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与境外的文化交流（初稿之四）
4.历史上的中外交流事件
在有文字记载以前，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十分频繁地进行着。由于地理上的限制，中国与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经过中亚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经过经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航线。
新疆和广东是中国人看世界的两大窗口。而“全世界”似乎有从丝绸之路和香瓷航线两方面夹击中国的传统。当佛教在亚洲流行的时候，从东南亚和中亚向中国传播。当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也是从东南亚和中亚传入中国；最后是基督教；俄罗斯人和西欧各国同样从东南亚和西域向中国渗透。
（1）丝绸之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
“重土安迁”、“身土不二”、“父母在，不远游”这些观念，恰恰是在10000年前农业产生以后，在古典文明的影响下产生的观念。在农业革命以前，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扩张最快的物种。那时没有人有故乡的概念，每个人都是在这世界上辛苦挣扎地活着的游猎者。每天为了填饱肚子不停地游走。几代人的迁徙路线累加起来，很容从大陆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对欧亚大陆两端人群的Y染色体的检测表明，1万年以前，丝绸之路上就有大量的人员流动。北亚地区有很多男子的Y染色体类型属于Q型和R型，这两种都起源于西亚地区。而东方的N型Y染色体，在芬兰等国都能找到。而挪威芬兰等国的北部，至今仍然生活着纯正的黄种人萨米人。在新疆考古中，发现很多欧罗巴人种的墓葬。一些发掘出的遗骸是长着黄头发的白色人种。所以，10000年以来，始终都有人群从西亚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北方，也一直有人群从中国北方去往欧洲。
1990年，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很多墓葬中，出土了很多3700年前的丝绸。这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就已经有贸易路线把中国和中亚连接在一起。而当时中亚和西亚是属于一个文化圈的。因此，当考古学家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座埃及古墓中发现了丝绸，也就不感到惊奇了。这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的15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到达了中亚，在其之前的800多年，中国的丝绸已经到达了地中海。
考古发现证明古代的贸易和交通能力远远超乎想像。而在距今3070年的一座埃及古墓中，发现了一段中国丝绸。在商朝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玉器，其中一些玉产自中亚。殷墟发现的贝，来自我国台湾、南海甚至阿拉伯半岛的波斯湾和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至于占卜用的龟甲，来源更为广泛，一些特别的种类，分别产自我国海南岛、东南亚和马来半岛甚至日本等地，其范围之广，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之外。
丝绸之路自古就有，在汉朝之前从来没有中断过。实际上，“张骞通西域”只是丝绸之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插曲。丝绸之路绝不是张骞通西域以后才建立的。原始的物物交换的贸易先于互联网，早在史前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紧紧连在一起。
（2）汉朝与罗马
中国官方派人勘察中亚，是从汉朝才开始的。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勘察中亚、西亚的官方探险家。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他去联络大月支。在大约公元前125年前后他到达了今天阿富汗，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在阿富汗所建立的帝国已经瓦解，但阿富汗地区仍然具有希腊城邦的一些特征。张骞在阿富汗还惊奇地发现，那里居然有产自中国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过询问，是从印度进口的。因此张骞推算应该有从四川去印度的近路。
张骞在中亚地区发现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件事，可以非常充分地说明，比起由官方派出的，直接的由几个人组成的，有一定政治目的性的使团性质的人员交流，由民间发起的、间接的、由无数民族参与的，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业交流，要更为频繁影响更为深远。
汉朝和罗马是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两国都间接地听说过对方，希望能够接触彼此。在中国的纪录中，罗马帝国被命名为大秦，即甘英所言“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把罗马帝国看成是位于世界的另一端的另一个中国。张骞西行200多年以后，到了公元97年，经营西域的班固派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甘英走到了今天的波斯湾沿岸，那里离罗马帝国的边界已经不远。由于波斯人从丝绸贸易中获利颇丰，所以他们阻挠汉朝人和罗马人的直接接触。波斯人欺骗甘英说大秦还有几千里，让甘英退缩无功而返。
汉朝和罗马的直接对话，最后由罗马人完成。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66年，罗马皇帝安敦（今译“安东尼”）派出的使者最终来到洛阳，向东汉皇帝献上象牙、犀角等礼物。这是正史中记载的中国和欧洲最早的官方往来。
