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的解释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相对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即硬实力，他将这种“重要的力量来源”称为“软实力”。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等等，其核心就在于价值观的表达。通常而言，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实力，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威胁，所谓大棒；一种是利诱，所谓胡萝卜；一种是吸引，这就是软实力。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有时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太硬了，相反，一些软性的东西反而容易被人接受，像文化影响力、外交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它所起到的作用，有时比硬实力更大。通过输出一种影响力，从而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推广出去，并由此影响别国的人，这一点，美国做得最成功。

　　许多人是通过美国的电影和娱乐文化来了解美国的，许多人也是通过韩国的电视剧来了解韩国的。软实力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比起硬实力来，更为可亲，也更见吸引力。美国在世界各地过度使用军事力量的冷硬形象，许多时候就是被他们所创造的米老鼠、功夫熊猫这样的形象所软化和缓解的。因此，不要小看文化的力量、艺术形象的力量。“以德服人”总是比“以力服人”更有效果；真正高明的实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何一直以来，美国军方都保持着和好莱坞的合作传统？原因就在于美国军方看重电影这种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从首届奥斯卡获奖影片《翼》，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壮志凌云》，再到最近的《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美国的电影拍摄都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军方觉得电影是宣传自己的一种好方式。尽管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美国军方所提供的合作都是收费的，但如果没有军方在观念上对电影这一媒介的重视，许多的合作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鉴于国情不同，我们是很难学习的。但也有人说，中国有一种软实力，也是美国无法学的，那就是中国的政府接待。我们把美国、日本，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前政要，像基辛格、老布什、日本前首相等人，都接待得细心周到，以致我们在国际上，到处都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可不要小看这些人的作用，他们为中国说好话，这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2008年的奥运会，我国不惜代价，把各国运动员接待得如沐春风，以致奥运村里的投诉率是零，你想，这会形成多么良好的国际口碑。这种接待能力和接待预算，肯定是别国很难做到的，所以，接待也是一种软实力，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并非一句笑谈。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回到金融危机这个话题上来。这次危机的发生，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索软与硬的辩证关系。过去，我们想象中的金融系统是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的。没想到，这次危机证明它其实脆弱无比，正如貌似强大的萨达姆政权，其实不堪一击。相反，那些看起来柔软的事物，有时却能焕发出强大的力量。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柔软的力量。好莱坞对美国军方的正面宣传，有时比美国部队打赢一场战争更为有效，道理就在于此。不要小看文化的力量，它柔软，但坚韧，它的力量一旦被建立起来，是可怕的。中国这个民族历来多灾多难，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血脉没有断，中华文化还在影响人心，影响我们的生活。文化的力量在，民族就能存立。

　　有一句话说，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比历史更永久。我以前对这句话并没有深刻的感悟，直到2004年我访问台湾的时候，才有新的认识。那时台独势力极为嚣张，我在台湾走访了很多人，感慨地发现，如果大陆一味地强调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而在台海政策上忽视文化力量和文化认同感的话，两岸的统一会困难重重，因为台湾现在的新一代，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根本没有大中国这个概念，他们也不惧怕大陆的军事压力。当年陈水扁上台之前，中国举行了那么大的军事演习，最后很多台湾民众还是投了陈水扁的票——甚至军事威慑只会激发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如何才能缓解这种认同危机？我发现，台湾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界的知识分子，支持台独的人极少。有一个台湾教授对我说：我不可能接受台独，因为一旦台湾独立，那就意味着李白和曹雪芹将是外国人，《静夜思》和《红楼梦》也将放在外国文学课里来讲，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事情。仅仅因为一个人热爱中国文学，不愿承认李白、杜甫或者曹雪芹是外国人，就这么一个理由，居然可以让台湾许多知识分子不支持台独，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所创造出的这种认同感，是军事和经济都很难匹敌的。在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问题上，何以文化的影响力比军事、经济的影响力更大？就因为文化柔软、可亲，有感情，有温度，它能让你无法割舍。

　　文化的建设，文化的输出，是在诠释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民族的精神。如果不重视文化这一实力的展示，而一味地享乐，追求物质的满足，这样的民族当然是没有前途的。按照顾炎武先生的分析，有一种比亡国更危险的灭亡，那叫文化的灭亡。我们都熟悉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亡天下”，指的就是文化灭亡。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看到新王朝对汉文化的仇视，他有这种忧患感。“国家”更多的是指一个王朝，而“天下”更多的是指文化。天下比国家更大。也就是说，亡国，不过是王朝的更替，皇帝轮流坐，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一种文化的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被连根拔起，她的民族特性完全消逝，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也开始在复苏，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没有市场，一种对文化的敬重和痛惜之情，开始在民众当中萌生。但相比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强势，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劣势，尤其是经过二十世纪狂飙突进的政治文化、革命文化的熏陶，许多中国人在言行上的粗鄙、简陋，已经偏离了礼仪之邦的道德准则，让很多人感到不适，这表明传统文化被摧毁之后，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新的文化来代替，至少，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来将自己丰富的文化魅力展示给世人看，这当然也是一种民族危机。所以这些年来，才有那么多有识之士起来呼吁要复兴中华文化，他们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及其影响力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