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可分为肯定派、否定派和折中派3派。本文应用管理学和其它学科的原理，把中国模式的特征概括为“三群制衡、三以突显、一党领国”。中国模式既有优势，也有问题。与美国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的利大于弊、优势大于问题。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通常所说的贫富分化、腐败、教育、科技、转型升级、国际关系、民主、法治等，而是价值迷失。

 

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非常激烈，不同角度的解读也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肯定派、否定派和折中派3派。

肯定派中的张维为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八个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否定派要么是不承认中国模式，要么是论证中国模式的危害。秦晓认为，“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中国模式论”宣扬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这不仅不是中国的优势，而是应该去掉的弊端。

折中派的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把中国模式纳入亚洲模式之中，提出亚洲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自由市场经济、科技、用人唯才、务实、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另一位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征是混合所有制、政治特征是党权，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有趋同的趋势，但趋同不会变为同一。

秦晓与宋鲁郑都认为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是冲突的，但他们两人的取向截然不同。秦晓认为，去掉中国模式、归于普世价值，才是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宋鲁郑认为，中国应当怀疑和警惕普世价值。

事实上，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并不冲突。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属于普世价值，中国当然要追求；中国极力倡导的和平、和谐、包容也属于普世价值，其它国家也应该去追求。宋鲁郑文章主旨是批判某些国家以普世价值之名，行侵略、抵毁、协迫别的国家之实，但他的行文和表述上有问题，所以给人以误解。

管理学原理表明，一个组织在追求普世价值的同时，既可以模仿别的组织的文化和管理模式，也可以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管理模式，这一原理也适用于国家。秦晓以普世价值来否定中国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

 

 

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利益群体已经明显分化。对于同一项改革或方案，站在不同利益群体的立场上，往往会有不同或相反的态度。要认清中国的问题以及中国模式的特征，必须从利益群体来分析。

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获取收入方式来划分群体更能反映利益群体的根本差异。按照获取收入方式不同，可以把中国当前的各类群体归为3大类，即：

①用劳动获取收入的群体，称为劳动赚钱者；

②用资金或资本获取收入的群体，称为用钱赚钱者；

③用职权或特权获取收入的群体，称为用权赚钱者。

当前社会上的“贫二代3个热门词语正是对应于这3个利益群体。当然，这3个热门词语只是这3大类群体的侧面反映，并不是准确含义。人们通常会把“用权赚钱”与腐败或灰色收入对应起来，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腐败或灰色收入，用权赚钱也普遍存在，例如，大型跨国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提拔为总经理的前后，能力几乎一样，但收入相差可能是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这一差距体现的正是用权赚钱。”、“富二代”、“官二代”

现实中，劳动赚钱、用钱赚钱、用权赚钱三者或两者往往是结合的，例如，创业、管理层持股就是三者的结合，高级管理人员则是劳动赚钱与用权赚钱的结合。但是，从理论研究来说，区分这三个群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逻辑的，本文把三种赚钱方式完全抽象出来，研究由此构成的三个群体。

梁漱溟指出，“没有分离对峙之社会形势，则分权制度不会凭空发生，没有以此形势为背景之政党互竞，则分权制度不能得其运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是中国实现三权分立最好的时机，但因为当时中国没有三权分立的利益群体基础，所以，梁漱溟当时不看好三权分立，预言中国不会发生政治上的三权分立。

后来的时局演变果然符合梁漱溟的判断。当前，中国已经形成3个利益群体相互制衡（简称为“三群制衡”）的格局，由于这3个利益群体是用收入获取方式来划分的，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这3个利益群体的制衡为将来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三权分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将会对上层建筑产生深远影响。

 

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历史都源远流长，两者的弊端和优势在实践中都有充分表现。古今中外认可度较高的看法是，私有制的激励效率高，但会带来和加剧贫富分化；公有制对贫穷者或弱者的保障较高，但是会带来假公济私型腐败（腐败有很多种类型，私有制也会带来腐败，公有制条件下假公济私型腐败更为严重）。