（3）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陆地丝绸之路的衰落
新疆曾经是中国人看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扇窗户。后来广东取代了新疆的地位。
西亚的水手发现马六甲海峡，其意义不亚于发现好望角。只有发现经马六甲海峡连通西亚和中国的航路的畅通，以及丝绸技术的西传，最终导致了路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据说，一艘海船的货运量，相当于700只骆驼。从效率上更有竞争力。
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刚刚把疆域推进到南海，就和来自印度洋的水手有过接触。非常有可能早于公元前2世纪，来自印度洋的商船早就经马六甲海峡来到岭南，和土著们做过生意。在汉武帝时期，南越王赵胡的墓中（下葬时间是公元前122年），出土了一件漂亮的银盒，工艺和风格属于波斯。南越国的宫殿参考了西亚的建筑风格，特别是宫殿石柱，明显受西亚影响。遗址中还出土了非洲象象牙。而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开辟了一条完整的由广东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与南越王墓出土的西亚文物相对证，印证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通。
公元399年，老僧人法显经过新疆走陆路前往印度求取佛经。法显在印度得知，那时候印度南部经常有去中国的商船。在斯里兰卡，法显还看到了中国出产的白绢团扇。这肯定是由海上丝绸之路运到斯里兰卡的。公元412年，法显乘上一艘载有200多人的印度航船返回中国。在爪哇岛，法显换乘另一艘商船，在这艘船上竟有中国商人。据《南史·萧励传》记载，公元5世纪，每年都有10多艘印度或者波斯的贸易船在广州靠岸，贩卖外国土特产。
到了唐朝，经海路来到广州的波斯、阿拉伯商人更是不计其数。依照古代阿拉伯文献，有位叫做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描述，在黄巢攻陷广州期间，阿拉伯人、波斯人、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遇难者达到12万人（可能有所夸大）。而据鉴真和尚在《唐大和尚东征传》描述，750年前后，广州珠江“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而《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的海南岛上的波斯人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阿拉伯人用船把很多西亚南亚的药物运入中国，让中医多了很多新药，叫做海药。唐朝的《海药本草》中记载了124味海药，包括安息香、诃梨勒，龙脑香、海桐皮、天竺桂等。经营香料、药材和珠宝，到今天还是回族的老本行。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出土了一艘唐代的阿拉伯沉船，这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黑石号”。该船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由中国运往西亚的货物。沉船中发现67000多件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主要烧制于九世纪的长沙、浙江、河北和广东等地。学者们认为‘黑石号’可能是从扬州港出发，目的地是波斯湾的贸易港席拉夫。在印尼一带不幸触礁沉没的。“黑石号”就是那个时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缩影。
海上丝绸之路就在这一段时间越来越兴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交流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因为海运更有效率。
欧洲人从东方进口丝绸的成本太高，中间还受到波斯等国的剥削。东罗马帝国每年为丝绸光是给波斯的过路费就达11000金镑。这个问题在550年得到解决。几名基督徒秘密潜入中国，把蚕种放在竹子的空节里，带回了东罗马帝国。所以到了隋朝的时候，欧洲也开始生产丝绸。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传遍了地中海沿岸。随着丝绸技术传入欧洲，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渐兴盛，路上丝绸之路渐渐衰落，贸易量减少。这也是隋炀帝一直希望能够和欧洲通好，但始终未能成功的原因。
（4）大唐与西亚
公元399年，中国高僧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乘商船到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经海路于413年返回中国。他所著的《佛国记》是研究古印度历史最重要的资料之一。由于印度人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生看成是一场幻觉，认为一切都毫无意义。所以他们对记录历史毫无兴趣。印度历史始终都有点云山雾罩。研究印度历史只能依靠外国人留下的对印度的叙述。法显的《佛国记》记载了笈多王朝的社会风情。后世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戒日王时期的印度。对于研究印度历史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中国僧人留下的著作，重构印度历史将不可能，印度历史将永远是一片迷雾。
自法显以后，西行求法就成了很多高僧的追求。在唐朝，西行求法的僧人非常多。唐朝的义净和尚记载了60多位西行求法者的事迹。其中有30余人取道南海前往印度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玄奘（唐僧）。他于629年从长安西游，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在印度活动了10多年，成为全印度的偶像级别的高僧。他多次在印度的佛教大会上大放异彩。戒日王是当时印度的实际统治者。玄奘与戒日王建立了友谊。并且帮助戒日王和唐太宗李世民建立友好关系。玄奘于645年回到长安，把自己的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和法显《佛国记》一样，都是研究古印度历史最重要的文献。
