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之四:中国,新经济深水期可持续发展如何破局?)
在各类媒体火热跟踪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2014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会议期间的20日的CCTV新闻播报《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微企业的意见》。媒体、学界等对此反应相对“寡淡”。当然“寡淡”绝非有意。但是,很多情况下,看待这个问题,会理解为:是一种慈善之举!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中,对以“家庭、个人及中小微企业”的重视,已经到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成败的战略时期。
该问题在新经济深水期极具战略意义,同时,亦毫无悬念的成为我国的“瓶颈”。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可持续与远景发成败的战略翘板,实不为过。旧的传统工业框架下的游戏规则面临破旧立新的局面,按照新阶段的经济规律及属性要求,我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新规则与新发展模式?
谋后而动,就是谋求依“道“(规律性规则)而行的前提性程序。《道德经》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一、破除传统工业化市场框架要素配置方式的思考:新经济深水期的生产力发展盲区
1、新经济深水期的生产力发展盲区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中国唐代诗僧贾岛有名句曾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为何如此说?当我们的社会在已身新经济阶段深水期,往往反而会忘记,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运行中所应具有的诸多属性与特征。也许,在特定阶段的经济规律下,我们会将焦点聚焦于技术变革与调整所带给物质生产与生活的供给及享受上的机遇,而忽视相伴而生的新的经济生态体系与新规则下经济治理模式所该做出相适应的变革。毋庸质疑,这种思维形式与方法的变革,本应相依共生!可惜,我们形成了“发展中技术型路径”思维惯性与行为刚性,即佛语中的人类“我执”,从而失去了对事物客观的审视。正所谓“人在局中身自迷”。
当前,这个问题,世界发达经济体发展至现在,遇到了;新兴市场化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亦遇到了;而中国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传统工业化框架下框定的轨迹下,如何破除传统工业化市场框架下,以大资本为中心引导并阻碍资源社会化流动与结合,破除人才要素与其他各类生产要素结合的盲区(当然并非通过行政手段,抑制代表核心产业竞争力大资本的发展作为代价)。其本质则是确立以“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为社会主要商业单位,并能够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与自由而无碍的制度框架供给下与各类其他要素完成普遍性结合与配置。形成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生态的与新的经济秩序。
2、破除传统工业化市场框架要素配置方式的思考:紧迫性与挑战
自三四十年前出现了一批经典的知识经济学大师与未来学者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获得充分理解与实施。而后来的学者的研究思维,踏踏实实“陷入”了传统工业化市场体系下的误区,一直沿着这种服务于大资本的技术型“走钢丝“的单一轨迹走了下来,来寻求技术对于经济生态的“溢出效应”,而没有大资本绑架,人才几乎不能与其他所有生产要素结合。这个视角走下去是错误的。
事实上,历史的惯例上,我们的一切工作一直围绕大企业大资本排忧解难,对大型事件与新兴事物充满了聚焦期待,而在面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及家庭个人商业单位等面临的各类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类政策举措时,很多情况下,这被认为这是一种慈善之举!因为,刚注意到了一个对比,在各类媒体火热跟踪于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于浙江省乌镇召开的“2014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也就是会议期间的20日,CCTV新闻播报了《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微企业的意见》,媒体、学界等反应显得“寡淡”。当然,这个意义也是非茶馆你打,一次类似规模的会议举行或引起眼球的工作确实需要社会重视起来。因为,当前,其重要性已经到或许会关系经济发展成败的战略时期。
二、新经济深水期我国经济生态治理模式重构方式与路径分析:新规律与游戏规则变革方略解析
1、新经济深水期分割而多舛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激活创新能力的内在动因
诚如该系列的上文所言,由于我们忽视了新经济深水期本应依托新阶段的规律与其本质属性引导以“家庭、个体、中小企业”为主体商业单位,体现可持续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引导以人才创新为核心,体现经济增长潜力并发挥对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作用,解决社会发展的效率同时使历史积累的“痼疾”获得解决……。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最珍贵最本质的东西。这样,往往会走很多弯路。
这个阶段的发展,继续延续了传统大工业经济阶段的资本权利,不仅使要素的社会配置功能与方式客观条件显得分割而多虐,亦使社会创新活动显得盲目。
在我们屡次(近二十年世界性影响的经济衰退近二十几起,大小经济危机60余起)承接了重复出现的经济衰退的后果以后,是否我们在关注了技术进步的同时,亦需将目光更为果断的投向相伴而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生态的变革中来,它指向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福利的改善,体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精神。
所以,我于上文中谈到这种偏离的代价,我们不能只记“得”,亦应比较“失”,这一失去,我们错过了至少三十年!
