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诺丁汉大学兼任孔子学院院长多年，花的时间和精力不少，从来没有得到一点额外的报酬，但是，我很开心。
中文非常难学，外国人学中文可以，而能够当中文老师的“老外”却只能用手指头来掰。还是中国人聪明能干，不仅可以把英文学好，还能用英文给外国人教中文。
中国的崛起，需要外国人了解中国，而没有语言，却不能沟通。中国要走出去，必须想办法让外国人学中文。
孔子学院应运而生。许多外国人不喜欢孔子学院，是因为怕中国人占领他们的市场。有些中国人认为孔子学院乱花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和必要性。
孔子学院成立10周年，习近平和李克强都亲自给外国合办孔子学院的大学校长写信，感谢他们对孔子学院的支持。
这说明国家对孔子学院战略地位的重视。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孔子学院，我下面转载一篇报道复旦大学在海外孔子学院志愿者的文章，以便大家知道孔子学院的一些情况。
文章来源：2014-10-23 复旦青年 （复旦青年记者 周丹旎 主笔，复旦青年记者 白剑悦 报道本文首发于复旦青年微信平台，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3年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一位英国母亲带着刚放学的儿子匆匆赶到诺丁汉大学的Amenities Building，敲开了一楼教室的门。彼时付曼正在讲台上向底下二十七位学生做自我介绍。看到这对满怀歉意的母子，付曼笑着示意他们入座。
付曼是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2级研究生，这是她赴英国诺丁汉大学孔子学院后上的第一节汉语课。这天的课上，她从“a”、“o”、“e”开始，教授了中文的十多个拼音，在座二十七位老少不一、职业各异的学生都学会了用拼音拼出汉语的“爸爸”。
从2004年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到现在，中国国家汉办已经在全球122个国家合作开办了457所孔子学院和707个孔子课堂。每年，许多和付曼一样的志愿者通过国家汉办的选拔，分赴世界各地开展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学和推广。迄今为止，近百名复旦大学学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他们主要是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在读研究生。在海外孔子学院工作了一年后，去年奔赴全球的志愿者们如今都已经回到了学校。
上好异国的汉语课堂
去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志愿者们分配到的教学任务也各不相同。有的志愿者会教授大学生或者来自社会各界的成人，而有的则要教授当地的中小学生。这些汉语课程包括三个部分：大学、中小学校的正式课程；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的汉语培训课；到企业或政府等单位开设的汉语VIP课程。除此之外，孔院还会受邀去当地中小学校开办“孔子课堂”——宣传和讲授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
刘晨辰是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2级的研究生，去年她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做志愿者，孔院在爱丁堡大学内与之合作开设汉语“操练课”——为已经上过语言理论课的学生提供汉语知识点的训练，包括词汇、语法和口语。
操练课的课堂练习和给学生的作业具体内容都由志愿者们来策划，让刘晨辰颇费心思的是课堂练习，“你不能只说：‘好，你们来练习。’你要告诉他们练习的内容，怎么练习，以及你要准备练习所需要的材料。”
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汉语的量词，刘晨辰曾精心制作了一套教具，她为每个常用量词找对应名词的图片，把量词和图片打印出来并剪裁成小卡片，上课时发给学生，让他们试着把量词与名词的图片搭配起来。“他们开始会猜应该怎么对应，但是反复训练后学生会发现对应同一个量词的东西形状相近，比如一块手表、一块面包，所以就会很快记住。”刘晨辰回忆。
接触大学生和成人学生的志愿者如刘晨辰、付曼，大多觉得学生上课时“很配合、态度很好”，而另一些被派往中小学的志愿者们似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大家在去往目的地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派往什么学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3级研究生邱菡坦言，“到了曼谷，我被学校校长带到泰国东北部城市那空帕农，负责教当地的公立中正学校的一到三年级。”
孩子们跟初来乍到的中国老师熟络起来以后，邱菡发现他们其实都是“混世魔王”。由于泰国与中国在文化氛围和教育模式方面的差异，泰国的学生在课堂上“特别顽皮”。当生气时，邱菡会提高嗓音批评他们，有调皮的男生甚至鹦鹉学舌般模仿她说话，“最闹腾的时候，一个班上大概只有两个女生在认真听我上课。”
对去往中小学的志愿者而言，控制课堂纪律成了大问题，孩子们的不配合一度让身在异国他乡的他们深感挫败和失落。“那时候会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是自己做不好，”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2级研究生刘美月回忆说。她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所匈中双语学校做志愿者，最难过的时候，刘美月甚至后悔当初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然而在她的努力下，情况一点点好转：“我会给他们树立榜样、奖励乖孩子小红花，还根据每个孩子的特性重新安排了座位，把安静的和吵的、成绩好的和不那么优秀的人安排在一起，然后在小组间形成竞争机制，让他们成为一个整体互相监督，后来渐渐的就不需要我提醒了。”看到学生的变化，刘美月深感欣慰。
孔子学院的学生们
“瑞典的大学是面向所有成年人开放的，只要在这个大学注册了，就可以凭兴趣选修很多课程。”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1级研究生许议元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任教，她班上的学生囊括各个年龄层次，来自社会各界。