通过玄奘的介绍，戒日王对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倾慕，他在641年派使节来唐朝通好。643年，唐朝也派出使团前往天竺，回访戒日王。使团中有位年青人名叫王玄策，他后来还曾三次出使印度。但只有643年这次见到了戒日王。公元647年，王玄策作为正使带领30余人经西藏第二次出使印度时，戒日王已经在不久前病逝了。他的一位部将阿罗那顺乘机篡位夺权，并扣押了王玄策等人。王玄策逃了出来，到尼泊尔和西藏借到了大约8000名士兵。并用这只军队打败了阿罗那顺，把他俘虏回长安，献给唐太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玄策大破中天竺”的故事。
除了印度，唐朝对于亚洲西部的事务参与度很高。根据《旧唐书》记载，阿拉伯人进攻波斯帝国的时候，波斯国王亚兹得格尔德三世曾先后两次向唐朝求援，但唐朝因为过于遥远难以施援。亚兹得格尔德三世于公元651年被杀害后，末代波斯王子卑路斯为了复国，于654年再次向唐朝求援。661年，唐高宗派特使王名远前往中亚，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成立波斯都督府，册封卑路斯为波斯王，试图帮助他复国。但后来阿拉伯人大举进攻阿富汗。在唐朝的保护下，卑路斯最终于675年逃到长安，被封为右威卫大将军，两年后在长安逝世。
自穆罕默德以来，阿拉伯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席卷欧亚非形成一个大帝国。和唐朝雄霸亚洲两端，形成两分天下的格局。阿拉伯人对中国十分倾慕。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教育其弟子“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阿拉伯帝国立国不到30年，阿拉伯人就开始向中国派出使节。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第一次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9次。这样频繁的派遣使节完全是邻国间的水平。在阿拉伯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来过中国。比如著名的商人乌拜达，麦伊蒙、著名学者花拉子等等。阿拉伯征波斯帝国的统帅赛义德·本·艾比·旺各斯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出使中国，死后葬在广州。848年，阿拉伯人李彦升还在唐朝高中进士，成为一段佳话。
阿拉伯人不断向东方扩张，最终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了中亚。开始染指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这最终造成了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一次武装冲突——怛罗斯之战。阿拉伯帝国的东方最高行政长官哈查只·伊本·优素福甚至向手下的将领许诺：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怛罗斯之战是一场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之间的碰撞，虽然国内的历史记载刻意淡化这场战争，但它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怛罗斯战役对东西方历史进程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正是这次战争，让整个中亚和中国的西北部从此开始伊斯兰化。
怛罗斯之战中，由于唐朝将领高仙芝对中亚的土著居民十分残暴，又在指挥作战中失误，导致唐军在这次战斗中失利。约有1万名唐军被俘虏。这就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俘”。这些唐朝士兵后来多被编入阿拉伯人的呼罗珊军团，为整个阿拉伯帝国南征北战，很多唐朝士兵甚至前往北非参与了平定突尼斯的战争。他们中许多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如画匠京兆人樊淑、刘泚，织匠河东人乐隈、吕礼等等。这些人客居阿拉伯，甚至娶妻生子。
战俘中有一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杰出人物名叫杜环。他是唐朝著名学者杜佑的侄子。由于杜环才学过人，受到阿拉伯人的尊敬。因而获得机会游览了西亚、北非的很多地方。比如耶路撒冷、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甚至有可能去过摩洛哥。很可能是第一个看到大西洋的中国人。杜环后来在波斯湾登上一艘开往中国的商船，回到广州。直到公元762年才返回故乡，把十多年的经历写成《经行记》一书。对欧洲、西亚、北非一代的风土人情进行了描述。
按照杜环《经行记》记载，这些不幸的唐军战俘中，有很多是造纸匠出身。他们在阿拉伯的首都巴格达建立了西亚地区第一家造纸作坊，从而把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帝国。后来，造纸术通过阿拉伯人之手很快传遍整个地中海沿岸，进入欧洲。中国纸以巨大的优势很快取代了当地的纸草和羊皮书。1040年，一位波斯旅行家记载了他在埃及见到的情况，在开罗，“卖菜和香菜的小贩，都随备纸张，把任何卖出的东西，都用纸包裹”。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是那个时代的纽约。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人数众多，规模空前。长安城内有4000多家胡商。而在沿海一些城市，也有几千家西亚的客商。当时的一些俗语中也表达了外国人的特征。比如“富波斯”、“裸林邑”、“黑昆仑”等。大诗人李白有一首《僧伽歌》云：“真身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能够轻易地见到印度的高僧，可见当时来华外国人人数之多。
