工业劝业道等机构，各地还出现了劝办各种工业的文告。如《劝织布说》劝告民众：“奉天每年进口‘洋布’日增日盛，从今以后，如专用洋布‘恐钱财流出，本地日穷一日”。“商人多股一处织布工厂，自可得一分之利，如因财力不足，则仿照集股之法，妥定章程禀明地方，购地盖房，置具机器”。因此，本地区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数量增多，行业扩大。
19世纪70年代起，清廷洋务派为适应中外轮船、企业对煤炭的需要，开始引用西方的技术，开采中国的煤矿。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也主张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督促地方官员支持民间发展矿业。本地区有规模的矿业开发，也是始于清朝洋务运动，即所谓“同光新政”时期，开始引用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开采本地的矿产，使矿业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南票矿的起始：在唐朝时期，当地群众就开始用土法采煤，主要为自用和少量的民间交换。朝初年，河北省昌黎县人赵天亮来到大窑沟落户，召集当地人开矿采煤，从而形成居民集中群采，赵家沟也就从此得名（变成后来的赵家沟煤矿）公元1801年，蛤蟆山煤矿被人发现，名为“增泰窑”，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福捷领票在南票沙锅屯东山开采煤窑。后来，清政府给位于朝阳以北的岳家沟、三义栈等煤矿发了四张“龙票”，俗称北四票，后来简称“北票”，这就是北票和北票矿务局的由来。又把朝阳以南的苇子沟、洞子沟、石柱沟发的三张“龙票”叫南三票，后来也简称南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十月，华北铁路局总办北京府为解决铁用煤，与英国加典·马德松商会的代表缔结契约，投资白银l00万两，组成英华公司，中英合办开采南票煤田。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由京奉铁路交付14. 5万两白银，中方回了英华公司英方股份，南票煤田收归国有。
通裕煤矿公司开采南票煤田的同期，也吸引了许多人在南票煤田附近开了许多煤矿，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引起了握有巨资的官商、富僚们的兴趣。道光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广东人陈应南，以通裕煤矿公司的名义，在大大沟领到了七段矿区的采煤许可，计2690亩地。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动工开采，拥有矿工400多人，并开始使用机械采煤，当时在本地区当属首户。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0年），富商永盛公司在兴城县北25里处的偏道子（今高家岭）和长盛公司在兴城西22公里处头道沟也开采煤矿。
本地区其他主要的民营煤矿山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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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名称 |
所在地 |
政府许可时间 |
开采矿种 |
资本额（银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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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道沟煤矿 |
兴城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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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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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子煤矿 |
兴城县 |
1907年9月l8日 |
原煤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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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相木沟煤矿 |
锦西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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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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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山子煤矿 |
锦西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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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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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树沟煤矿 |
