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多余人”
郭向阳 文
通过认真的阅读《红楼梦》，我们会发现，对贾府，对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多余人”，都具有和社会不融合，不符合社会主流特质的个性，对于当时的社会都是不和适宜的“多余人”。不过他们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及我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有着很明显的区别。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贵族，而且都是不愿意经国济世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的贵族，他们都是自甘沉沦胸无大志，沉溺于生活的琐碎，情感的琐碎，百无聊赖的贵族，对社会显得不合时宜，对家庭发展显得百无一用。
俄国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正如赫而岑所说的：“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的罪过》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因而也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之所以在俄国文学中占重要地位，是因为贵族革命家脱离人民的问题，曾经是解放运动第一阶段的大问题，但到了第二阶段，时代变了，“多余人”形象进步意义的一面消失了，生活要求的另一种类型的新人物，即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等平民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新人”形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多余人”性格并仅仅是产生于俄国得个别现象，在社会变革前夕或变革中先进而软弱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黑暗、理想无法实现的环境中很容易沦落为时代和社会的“多余人”。在我国现代文学长廊里，郁达夫的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与俄国“多余人”形象相仿的“零余者”形象。他的突出表现了“五四”青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他们有着向善的追求，但因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贫苦，思想的敏感，做一番挣扎后，往往落得伤病或死亡。“零余者”高尚的理想和放荡的生活，固执的对抗和惨败的结局，放荡不羁的性格和不得不顺从于命运安排的无奈，等等，一切挣扎的过程构成了郁达夫小说的主体内容。
相比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社会的反抗十分消极，对婚姻的不幸无能为力，属于混吃等死型人物，吟诗也不能说明他们有任何的精神追求，有任何的进步意向，贾宝玉在女人堆里厮混，并不说明他有多么高尚，对女人有多少尊重，更说明不了他的思想清洁。林黛玉寄人篱下，精神空虚，婚姻不如意，病恹恹，愁眉苦脸的生活，在贾府更显得多余，更显得无关紧要，贾宝玉对价的经济和文化进步，不会有任何的贡献，虽不作恶，但也无力无法挽救贾府的覆灭与灾难，失去了贾府主人应有的作为，同时他在贾府的作为与做派，完全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形象，是一个“多余人”，和俄罗斯文学形象得多与人不同的是，贾宝玉也好，林黛玉也好，他们的反抗是极为孺弱的，他们的多余人形象，是个性模糊的，是个性昏暗不鲜明的，同时又是带有几分温和特点的。
相比鲁迅和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是可以吟诗作画的艺人，他们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性格较为温和，对命运的反抗也很无力，没有挣扎，没有激烈的反抗，更没有穷困致死困顿贫病致死，他们的生活是安逸的，但他们确实“多余人”，是社会所不需要的人，是家族不需要的人，是那个时代所不欢迎不合时宜的人，从某种成多上讲是那个时代的弃儿，因此在讲述“多余人”形象的时候，应该把贾宝玉和林黛玉也放进去，这样更显得全面，更显得公正，也更具有学术价值。
2013.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