据《通鉴》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以来，“留长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长安城内有专门为这些蕃商设立的“西市”，街上有他们开办的珠宝店，药铺等，被称为“波斯店”。唐代僧人鉴真还见到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旧唐书》载，760年，杨州发生了兵变，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几千人。而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杀害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
西亚人来到中国以后，多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奢侈品的经营。向西亚输出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当时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宝非常出名。他们的一颗珍珠就可以卖很多钱。他们带来的非洲象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牛角角可以重到10多斤。
隋炀帝曾经试图联络欧洲，但因为与忙于与高句丽的战争而未能成功。到了唐朝，东罗马帝国曾经先后7次派遣使者来到长安与中国通好。在中国各地，发现过几十枚东罗马帝国的金币。还在很多王室成员的墓中，出土过东罗马的玻璃器皿。唐朝的典籍中对西亚、欧洲各国的记载十分准确。说明当时唐朝的官吏对于西亚地区的事物是十分了解的。在《旧唐书》中，对东罗马帝国的记载十分简明精确。特别是对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记载非常详细。而书中也详细记载了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各种政治变动。
（5）宋元的人员交流
由于西夏的崛起，切断了宋朝与西亚的直接联系，又由于十字军东征，影响了阿拉伯人的陆路贸易，宋朝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海路贸易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海上丝绸之路大为繁荣。
宋朝，由于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崛起，控制了西域，让宋朝无法直接与西亚进行路上的联系。而此时阿拉伯地区正好遇上十字军东征，向西的扩张受阻，于是阿拉伯人也开始了在海上 向东方发展的努力，于是阿拉伯人和宋朝人的海上交流达到了极高的水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化的。但是宋朝人发展了海上贸易。让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宋太祖赵匡胤在964年，派遣继业法师等300多人前往印度求取舍利及梵本经典，这是西行求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继业法师在976年才返回开封，把佛经、舍利等物献给继任的皇帝赵光义。
宋朝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仍然很多，并且多从海路来华。据史书记载，仅当时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达数十万人。其中有不少是“富盛甲一时”的巨商豪贾。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记载。986年，阿拉伯人蒲罗遏带着家族上百口人从东南亚迁至海南岛居住。988年，穆斯林忽宣带领300多口人迁至广州。据说，还有130岁高龄的阿拉伯人无西忽卢华因“远慕皇化”而定居广州。宋朝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将他们的留居地称为“蕃坊”，并设有“蕃长”，负责管理“蕃坊”居民的日常事务，主持宗教活动。”广州、泉州设蕃学，以对“蕾客”、“胡商”子弟进行阿拉伯语教育。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记载了广州的穆斯林的的公共墓地：“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现在东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遗迹和广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这些“土生蕃客”或“四世蕃客”、“五世蕃客”，是回族的最早雏形。
961年，拜占庭天文学家马依泽应邀来宋，参与修新历《应天历》入任司天监，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宋代的大画家米芾，其先世为西域人。来中国做买卖的阿拉伯商人成千上万，其中有一位阿拉伯商人名叫蒲寿庚，这个阿拉伯人对中国历史是有过影响的。他曾经长期在泉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负责管理南宋的海外贸易。元朝大举进攻南宋的时候，宋世杰带着小皇帝曾经去投奔蒲寿庚。商人重利轻义，蒲寿庚选择明哲保身，拒绝提供帮助。宋世杰大怒，一次性地抢走蒲寿庚2000多艘海船，和大批物资。正是凭借这些海船和物资，宋军才能够在崖山海战中与蒙古人作最后一搏。 被抢走船和物资的蒲寿庚大怒，最后投靠了蒙古人，成为元朝的高官。
历史上，好有几支犹太人先后进入中国。犹太人在英语中读作jew（朱），中国人对他们（Jew）有“术忽”、“竹忽”、“主吾”、“主鹘”、“朱乎得”、“祝虎”、“珠赫”等称呼。而他们的信仰的犹太教，被称作“一赐乐业教”（以色列教）、“挑筋教”、“蓝帽回回”、“回回古教”等。在杭州、广州、北京、宁夏、泉州、洛阳、敦煌、长安、新疆、西藏等地古代都有犹太人的踪影，在新疆和敦煌发现过很多唐朝时用希伯来语写就的文件，但是目前最为世人了解的就是开封的犹太人群体。宋朝时，开封犹太人约有1000多人，后来发展到5000多人。当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时候，对开封发现的犹太人十分惊奇。发现当时的犹太人竟然还有亚伯拉罕的画像。