有些学者认为，在广泛私有化的基础上推行广泛的市场化（市场经济）不仅可以克服公有制的弊端，也可以解决私有制本身的弊端。但是，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市场经济不仅无法抑制私有制的弊端，反而使它的弊端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与人合著的《经济学》在同类教材中使用率最高，多次修改再版。在第17版中，作者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代代相传，财富分布的不公平远远大于收入分布的不公平，其趋势是财富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并且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排除“革命”和“激进”手段后，这种状况是不可治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76年出版的这本教材第10版中，作者批评马克思，说他对市场经济“富者愈富，穷人愈穷”的论断是错误的。但是，第17版中作者删掉了对马克思的批评，承认并使用了马克思的观点。

私有制无法抑制市场经济的弊端，市场经济也无法抑制私有制的弊端，只有公有制才能抑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两者的弊端。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弊端的抑制作用非常大，中国的“以公克私”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表现得非常突出。当然，公有制的比例过高、范围太广时，也需要扩大私有制的比例来抑制公有制的弊端，当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弊端过大时，可以通过两者比例的动态调整来避免问题演化为危机。这样做既符合对称化规律，也符合问题管理原理。

以柔克刚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的这一特征更为明显。近现代史上，一个又一个西方强国的崛起都是依靠掠夺和殖民扩张，就连崇尚博爱、弘扬慈善的西方宗教，也屡次发动战争，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战争及基督教内部分裂导致派别之间的战争，绵延千年以上。梁漱溟称之为“中国人向里用力，西洋人向外用力”，辜鸿铭讥讽西方国家“不是教会僧侣借上帝威权吓人(中古)，便是国家军警以法律管制人(近代)，离斯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米勒利尔《社会进化史》亦说：“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

亨廷顿引用另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善于发动战争的能力。”亨廷顿又补充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个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马红霞等研究得出，郑和2.78万人的船队也发现了许多以前未知的“新大陆”，但为什么不像西方人那样去控制和征服这些地方，这是由于中国人历来就没有征服异族的思想。

中国在外交和处理周边国家（部落）关系时，从古到今都采用以柔克刚方式。古代经常通过“和亲”来避免战争。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外交战略。近20年多来，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坚持和执行，其中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是典型的以柔克刚。

有人批评中国在外交和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的措施偏软，多数批评者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希望中国更为强大。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以柔克刚能够赢得和平共处，赢得周边国家民众的认同；西方国家以暴制暴方式短期内能够扬国威，但长远来看，会把国家拖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无底深渊。

“以贫助穷”有两个含义：①在古文中，贫与富对应，穷与达对应，所以，以贫助穷可以指不富裕者对处于困境者的援助；②在白话文中，穷人也指不富裕的人，所以，以贫助穷也可以指不富裕者对更不富裕者的援助。

中国在对外援助和国内地区间援助两方面都体现了以贫助穷的上述两个含义：①中国人均GDP全世界排名第95位，算不上富裕，但中国对更不富裕国家和处于其它困境中国家给予了很多援助；②中国国内的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建立了多渠道的援助关系，张维为称之为发达板块与新兴板块的良性互动，并指出这使中国发展产生了1+1﹥2的效果。

国内多数人对西部开发、对口扶贫、定向援助、支教、干部支边等多渠道的地区间援助有目共睹，但对中国对外援助知之不多。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８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世界银行是全球最大的扶贫（或援助发展中国家）机构，但是，近几年中国对落后国家的贷款援助不仅总额上超过世界银行，而且受援助国家认为，中国的援助比世界银行效率高、浪费少、集成度高，因而对中国的援助方式感到更满意。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中国的软实力之一。

无论是国内地区间援助，还是对外国援助，中国的以贫助穷在世界各国中都居领先地位。尽管有人批评中国的以贫助穷是“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但是从更长远、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以贫助穷既是抑制贫富分化、化解矛盾的利器，也是积累中国软实力有效途径。

 

有人认为，一党执政是中国的最大弊端。这一认知不符合管理学原理。在企业管理中，某一股东（法人或自然人）长期作为企业的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这家企业的最大弊端呢？这取决于这一股东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强弱。如果很弱，当然是弊端；如果很强，反而是优势。管理学的原理在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中都适用，上述原理在公共管理中也适用。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党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低下，无疑是这个国家的最大的弊端；如果这个党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很强，反而是这个国家的优势。

