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系列关于香港命运和前途谈论的文章，名之为《冷暖不知命运》。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脉络中，在地缘经济的考量中去发掘香港兴衰的所在。对香港的未来，有人表示悲观，有人表示乐观，但是着重地缘或者制度其中一方面总归有失偏颇。

基于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社会经济制度并非扮演重要的角色。贸易之所以发生并非出自于地区间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规模经济，既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选择又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而且商品之所以流通也在于市场经济消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宗教、信仰、种族、肤色等方面的歧视，人们并不关心消费的商品是由谁制造的。综上而论，单从制度角度来论香港有失偏颇。

但在具体交易的场景中，人们的逐利行为和社会风俗习惯会左右人们的选择。任何事物都不能从单一方面去考虑，比如内地尚欠成熟的市场经济与法制便增加了人们对香港的倚重，特别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利益格局，使得一些群体可以利用香港的便利。这样就使得制度洼地的香港成为一些资本寻找安全的所在。香港不具备经济地缘优势有地理上的必然，但内地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理法障碍却补充了这一不足。

再者，香港保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并非得益于地缘，金融服务与之无关。如果强调金融服务业必须有广阔的腹地为依托、与物贸紧密联系则有不妥，与之并列的伦敦、纽约均是如此。关于地缘经济，我们拿印度为例，印度因其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并没有优良的港口和铁路运输，但是软件行业并不依赖这些条件，信息产业的发展使之不再成为障碍。再者，上海借力自由贸易实验区能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待观察，但真正要成为金融中心，其本质在于汇聚具有国际金融视野的人才和合乎人才发挥才干的制度平台。台北是台湾的金融中心，硅谷的发展并未由此让哪座周边城市成为与纽约并驾齐驱的金融中心，由此可知，香港能够成为金融中心是有一定内在因素的，特别是香港作为自由港作为基础，而其教育体制与内地的差异也使之汇聚了一定的优秀人才。

从另一方面看地缘经济，新加坡处于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得天独厚、腹地广阔，在区域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制度与地缘都不能单独解释香港的命运。

时下，很多有门路的内地人选择香港作为孩子的出生地，即双非问题，延续着内地人借助香港实现生活梦想的脉络。但是这与曾经的现象又有不同，现在到香港去，不是去争取开辟经商、生产的一片天地，而是倾羡香港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它所具有的国际地位，这是内地所不能给予的。在与日俱增的赴港潮中，给香港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冲击了香港本地人获得资源比如医院床位的权利，这是不是在稀释它的社会福利呢？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是这些所谓的“新香港人”会不会带去资本和人才，也就是他们能否开创事业；二是内地体制是不是会成为保持香港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持力量，只有存在这种制度的差异才会引发内地人赴港的选择。现在赴港还是少数人能够达成的事情，这应不会影响两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