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行审议。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

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9个死刑罪名拟被取消。如审议通过，中国死刑罪名将由现在的55个降至46个。（27日《中新网》）

修法修正案至今已有9版，每次修法都体现了时代特征，象征了法治进步。此番修法去除9个死刑罪名，则契合了依法治国方略的节奏，让人感受到中国法制升华的现实，体悟到法治更新的愿景。

严刑峻法，对于约束犯罪行为，的确有威慑作用。但法制正义不在于要杀多少人，而在于维持安宁有序的和谐社会秩序。法治根本亦在于用强制手段让人戒慎恐惧，而是让整个社会形成对法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中沿着法的轨道前行。

马克思曾言：“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中国长期的封建集权制度，“国家就是法律”的专制思维生动体现于“朕即国家”上。秦、隋、明、清诸朝，严刑峻法，既不能挽国家于危亡，亦无法根绝腐败。相比之下，两宋时代刑罚较轻，反而政通人和经济文化繁荣，至今被学者们视为“黄金时代”。

同样，现代法治国家，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与刑罚设计，大抵都是秉承少杀或不杀原则。这样的司法实践，亦成为现代良法善治的标本。正如一位法律学者言，法律所传达的是一种超越暴力，超越权利的声音，它所划定的权利边界虽然无形，却深深地刻画在人们的心灵之中。

中国法制和法治精髓，落实到司法实践中，表现在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这本是就体现了法制与法治的人性化色彩，意味着法律也并非都是冷冰冰的不近人情。但问题在于，这种兼顾原则与灵活性的法制与法治，有时存在着极端情形。刑法中死刑的罪名设置太多，意味着法制过于严峻的原则设计；法治过程中又是又失之于宽，说明司法实践中的灵活性过度。

这就导致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一是给予司法者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甚至受各种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二是给权力型的执法运动提供了契机，如所谓的“严打”和“执法运动”，使得刑罚在不同时期，宽严失衡和冷热不均。三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司法合作，如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反腐引渡贪污贩子，或因为中国刑法设计的死刑罪名过多，而造成司法障碍。四是死刑罪名过多，也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甚至是对中国司法莫须有的攻击。

从司法实践看，减少一些死刑罪名，对中国社会治安也并无多少负面影响。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所言，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一些严重犯罪稳中有降。而且，这次准备取消死刑的9个罪名，在实践中较少适用死刑，取消后最高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对相关犯罪在取消死刑后通过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严厉惩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力度不减，以确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

当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尤其是世界上已有140个国家已经取消死刑，中国逐渐减少最最终取消死刑也是大势所趋。公众希望人大常委会申遗通过刑法修正案（九），让去死刑的过程更快一些。法治的真正意义是涵养全民的法治信仰，严刑峻法的威慑只是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