从这个视角看,三四十年前的经典知识经济学家与未来学大师及管理学大师的预言,是一个不朽的命题,它是围绕人类文明发展本源性视角的哲学命题,体现为:不仅仅是技术的变革,更是时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新秩序的变革。它决定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社会生产生活体系及经济生态的变革!
那么,我们社会的生存与进步方式又应该把我怎样的变革机遇呢? 它的构建思维应该怎样?是否能够经受住科学理论与历史发展的考验?!
2、我国经济生态治理模式重构方式与路径分析:新规律与游戏规则变革方略解析
第一,当前我国经济环境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寻求“撬动地球”的那根杠杆
当前国际竞争中,中国失去的优势很多,而很多优势的失去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整体实例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息息相关,比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失去,在时下却未能很顺畅对接于人才红利的转化,我们失去了不少准备的契机。同时,影响人才红利形成的其他参与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处于低迷与调整的“低谷阶段”,更增加了我们时下经济生态重塑的挑战。比如,国内经济的产业结构、宏观经济增长及地方债务、土地房产等多方面问题却很多。当然,亦有我们的优势。虽然问题的存在还不足以支持唱衰经济的论调,但是,不在一定的阶段花费“壮士断腕”之力,以复杂的系统而综合性的工作加以修正、重塑与治理,远景角度看却也存在走向全面衰退的危险。这并不是耸人听闻。关键是我们如何加以解决。
实际上,我们国家经济在很多方面的底子与潜力是有的,甚至很多方面的优势很厚实,但问题却多得难以做到一一而赘述,一篮子解决是良好的期望,寻求“撬动地球”的那根杠杆,似乎亦显得有痴人说梦。但是,我们必须于复杂的关系中找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具有多角度决定性,以及在社会多边体系中起到内在关联与牵制作用的这根线索,作为治理的着力点,并以此寻找行之而有能够有效的线索,并探寻治理模式完善的轨迹。
第二,基于生产要素流通与配置环境之具体问题解析:调控失灵的举例及问题根源评价
A、旧的调控方式失灵的背后:要素流动与配置的“水土不服”及根源。就人才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来说,以中小企业、家庭与个人为主要商业单位的战略,无疑是符合新经济规律与属性的解决途径。历来,政府通过建立新区、开发区域、孵化带,围绕大学城建立科技创新培育区,等等,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并提供配套诸多财税、信贷优惠与基金扶持、进出口优惠等等诸多政策。但是,至今为止,缘何效果不佳呢?有些学者一定会对这种“国际惯例性”做法胸有成足,认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一贯的道路啊,有很多历史成功案例,我们是将成功模式复制过来,借鉴过来,洋为中用吗!