锦西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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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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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油沟煤矿 |
锦西县 |
1911年9月 |
原煤 |
1000 |
除煤矿山外，本地区的杨家杖子的铅锌矿和宁远夹山金矿也发展起来。
杨家杖子铅锌矿：我国铅锌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商代（公元前16—1 1世纪）中期已开始用铅。公元1899年，杨家杖子本屯绅士王某持清政府的“龙票”（即开采许可证书），在寺前坑老牛槽等三处开矿，共10多个坑口，进行有规模的开采硫化铁烧制硫磺，获取高额利润。而在当时，由于金、铁、铅、锌等金属矿获利较少，时而停停打打，虽然这些金属矿的开发还处在初始阶段，但已揭开了杨家杖子开采铅锌矿的历史序幕。钨、锑、钼等金属是近代工业重要的原料和不可缺的战略物资，在全世界的地质储量很少，属于稀有金属，因此，在民国期间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矿产品。清末民初，民营经济在矿产开发方面开始活跃起来。
宁远夹山金矿：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官商明德股份有限公司在兴城西25公里处的夹山开始开采金矿。后来，英、日洋行均来此拟购白金沙，洋人频去窥视。为使利权不外溢，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商人傅屺孙等报清东三省总督批准，发矿照于明德有限公司。其总公司设在天津，在夹山设立矿厂，拟定招集华股50万元，股票不得转售或抵押给外国人；订购新式炼金机器4台，建造工厂车间，雇用土工400余名挖沙，日产3万余斤。次年2月所定机器运到后即投矿开炼，每日可提炼矿砂96吨，至少可获净金96两。
清末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财政、贸易也出现了新的转机。建昌、绥中、兴城、锦西等县城、集镇也日渐繁荣；沿海港口船只云集，商旅接踵。在流通领域，这个时期也很活跃，除了设在大城市的新式银行外，各县开设的票行、钱庄也比较多。据1913年辽宁11个县统计，共有各种钱庄113户，资本额2879306元。为产业开发提供了资金条件。
这个时期，当地的民族工业，除了矿业以外，主要支柱性的产业是以大豆以及其它谷物进行加工，所以当时的手工油坊、粉坊比较兴旺：烧酒也是当时比较发达的行业，多存在于农村手工业作坊较多的集镇，以个体单干为主。开始从农闲生产发展成长年性专业生产，形成了完全脱离农业而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并有了比较明确的社会分工，开始有了产业形态。食品行业有油坊、粉房、烧锅、果匠铺；棉纺行业有鞋帽铺、土法织布、染布、毡鞋、弹棉花、毡帽铺；小农具行业有铁匠铺、铸铧炉、木匠铺、麻绳铺、鞭杆铺；日用杂品行业有日杂商店、香油坊、纸坊、鞭炮铺等。别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日本先以贸易方式对东北进行经济侵咯，设银行、开矿山、建铁路，直至大规模地武装侵略，妄图达到长期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广大志士人仁为救亡图存谋民生，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在实业救国的号召下，辽西地区的民营经济也获得迅速发展。
3、民国时期的民营经济
中华民国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为了获利图存，一方面继承前人的经商、“治生”之道；另一方面吸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钻研经营技术，改善经营管理，而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以及带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洋务派官僚企业的压迫和排挤，在双重磐石般的缝隙中，得以艰难的生存和发展。
民国政府大力提倡招垦，采取优待垦民的办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关内军阀的连年混战，造成山东、河北一带广大破产的农民不断涌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使“闯关东”的人有增无减。民国初年，辽宁的人口已突破了1000万人，占东北地区人口总数54%，这个数字一直持续了20多年。生产力的发展已具备一定水平。民国十年（193 1年），锦西县人口已有18万，县城人口2万，兴城县人口18.7万人，其中县城人口6400人，绥中县人口23. 5万人，县城人口3900人，建昌县人口20万人，县城人口只有3000人，城镇人口半商半农，流动性很大，城镇经济十分薄弱。农产品仍然以高粱、谷子、玉米为主，经济作物，除大豆以外，棉花、烟草、柞蚕菅、水果也一直保持相对优势。
辽宁的渔业生产在历史上起步的比较早，民国年间，本地区渔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沿海一带村屯捕鱼的人不断增加，并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捕捞。民国三年（1914年），绥中县成立业公司，沿海渔家20多户，每户年获利五六百元；网铺10多户，年获利七八干元，渔业公司收捐日增。民国十年（1921年），兴城沿海捕鱼者73，户鱼虾产量3. 5万公斤，1928年，全县渔民发展到369户，有渔船248只，当年产量65. 3万公斤。
葫芦岛地区海域广阔，滩涂平整，制盐业具有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盐质优良等特点，盐业生产历史悠久。1916年，兴城、绥中两县成立了盐务公署，滩涂面积近万亩，年产盐200万斗以上。日本人控制南满以后，掠去了大部盐田，并逐步向本地延伸。到193 1年，在整个辽宁沿海被日本财团夺去的盐田面积占86. 3%，产量占72.7%。在15年间，日本经营的盐田面积由1916年的29486亩增加到89721亩，产量也由90804吨增加到148612吨。而中国人在这些地方经营的卤田面积却由22194亩减少到14289亩，产量也由60249吨减少到55773吨。
