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总结出中国人面对新的三座大山，即看病人、买房难和上学难。人们也为此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斤小麦的收成就足以供应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而现在农民一家一年的全部收入尚且不足。从这一比较来看，农民变得更加穷困了而不是致富了，但从生活水平上比较来看，农民的生活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再由近年来人们对货币超发的忧虑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货币不足以表达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人们不是以市价交易获得需要的商品而是通过张五常称之的以等级排序来获得的，这也限制了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更加自由的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生活所需，货币的发行使其价值得到有效体现。

货币发行量以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为基础，但居民的财富和社会的财富却不能以此获得增长，或者说社会商品价值与货币发行量并未产生合理的关联。货币去哪里了呢？钢铁、光伏等产能过剩而教育资源存在不足，也即虽然货币与社会资本的价值相若，但并未真实的表达为各种服务和商品的价值，总量与分量的偏离意味着资本流通存在问题。

那么，货币供应要正确表达社会资本的价值，而不是仅仅是央行保持国家的货币供给，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之总和，使之处于平稳增长的路径之上。货币集中现象跟资本集中现象是宏观经济中需要协调的问题。

货币政策从来均以未来作为出发点，利息作为社会实际增长的财富。货币发行量以未来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为依据，但区域产业格局的变迁和对外贸易的开展也未必使之成立。即使综合国际收支中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若没有汇率的自由浮动，也不会使得社会期许的各种服务获得应有的供应。因为各种税费的存在使得一些商品或服务得到价值体现，而另一些则不能。这就造成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和服务质量与社会需求存在差距，从而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来争取有限的资源。

由上述，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易其价值得到合理体现，但在经济整体的价值格局中下降了；教育服务虽然在经济价值格局中上升了但存在价值扭曲。那么，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是货币政策可以合理表达社会资本的价值，而教育成为负担则是经济分量的价值未能获得均衡体现。

但反过来考虑，因为部分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可能存在扭曲，表达社会资本价值的货币政策就会发生偏离。那么，我们能够通过货币发行来合理表达社会资本的价值且由此推动经济均衡、持续发展吗？货币发行也是一个不断调节的过程，通过债券的形式回流或释放货币由此稳定物价，但是如何体现一种社会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却是不易的，而如果它们的价值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就会认定货币政策是失败的，会引发货币带来的一些问题。

弗里德曼认为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造成的，无法否认其辨析的正确性。08年美国经济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也与货币政策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不得不审视当下的货币政策在新三座大山问题上是否有反思的地方，或者教育服务价值的扭曲在现行货币政策下能否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