没错!我向来不是很欣赏“西方如何我们必须如何”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观点。历史环境不同,永远不可以把拾人牙慧,作为一种历史永恒性规律,对吗?!况且很多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西方经典理论学说,在我国三十五年改革实践中“水土不服”,同样面临着修正、研究与改变。任何所谓特定环境下的“规则”需要辨证看待。前文我曾作为前提性引子,尝试批判僵化的客观或机械的唯物论观,对待客观问题,我们应该持有辩证的唯物哲学思维。
当前,以新兴产业为创新驱动的新经济阶段,经过时间并不长却充满繁华炫目的准备期,目前已经开始进入极度深化的阶段(社会信息化的准备已经至深),工业化阶段思维的传统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所面临的矛盾也开始一一激化,问题一一凸显。
B、旧框架下的调控方式作用区间:问题举例。那么,如何解决呢?我可以根据现实经济环境提炼一个现实问题的例子,通过一定的分析途径对治理模式探索的方式方法及路径尝试加以说明,当然,因为水平关系,不可能尽善,也无论如何不会尽美。
我们知道,不管是人才还是土地与资本,抑或是劳动力,任何单项生产要素都不可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各种要素必须通过配置组合才构成现实生产力的前提。那么,针对于任何单一要素的扶植政策,任何财税\专项扶植等等政策,亦会显得望梅止渴。当然,即使如我们地方政府历史惯常性的作为:规划出专门的开发区域、创业园区,那么,以传统工业化市场框架的组织方式提供的各类要素的结合条件,同样面临着难以跨越的流动性壁垒。比如,高昂的写字楼群及土地房产,以及远离市区对于大量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等等要素的要求,同样构成要素结合的高昂壁垒。
问题的本质继续集中于我们传统思路,即,“资本为王”的误区中,传统旧框架原则下的政策供给,不能破解生产要素结合困难格局。“资本”作为各类要素资源配置与组织条件的前提下,大资本优势将继续发挥组织安排各类要素的作用,亦继续旧有的游戏规则。事实上,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遵循旧有的游戏规则框架,现实的经济生态及发展结构与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难道君不见,我国已经积存了大量的开发性区域飞地及凭空造城形成的空城死城现象触目惊心?这种盲目的开发,不仅劳民伤财\资源浪费严重,而且地方债务成为宏观整体经济体系风险引发的毒瘤。
第三,从改变游戏规则入手的方法解析:以土地房产要素为例,如何变废为宝?
A、传统工业框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失灵体现在很多领域:土地房产要素市场,实乃一地鸡毛。根据近年媒体报道与各类调研机构发布的信息,现实种种问题的案例已经为一一挖出,如,中关村写字楼的空置,上海的淮海路商业街店面空置问题等等。
据有关调研显示:全国目前已有数万个工业园区和开发区。西南部省市仅一个郊县不足8万人的镇,2008年前就搞了3万亩的开发区,2008年后有搞了10万亩开发区。2009年东部某省的一个县,一年上报了15万亩工业园区。空荡荡鬼城。。 可以说近十年来,热火朝天的经济开发区与工业园区数不胜数,少则几万亩,大则几十万上百万亩,鲜少有区域在这种模式上“掉队”。
2014年11月16日“凤凰财经”所载一文“2014年备受关注的10座空城”,分别列出了:天津响锣湾、山西大同、鄂尔多斯、昆明呈贡、山东乳山、大连长兴岛、京津新城、山西神木、河南洛阳、江苏常州等。虽然随后各省专家纷纷表示这份“排行榜”不靠谱,但是,据文中所称,亦有不少网友证实“名副其实”。当然,谁居其首谁居其尾,颜面的问题自会有争论,但是是非不论,这种发展模式的现状绝非仅十地之忧,而是全国之忧。谁敢称自己“桃源之地”例外呢?实难有例外。业界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空置率极高的“空城”“死城”报以悲观的论调,亦有了从地产泡沫到债务危机等等之说。题外问题,我不予评价。
B、改变游戏规则的涵义与方法解析:破解方略,如何变废为宝。据人民日报报道: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8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6160万平方米,与低点时(2012年3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30122万平方米)相比,增幅达到86.4%。过去两年多,全国商品房库存几乎翻倍。与2010年年中相比,最近4年来,全国商品房库存增加了约190%。
那么,如果将这些土地房产要素以新模式加以盘活,会盘活并产生多少价值呢?以单价1.0万粗略估算是5.6万亿,超过政府拯救2008危机的庞大家底的财政刺激规模。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改变功能,比如,挤压的住宅功能改变为商务或商住功能,挤压的写字楼商铺改造为商住功能,这本是功能的改变(规划的问题,本属于职能管理,管理定位的功能并无不可改变之约),以利于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创业与创新活动,通过扶植性金融政策与全程体系的跟踪与对接,扶持“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那么,盘活这部分资产后不仅同时实现价值,也同时创造价值,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当然,这种依据“功能性”差异所改变的游戏规则,亦不是一刀切的(尤其需要避开已经入住或具有扰民性质的行为),也需要根据具体土地房产及开发区域楼群地块的定位特点,完成功能性的转化,改变游戏规则。影响生产要素配置与组合。并提供一系列治理的综合化系统化模式。比如,它不仅造就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的行程,同时亦影响诸多新机构与新市场的产生,同时,在产业或服务供应链及价值链中,亦会对一系列新兴的产业建立提出要求,如,小到新型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标准化新业态或者中小物流服务及设计生产社区的行程,大到整合一系列产业链的社区联盟的打造。谁会预知没有第二个第三个新兴技术与产业由此产生呢?
