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长杰（新浪乐居周刊20141115社论）

人们对政策的心态，是喜新厌旧的吗？

纵观多年来的政策变动，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推动经济如何发展上，人们总是喜欢用新提法替代旧做法。当经济氛围持久不振时，政府会倾向推出一系列的全新发展战略，或是“组合拳”，用以应对不断下滑的增长指数。

几番“微刺激”之后，尽管我们乐见“风景这边独好”的场面再次出现，但显然当下未见多大起色的经济形势，整体评估后仍要归于“萎靡不振”的行列。如此一来，再推老办法，局面或将死水一潭，只有提出新思路，深陷政策审美疲劳的社会力量才能重现蓬勃的动力。

于是“新政”次第推出，新常态，新批“铁公基”项目，楼市取消限购、限贷，新丝绸之路，新城、新区开发等等新发展思路，今年被密集地推到公众面前。

掌声照例想起。然而我们很快发现，叫好声多来自政府内部。事实上，除了前排的嘉宾，剧场后排的观众并没有多少掌声响起。

公众为何对“新政”也呈现出怀疑与疲惫之态？核心理由只有一个：政策虽是新的，路径却是老的。除了为统一思想而确立的“新常态”，其余所有新政，均被各条、各块主导力量解读为“推动投资，力保增长”。即便新丝绸之路包含的大国战略和消化国内产能过剩，即便新城新区政策被赋予更多的区域拉动效应，这些新政仍被业内解读为力推投资拉动，是新瓶装旧酒。

我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公众这种“盼新还厌新”的态度，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也符合贝勃定律；另一方面，这些政策本身也的确包含着明显的瑕疵。以批准建设新城新区为例，今年以来，国家已经连批5个国家级新区。而有内部消息称，“湘江新区排在中部地区首位，最快有望在今年底获批。”

自1992年10月批准设立第一个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新区以来，各地掀起申报国家级新区的热潮，至今正式获批的有11个。除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外，还有十几个城市明确提出打造国家级新区，包括武汉光谷新区、郑州郑东新区、江西昌九新区、沈阳沈北新区、乌鲁木齐新区、福州新区、石家庄正定新区、南宁五象新区、昆明呈贡新区、唐山曹妃甸新区、长沙湘江新区、兰州新区、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等。

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去年对12个省区的最新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的建设，共规划了55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而在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每个新城、新区的立项和建设，都有充分的、高大上的理由。箭在弦上的湘江新区不但被写入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提高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培育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环节，而且还被地方提升到“在两型社会、新城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较好地发挥先导示范作用”的高度。

然而十几年的惨痛经历表明，湘江新区能否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存疑；作为一个后来者，它不会一脚踏空，不重走从新城到鬼城的老路，不重复新城变龟城、新城变空城、新城变睡城、新城变寒城、新城变烂尾城的教训，就已万幸。我们现在能期待落实的，除了宽阔平整的基础设施，就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了。

如果没有产城融合，没有人的城市化，那么再优秀的蓝图和规划，都不过是开发者的一厢情愿和自说自话；再好的新城、新区，都不过是执政者自娱自乐的独角戏而已。

自去年以来，虽然市场派与政府派的分歧很大，但在各种争论中，我们已经很难再听到希望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声音。经济学家许小年曾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主要表现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失衡。政府和企业都热衷于投资，靠投资拉动经济，而过度投资会导致社会的生产能力过剩与国内购买力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最终造成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

这正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所在。今日经济不得不面对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压力、新城变死城等一系列难题，恰恰是过去大规模投资留下的隐患。

无论什么新政策，如果都是奔着投资而去，那就还是老路。如若穿新鞋走老路，莫不如穿旧鞋走新路。脚踏这块土地，与其重走放开投资的老路，不如另辟蹊径，放松管制，激发效率；厉行减税，激活投资；依宪执政，尊重市场。这才是穿新鞋走新路，才能团结社会主流民意，带领勤劳智慧的人民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