管理学中对优秀组织的排名原理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公共组织，政党属于公共组织，也适用。管理学中对优秀组织排名的指标有两大类：

①数量指标。对企业来说，是营业收入，如财富500强排名、福布斯500强排名；对公共组织来说是成员人数。

②质量指标。对企业来说，竞争力排行榜最能反映质量指标，竞争力背后是管理能力。

根据管理理论的三维分类法，专业维度的经典管理理论有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运营管理、财务管理5类，相应的这5项管理能力也是组织排名中最通用的质量指标。

按数量指标排名，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党员人数在全世界各政党中排名第一。按质量指标排名，中共的上述5项管理能力有4项在全世界各政党中排名第一：

①战略管理：中共成立早期就有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现在每隔5年修订一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②人力资源管理：中共不仅各级机构都设有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组织部，而且有庞大的培训体系——党校，在人才招募、选拔、轮岗、培训、激励等多项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上居领先地位，很多企业学习和借鉴中共的培训体系，以及选人、用人方面的经验；

③营销管理：通俗地讲，营销是要利用各种资源对外宣传优势、不提劣势。中共很擅长营销，不仅各级机构都设有专门的营销管理部门——宣传部，而且有众多的营销资源——媒体；

④运营管理：中共的运营效率高、执行力强，发现决策错误后的纠错能力也强。在中共的高效运营下，中国停止了沿袭数千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自己选定接班人制度、取消了沿袭数千年的农业税、实施了古今中外最难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正在引领中国走向全面复兴，是五大文明古国中复兴势头最好的国家。

如果列出全球政党500强（或100强等）排行榜，不论按数量指标，还是按质量指标，中共都是稳居第一，在管理学意义上这意味着中共是全球最优秀的政党，因此，中共一党执政并不是中国的最大弊端，反而是明显优势。

按照问题管理的原理，优秀大企业（或政党）的问题并不比普通小企业（或政党）的问题少。排名领先不等于没有问题，在财富500强或企业竞争力排行榜上领先的企业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共如果不解决假公济私、监督不力、决策不透明度等突出问题，排名可能会跌落，甚至可能会使问题积累成危机，一党执政由明显优势转化为最大弊端。目前中共仍是全世界排名第一（或最优秀）的政党，正因为如此，本文使用“一党领国”概念，而没有使用“一党执政”或“一党专政”的概念。

 

中国模式既包含优势，也包含问题，其中“三以突显”是优势为主，如果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三以突显”优势更为突出，“三群制衡、一党领国”则是双刃剑，优势与问题并存。为了进一步辨析中国的优势与问题，下面在与美国比较的同时作进一步分析。

民主是个复杂而争议颇大的概念，一般认为，民主是通过投票决策和投票选举（尤其是公民直接选举国家和地方政府领导人）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这是理想中的民主，现实与理想是有距离的，现实中的民主古今中外都表现为利益群体或明或暗地争夺（或争取、争论）决策权和话语权。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各利益群体的争夺越充分，民主程度越高；反之，则反是。

最不民主的情况有两种：①国家的重大决策由一人（皇帝、国王，或选举出的集权者）控制，②国家的现任最高领导人自己指定下一任最高领导人（接班人）。

最近10年，中国上述两种最不民主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全社会，还是国家高层，重大决策都已经是由各利益群体或明或暗地协商或博弈（争夺、争取、争论的具体方式）确定。中国当前的利益群体分化非常明显，虽然社会上存在众多利益群体，但是最基本的利益群体还是前面论及的劳动赚钱、用钱赚钱、用权赚钱3大利益群体，中国当前的重大决策都是这3大利益群体或明或暗地协商或博弈的结果。

在美国，劳动赚钱、用钱赚钱两大利益群体的争夺也非常激烈，但用权赚钱群体的规模和实力比中国弱得多，所以，美国的重大决策是由2大利益群体争夺，中国是由3大利益群体争夺，中国的利益群体争夺程度比美国更广泛、更充分。