新经济深水期,传统政策供给与扶持模式已经显示出功能上的疲态。2009年以来我国“行政化”调控升温,2011年又推出“新国八条”,覆盖限购及信贷等多方面内容。权力介入市场本身是一个为历史经验与经济规律所排斥的问题。虽然我们的官方亦认识到这一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探索改革僵化路径与僵化借鉴西方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固有模式,具有现实意义。新经济阶段深化发展时期,依据我前文所作出的规律性及属性特征等的分析,结合当今的经济问题。有必要建立符合新规则新规律的新的发展思路,并基此探索发力的战略性治理模式。这在国民经济“调结构、促增长”等方面,居于破除发展“瓶颈”的战略性的之举。
3、新经济深水期的经济生态构建的“纳贤而行”:三原则下的游戏规则改变
从我们前文分析可以得到结论:任何权力的介入都会逐步积累下不小的矛盾,如果演化得严重会在一定的阶段引燃。那么,“疏导”则是一个核心性问题。而我们所谓改变游戏规则的目的则是在于“疏导”。
第一,朱镕基总理“改变游戏规则”创造之举:缘何不可以应用于新经济生态构建的积极服务?
前面所举之例与未来的智能城市概念有很多本源的一致。虽然提到的很多,其含义理解角度与观点亦千差万别。但是,无论哪种理解,都绕不开“人才”要素的展开。那么,我们是否通过改变传统“游戏规则”,在经济结构与发展的治理方略与模式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改进或变革?
据新华网2014年11月22日报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至2020”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发改委和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智慧城市2.0时代的顶层设计方案,提出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
虽然,我们提出的很多,但是如何建设?有如何形成现实生产力?抑或继续开发信息化深度发展的享受性服务与便捷性零售业?
“目前,智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已初步完成规划部署.2013年全国47个副省级以上地方的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有22个,占比46.8%。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宁波、武汉、厦门等地方已制定智慧城市发展的专项规划。
在《智慧城市上海发展报告(2012)》发布之时提出,上海力求打造中国智慧城市样本,强调建设智慧城市的“独特性”与“示范性”,通过横向比较、纵向剖析,关注特大型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综合系统在建设智慧城市中的特殊意义、示范作用与辐射效应。
“改变游戏规则”是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处理香港金融危机时,将香港从危机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创造之举(曾有评论说这违背了国际经济规则,影响了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我驳曰:对于大危机灾害,犹如人类面对大的自然灾害,难道需要固守制造灾害的旧规则吗?)。朱总理曾将“改变游戏规则”用于规避经济灾害与危机,是人类经济实践史上富有辩证意义的创造之举。
“从已披露的数据看,“十二五”期间,上述320多个城市在建设“国家智慧城市”上的直接投资合计超过3000亿元。业内人士估算,上述城市“十二五”期间用于建设“智慧城市”的投资总规模将可能高达5000亿元“。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会达130多亿美元,其中不包括基建和自动化设备,而是传统的一些ICT相关的硬件、软件服务。到2020年这个规模会达到280多亿美元。
新一轮智慧城市的投资,是否将沉淀投资撇下?新一轮产业开发是否继续延续工业产业开发模式?我们不得不存有疑问。
前面我们拿土地房产领域举例,如何破除“困局”。让土地房产自己流动起来显然是不能的。那么,又必须通过“游戏规则”的改善,使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一环。面对一直以来陷入的“自我矛盾”的尴尬境地,突破传统的固有思维的误区,会迎来柳暗花明的前景。