“来上中文课的学生里，有的人是因为工作需要，有的是纯粹出于兴趣，还有的可能是因为自己交了个中国男友或中国女友。”许议元说。
而在付曼的班上，有对年轻的英国情侣至今让她印象深刻。“那对情侣说他们现在的感情淡了，希望通过共同学一门语言来修复他们的感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说要学就学最难的，所以决定来上汉语课。”付曼笑说。
许议元刚到瑞典的时候觉得瑞典人“看起来好冷漠”，二三十个学生坐在下面，脸上没什么表情，就这么直直地看着她，遇上阴郁的天气，学生们更是垂头丧气。课堂气氛若是沉闷，许议元也连带着觉得紧张，于是她尝试在课上做各种活动试图调动起气氛。渐渐的，她发现原来瑞典人就像一个椰子——外面很硬，但是慢慢把它凿开来以后里面是特别软的。“他们一旦被调动起来可以非常非常嗨，非常有创意。”
让许议元记忆犹新的是一次期末口语考试，原本只是给定话题的小组讨论，结果学生们把租房、看病、谈天气等等话题串在一起，自带道具，声情并茂地排演了一出小型的生活“舞台剧”，这群开始时安静、“冷漠”的学生着实令许议元出乎意料。
如果是被分配到中小学，纯真的孩子则往往会给予特别直接的情感回馈。刘美月回忆时说道，她所带的小学生“都特别喜欢上汉语课”，一年级的孩子特别热情，在走廊上远远地看到她就会大声呼喊，跑着步冲过来给刘美月一个“熊抱”。上汉语课学生们要到专门的教室，几个特别积极的孩子往往刚下了课就跑去办公室找刘美月要教室的钥匙，急着去开门抢座位，“我每次走进教室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坐在里面像小鹿一样伸长了脖子等我，让人特别有成就感。”
一年的志愿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女孩写了一张小纸片偷偷塞给刘美月。女孩写的是匈牙利语，刘美月就找到了学校里的本地老师为她翻译，“后来我知道那女孩在纸片上写的是‘我的妈妈是一妈妈，刘老师你是我的二妈妈’。”说起这个细节，刘美月眼睛湿湿的。
大学生们似乎有更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有节课付曼教他们互问对方生日的口语对话，对话间学生就知道了付曼的生日，他们悄悄记下了日期。在付曼生日当天，她的讲台上出现了一张绘着百合花的卡片，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满了生日祝福。
“这是我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收到学生的生日祝福，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福了。”
自我挑战和完善的过程
瑞典的冬天，早上十一点日出下午两点日落，格外漫长的夜晚让异国的工作生活也显得格外艰难。天黑的时候，许议元还是要在办公室和大家讨论课程或者安排活动，她回忆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没有止境……”
许议元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红色小木屋里，屋子建在山坡上，往下走是一个湖泊和一片小森林，风景如画，却也冷清荒僻。工作之余，书籍成了她的一大慰藉，“瑞典人很喜欢送书，是标志性的礼物之一，甚至还有人送过我一本他的博士论文集。那段时间我静下心来看了很多书。”
一年的海外志愿者经历，不仅是向外国人输出中国语言与文化，对不少志愿者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挑战，也是一次完善自我的机会。
邱菡刚到泰国的时候，暴雨停电，她临时住在另一个志愿者的学校，宿舍就像一个大大的仓库，雨点在她们头顶的棚子上乒乒乓乓地敲打了一夜。
而接下来的一年里，邱菡渐渐感受到了远远超出“旅游大国”这个简单称谓的泰国风貌。泰国学生会在“拜师节”上向她下跪；五六年级的孩子会专门修习烹饪课；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佛日上，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上学，请僧人来学校念经讲演……她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华裔，那时有个华裔邻居大伯，是在泰国的第三代移民，常常热情地请邱菡去家中吃早饭、喝咖啡。至今邱菡还通过微信或者电话与当地的华裔叔叔阿姨保持着联系。
出国前，付曼自觉已是足够独立的人，到了英国后才发现，还有更多可以自己完成的事，“英国人工费很贵，而且到了晚上六七点工人早就下班了。”无奈之下她上网找教学视频，自己学着修好了太阳眼镜。而她的两位室友则在零基础的情况下摸索着掌握了很棒的厨艺，“她们很享受这个，会查找各种菜谱，做出来给朋友和附近的邻居品尝，真的是广受好评。”
从中国派往海外的志愿者们担当的远不止简单的汉语教师的角色，也在无形中成为外国人认知并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教学之外，志愿者们参与到孔子学院举办的各种中国日、中国节等文化活动中。
在泰国度过的春节，林婧和其他志愿者们制作了许多展板，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节日、剪纸、中国结、包饺子、中国传统服饰、京剧等等富有中国味的东西，和当地人共同庆祝春节。在当地的春节晚会上，孩子们表演中国老师们为他们排演的歌曲、舞蹈和书法展示。
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每到传统节日会举办“文化茶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组织学生一起制作过节要吃的传统美食：包饺子、做月饼、包粽子等等，“来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除了中文本专业的，还会有很多韩语系、日语系的学生参与进来。”许议元回忆说。
“在国外他们往往不会把你的言行举止看作是个人的行为，当你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们不会说某某怎么了，而是中国人怎么了，”同是12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研究生的许颖觉得，在新西兰奥克兰孔子学院的一年里，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作为文化使者的身份，“所以平时会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希望自己不要丢中国人的脸，希望他们能喜欢你这个人，喜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