元朝的文化交流，随着蒙古人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东到俄罗斯，西到朝鲜的广大地区都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在文化上，西亚和中亚都是伊斯兰教的区域。所以，东西方的交通再也不要不断地穿越各个有不同文化的小国家。来自西亚和西域的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名闻遐迩的马可·波罗，我不多做介绍。引人注目的是罗马教廷竟然数次派出使团来到中国。天主教的传教士在元大都（北京）建造了一座十分豪华的教堂，还有一个150人组成的唱诗班。景教也在此时再次兴起，著名诗人马祖常就是一位基督徒。元朝皇帝给了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很多钱，让他们建立了一座豪华的修道院。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天主教传教团作为色目人也被赶走。
1289年，罗马教皇派一位名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在1293年从海路来到北京朝见忽必烈。忽必烈允许他在中国传教，并给予资助。孟特戈维诺在北京建立了两座教堂。公元1307年，孟高维诺向教廷请求援助，以补充人手。教皇克莱门特（Klement）根据他的要求派了7名教士来到中国，同时任命他为北京教区大主教，孟特戈维诺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区的创始人。孟特戈维诺在1328年去世时，在中国发展了6000多人受洗入教。在广州、泉州都有好几座教堂。
1336年，元顺帝派15人出使欧洲，并带去了致罗马教皇的书信；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元朝官员，比如知枢密院事福定和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请求教皇向中国教区派遣新的大主教，因为当时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已去世8年。1338年，使团抵法国的阿维尼翁(当时罗马教廷驻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教皇本笃十二世优厚款待元朝使者，使游历欧洲各地。
教皇本笃十二世派遣意大利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率领32名成员的庞大使团再次出使元朝。马黎诺里一行经陆路于1342年7月抵达北京觐见元顺帝。他们进呈了教皇的书信并向元顺帝进献了一匹十分漂亮的黑马。这匹马十分高大健壮，神俊超逸，被誉为“天马”。元顺帝大喜。命画工周朗作《天马图》，文臣揭傒斯作《天马赞》，在廷文人多应制写诗作序，“拂朗国进天马”在当时引起轰动。马黎诺里使团在北京住了3年，由泉州经海路返回西方，1353年返抵阿维尼翁。
中国元代杰出的民间旅行家汪大渊，于1330~1334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确定无疑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他写的回忆录《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汪大渊年轻时在泉州与阿拉伯商人有很多接触，慢慢学会了阿拉伯语。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直到1334年夏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汪大渊远航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泉州地方长官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这本书才得以部分保留。但《岛夷志》一书却在明朝后失传。
汪大渊著《岛夷志》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著名文人张翥说： “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评论说：“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6）明朝和清朝
明朝初期，由于帖木儿在西域崛起，控制了从地中海到中国新疆之间的广阔土地，中国人经陆路前往西亚受阻。实际上是朱元璋和帖木儿把亚洲两分天下。并且在中亚地区处于十分紧张的战争状态。整个明朝与西亚的内陆交流几乎断绝，直到俄罗斯人在万历年间派使节来到北京。朱元璋把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都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又实施了海禁，导致明朝实际上开始内向。郑和下西洋后来因为不明原因而结束了。尽管仍然有大量偷渡客前往海外，特别是东南亚，但整个明朝中后期中国人与西亚地区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来往。
1517年，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派遣特使托梅.皮雷斯来到广州，标志着大航海以后的欧洲人正式进入中国。一个新时代正式启幕。然而大航海时代已经来临了。1620年，俄罗斯的第一个使团来到北京。而1598年，利玛窦来到了北京传教。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传教士汤若望数次陈宫预测日食。而在应对后金的战争中，明朝向葡萄牙人购买了30门加农炮，西洋火器“红夷大炮”，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明清双方都仿造了上百门。红衣大炮和欧洲的天文学已经表明，至少在明代，欧洲相对于中国已经具有优势。中国人应该小心应付欧洲人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使臣是1730年出使俄罗斯的卸任礼部侍郎托时。他奉雍正的委派，赴俄罗斯恭祝安那.伊万诺夫那女皇登基。他在欧洲的三跪九叩的“中国式礼节”曾经给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贴于 2014-02-16 13:45:02 被【冰原极光 】修改;潘世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