本地区的林果业虽有300多年的历史，也保留着一些传统产品，但基本上是处在自然成长阶段。林果业的发展还是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开始的。民国初年，陆续引进西方的近代农业技术，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和农药等。不但在农作物的品种上有所更新，林果业也有一定的进步和提高，增加品种，推广新的栽培技术，使林果业的栽植面积栽植技术大有达开始进入规模化生产。
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1923-1925年）锦西、兴城、绥中都先后建立了苗圃。本地区第一个官办林场，是奉天省政府在龙王山子（今连山区山神庙乡）大土岭建起的省立林业苗圃，主要传播推广新技术、新的果树品种。同期，兴城县大马神庙北也建一林业苗圃，引进刺槐、鲁桑、马尾松、扁柏、梓树等苗木7万多株。 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绥中地方实业家智庆云、毕渭桥合股集资，在大台山领地2000亩，建立启华农园，栽植本地梨树4000株和由熊岳引进的苹果树苗6000株。这就是如今大台山果树农场的前身。后来，绥中县又创立了民办农林职业学校，并设桑蚕实业苗圃，做为教学试验基地。同年，绥中县前卫马芝瑞利用三干亩柞树试养山蚕成功；前所卢瑞林创办关东第一果林公司“，拥有土地干余亩。随之又相继出现五户私人创办的“果产公司”，同时进行生产和经营。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宁铁路局在兴城温泉创办果树试验场（现今的果树研究所）。同年，锦西县丁家屯果农邢雅轩引进辽南李子试栽成功，兴城县引进国光、红玉、倭锦和祝光四个苹果新品种，这一年水果品种超过30种以上，为后来本地区大规模发展果业打下了良好基础。果品交易通过果林公司、果产公司进行，并开始出现了经济人。绥中县无论是果树栽培还是果品销售，在历史上都先于、好于其他各县。谈及绥中果业的发展不能不谈邓吉甫这个人。邓吉甫，原名邓连吉（1885-1962年），生于绥中县大王庙乡慈愍庵村。“九一八”战争前做过吉林省双阳县长。东北沦陷后，不愿当汉奸，去职回家务农。1933年他买山地，开始栽植梨树。没有树苗，他到15公里外的黄羊沟抠树丁子；不会技术，他出高薪请人嫁接。在3年的时间里，共栽梨树1700多棵。为了把果树管理好，他购买果树技术书籍，边学边干。最初，10年，他欠债120石高梁（约3万斤），全家人怨声很大，但他一直没动摇。1942年，梨树普遍结果，终于如愿以偿。在他的带动下，绥中自梨发展很快。
矿业与手工业：民国建立不久，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激发民族了资本家投资建厂的热情。1914年3月，民国政府规定地下矿藏为国有，但也基本上准许民采，而且规定对金、银、铜、铁等矿，“无论地面业主与非地面业主，应以呈请矿业权在先者，有优先取得矿业权之权”，表现出“轻地主之权，重矿商利益与与优先权”的倾向。《矿业条例》还取消了前清《矿业章程》规定的矿商应上缴政府的，占余利25%的“报效金”；矿产税则由原3% 、5%、10%降低到地平均市价的1%-1.5%计算。这有助于减少封建制度对矿业发发展的阻力，起到了鼓励商民投资矿业的作用。
1916年，天津人丁麟德获杨家杖子松树卯采矿执照，开采铅锌，设“松树卯铅锌事务所”。1917年，资本家何湘云、曹兴权两人先后由奉天省实业厅取得寺前矿开采权。何湘云经营寺前坑老牛槽，曹兴权经营寺前坑前南老岭。后来，何湘云将开矿权无偿转让给东北军二十八师师长张作相。张作相投资2万两银币，成立福厚铅矿，在寺前坑扩大开采硫化铁和铅锌矿。不久，张作相与徐文潮合作投资50万元，开设兴隆铅矿。两矿历经10年，在193 1年“九，一八”侵略战争爆发后宣布结束。1917年，商人王德化亦获得松树卯采矿执照，开采铅锌，占地2700亩，设立“宝藏兴铅锌事务所”。“九·一八”以后，也将该矿卖给了日本人。
在锦西县境内的大窑沟煤矿，如原是广东人陈应南于1905年开采的煤矿，当时资本20万元，矿区占地面积2650亩。1906年又有新股东罗裕堂投资50万元，创立通裕煤矿公司，实行机械开采，成为本地区经营较早的一个“现代化煤矿”。当时雇用矿工2400人，日产煤1 80吨，年产5-6万吨。19 15年，资本增加到150万元，修筑了女儿河至矿山的通裕铁路支线。1917年，日本人安川敬一郎投资，改为中日合办，实缴资本增加到300万元。1918年煤矿与铁路分别经营，煤矿改为中日合办大窑沟煤矿有限公司。1923年5月，矿内发生火灾，日本人抽股，1 925年停业。
民国九年(1920年)，奉天省政府在大红石砬（今南票区境内），设立“锦西强业煤矿公司”，年产原煤6000吨以上，民国十年（1 92 1年），奉天省政府在蛤蟆山（今连山区虹螺岘镇北），开办爱商煤矿公司，年产煤两万吨以上。兴城县西北也有煤炭采掘者，年产煤3000吨以上。当时，在辽西一带比较大的煤矿有八道壕、北票、阜新和蛤蟆山煤矿（又叫虹螺岘煤矿）等4个煤矿。
民国期间，由于城镇经济有所发展，手工作坊也有很大进步，开始实行机械生产。据《兴城县志》记载，民国初年（1912年），兴城县城乡有人专门从事烧制青砖大瓦、人工磨制石板和印刷业；民国四年（1915年），兴城县有四家油房购进豆油榨油机7台，开始半机械化榨油；民国五年(1916年)，已经开始使用手摇织袜机生产袜子。1923年，兴城县引进织布机建织布厂，年产大尺白布500匹。从1920年开始，绥中县引进铁制织布机，开始建设半机械化织布厂。1922年，绥中县始建泰和石印局；1925年，建昌县私商冯萃创办第一个用柴油机为动力的粮油加工厂。此间，锦西、兴城、绥中、建昌等手工业作坊达400多个，人数超过5000多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及农副产品加工，传统的“十匠”、“十铺”、“八坊”、“三炉”以及轧花、弹棉等手工匠人不断增加。手工业开始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手工操作进人半机械化生产；外采技术也不断传人，逐渐形成规模，以至发展到后来的民办工厂，手工业完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