在思想领域，中国的左派、右派不仅分歧巨大，而且斗争也很激烈。左派主张扩大公有制比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右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各领域、各行业尽可能市场化、私有化。左派与右派都认为中国当前存在贫富分化、腐败、政府公信力下降、道德滑坡、正义缺失等突出问题，但是左派与右派对原因的认识截然相反，左派认为是私有化、市场化过度导致了这些问题，右派认为是私有化、市场化不够彻底导致了这些问题。

在美国，虽然有两党，但两党在思想上分歧并不大，对现实问题原因的认识也没有中国的左、右两派分歧大。一般是在竞选时两党分歧较大，执政后分歧缩小。在美国经济学界和宏观政策也有左派、右派，美国政府通常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更重视左派的思想、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更重视右派的思想，这体现的是不同时期的选择，而不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国左、右两派对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争夺比美国激烈得多。

无论是从利益群体（全社会、最高层两方面）争夺程度，还是思想领域斗争程度来比较，中国的利益群体对决策权、话语权的争夺比美国更广泛、更充分、更激烈。因此，从民主的现实含义来看，中国比美国更民主。

有人认为，中国公有制占主体是民主进程巨大障碍，美国私有制占主体对促进民主具有天然的优势。公有制为主体的多数现代国家在选举的直接化、透明化方面确实有欠缺，但这只是历史的偶然。从逻辑上分析，公有制与直接化、透明化的选举没有矛盾之处，私有制并不是必然会促进民主。美国学者卡恩等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公司如今不仅受益于政府政策，而且参与了或制定了公共政策，他们拒绝了民主制度的道德承诺和政治承诺，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

 

美国也有用权赚钱者这一利益群体，用决策权和话语权来衡量，美国的用权赚钱者群体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远远弱于用钱赚钱者群体。中国的情况则相反，用权赚钱者利益群体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远远强于用钱赚钱者群体。虽然中国的富人群体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群众感觉到富人们为所欲为的程度在增强，但是，由于《宪法》规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因此，富人群体在中国并不得志 。大致来说，可以概况为：中国是用权赚钱者群体控制着用钱赚钱者群体，美国正好相反，是用钱赚钱者群体控制着用权赚钱者群体，简称为中国是“权主导钱”，美国是“钱主导权”。

“权主导钱”和“钱主导权”哪一种更好呢？表面来看，“权主导钱”往往包含着较多腐败，“钱主导权”则是符合选举、法制和契约精神，似乎是“钱主导权”更好。但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来看，“劳动既主导钱，又主导权”才是最合理的正道或天道。“权主导钱”和“钱主导权”都是弊端很大的，甚至是腐朽的。那么，哪一种弊端更大呢？正由于美国的“钱主导权”是完全合法、合规、合程序的，所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抑制其弊端，而中国的“权主导钱”的主要弊端是违法、违规的腐败，而且，中国的“权主导钱”规则的可调整、可改进余地也较大，所以中国的“权主导钱”的弊端反而是比较容易抑制的。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弊端比中国的弊端更难抑制。

 

美国模式的特征是：以高度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基础的高度金融化和军事化。以科技创新为例可以看出美国模式的效率和威力。不计盈亏的军事研发对重大技术创新有强大的推动作用，许多重大技术创新源于军事用途。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金融体系对新技术的商业化开发（大规模应用）有强大推动作用。正因为美国高度金融化和军事化，所以美国的重大技术创新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美国模式也使美国在人力资源引进与开发、自然资源开发、内需刺激、把外国财富转入本国等方面具有极高的效率，与其它国家竞争中具有极强的威力。

效率高、威力大并不一定是好的，如果方向是不好的或错误的，那么，效率越高、威力越大，反而是越糟糕。且不说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 、代际流动性两大问题在近30多年不断积累，已经到了爆发危机（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程度，仅以美国模式对外国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来说，设想一下，如果大多数国家践行了美国模式，那么，全世界70亿人的消费需求会得到空前的刺激，地球的自然资源会更早枯竭、国家间的战争会更为广泛和频繁。这意味着，美国模式虽然比中国模式效率更高、威力更大，但却不宜在全球推广。对于具有雄心壮志的国家领导人，领导本国学习和践行美国模式，并阻止别的国家学习和践行美国模式，当然有利于本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说，应阻止更多的国家走上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类似于核武器，虽然核武器威力强大，有实力的国家都想拥有核武器，并设法阻止别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但是，从核武器对本国的负作用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说，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践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学术界没有共识，社会上说法各异，代表性的说法有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腐败、教育、科技、转型升级、国际关系、民主、法治等。如果没有评价标准，很难从众多的问题中选出一个最大问题，所以首先应该提出“中国的最大问题”评价标准。

“中国的最大问题”应该同时符合三条标准：

①不是主流国家普遍的问题，而是中国特色的问题。例如，贫富分化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主流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②社会各行业、各层面都存在的问题。按这条标准，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

③即使下决心解决，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腐败和产业转型升级这两个问题，只要下大决心，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腐败和转型升级都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

社会各界对中国的最大问题讨论较多，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最大问题不同于有些人自己体会到的最大问题，也不同于媒体评论人在一些重要事件发生后有感而发的最大问题。为了有所区别，本文把符合上述三条标准的最大问题称为中国的核心问题。

按照这三条标准，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价值迷失，或价值观迷失、文化迷失。

梁漱溟不仅是国学大师，而且是行动的思想家、实践的哲学家，他毕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中国问题。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精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价值观）是以家庭为中心，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两端。他说“在西洋人生活中、意识中最占地位者，为个人及团体两级，而在中国人却为家庭及天下两级”。中国古代的文化不仅鲜明，而且对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发挥了主导和统帅作用。所以，中国古代不存在价值迷失问题。

但是，随着中国近现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各方面的落后，中国各界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步失去了自信，甚至病急乱投医 ，许多学者倡导放弃传统文化、融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政治、经济确实给中国注入了新的动力，带来了复兴的希望，这又使中国各界更积极地放弃传统文化、融入西方文化。在实践方面，经过各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农村城市化和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当代的家庭结构、家庭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家庭”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上和实践中都已经不再鲜明，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主导作用更是不复存在。简言之，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已经发挥不了主导作用。

既然放弃了旧的价值观，就应该寻找和确立新的价值观。理论上讲，一个组织（企业、政党或国家）的价值观既可以特色鲜明，也可以模仿别的组织。中国寻找新价值观也不一定要追求独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精英人士相信“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不仅是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努力，而且也包含着寻找新价值观的尝试。但是，现在看来，寻找新价值观容易，在本国人民中全面确立新价值观非常困难，价值迷失将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核心问题。

从当今世界格局来看，美国价值观仍然是强势的，也被很多国家模仿和学习，还被有些学者当作普世价值。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不能学习和接受美国价值观呢？如果在中国全面确立了美国式价值观（像加拿大等国家一样），就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价值迷失问题。

通过接受美国价值观来解决中国的价值迷失问题，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中是不可行的。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学习和模仿能力不足，而是由中国的利益群体决定的。中国未来的重大决策或思想变革将由劳动赚钱、用钱赚钱、用权赚钱这三个利益群体斗争或博弈的结果决定，而不是由聪明的专家学者设计并推行。用钱赚钱群体非常愿意接受美国价值观，但是，劳动赚钱和用权赚钱两个群体却不愿意接受美国价值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是否接受美国价值观问题上，用钱赚钱群体与另两个群体的斗争或博弈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外，中国不会接受美国价值观还有两个原因：

①美国价值观也属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观，正像刘福森所说，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观不仅与外部自然作对，而且与自身的自然作对，已经“走火入魔”；

②美国价值观已经被美国利益玷污。马凯硕通过大量事实说明，西方价值观在近500年来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从价值观来衡量，西方应该为此感到欣慰或举杯庆贺，但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对西方价值观的亚洲推广成果深感头疼，西方对其它国家的嘉许或制裁都是基于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

 

本文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三群制衡、三以突显、一党领国”，中国模式有丰富的内涵，既有优势，也有问题。与美国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的利大于弊，或者说优势大于问题。

价值迷失是中国的核心问题，必然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不仅管理学界价值迷失、企业界价值迷失，而且很多改革左右为难，难以进行顶层设计，也与价值迷失有关，甚至老年人摔倒要不要扶起来这样的小问题，也与价值迷失有关。短期内，还找不到解决中国价值迷失问题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