当然,商业地段所积压的不仅民宅,同时还有类似中关村及淮海路的沿街店面与高档楼盘的高级写字楼。虽然我们暂时不可能将所有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从功能角度一一作出细致规划,但是,不可否认,如上最具有广泛意义的微观创业单位的形成发展及壮大,必将会逐渐改变这种空置的格局。这种核心思想可以总结为:我们对于通过环境及配套功能转变,撤出要素结合壁垒,从而影响生产要素供给,并形成各种要素组合配置顺畅高效的良好环境。它对各类“鬼城”“空置”的开发区是否有效呢?当然,由于篇幅关系,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一一分析铺述,但是,撤出影响要素结合壁垒,提供要素结合的顺畅条件是一切生产力形成的基础,而通过制度化结构及其功能的变革是完成这一目标的治理手段,至于模式如何确定,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针对不同情况研究探讨。
第二,三原则: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游戏规则”在时下多指贬义,因多数人都有过成为“游戏规则”受害者的履历(当然,我们一要抱着乐观态度,作为人生中一项项“无休止”的历练或修炼;同时,要试图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消沉,而是为心灵中美丽知念赢得圆满。当然,不排除改变的也有的成为了害人者)。
当然,撇开人生观问题,我们需要将其加以借鉴,应用于于经济发展中。“游戏规则有人而来”,我们亦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使其变为积极因素,应用于经济发展中的治理模式的改善中?人类的视野与构思本应是开阔而多元的。
总之,诚如我们中分析所言,首要的问题是让各类生产要素能够顺畅结合,一需要抛弃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二是拒绝市场权力因素,特别是行政权力与要素中的大资本权力的干预,因为大资本权力控制了其他要素的组织配置形式;三是发挥人才与各类生产要素结合的便利条件。
基于此三项原则,提供一个可行的治理方案与模式下,使其有利于以人才要素为核心,促进各类要素流动配置与组合的无碍运行方式,建构创新推动的符合新经济深化阶段的内在规律与属性要求的社会新的经济结构与秩序。
4、针对“困境主体”功能型服务的治理规则转换设计:内涵与流程及举例浅释
第一,新治理模式转换前夕的游戏规则变革方略:内涵与流程及举例浅释
正如上所谈及的已经卷入困境的某些商业街区空置,以及伴随土地房产经济陷落及造地空城来说,通过“游戏规则改变”,将不利因素化解,从而起到疏导,进而形成激发的过程,为游戏规则变革的核心。包括如下内涵与路径:
首先,变政府行政约束与控制的调节为社会参与主体的分类与参与方式的驱动,切忌一刀切,约束了所有参与主体与不同参与形式,造成各类要素资源无法有效配置结合,从而形成生产力创造的真空。
其次,将政策供给作用于某单一要素的管理,转化为改善并疏导要素供给环境、配置环境,提供要素结合的客观条件与有效空间。这个涉及到一个新的治理思维。历来我们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在当前新经济深化阶段要取的成效是很难的,即使在短期效果亦不再显著。
再次,新的政策与治理模式作用的重点,应该建立于改善提供经济体运行中的要素供给的功能性条件。简单说,就是提供功能性供给,并以制度定位下来,形成有利于各类要素结合配套的环境。
拿当前过剩的土地房产市场举例。如果我们将商业街区或核心段的住宅街区的土地房产资源要素的属性特征加以改变,如,以前的功能定位于纯住宅积压,那么功能改变为适合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商住”单位区域,并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及管理配套环境,则完成了“功能”性供给条件的变革,消化吸收并疏导大量沉淀的土地房产资源,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很多地区很多情况下的开发,是以主观规划进行,受到政绩指引,那么,如果适应市场内在需求打造适应性的功能定位,是否本身就是孕育并孵化新的生产力之举呢?
当前,由于资金的流动性紧缩,又面临着大规模的大学生就业与创业问题,同时各类显性与隐性大量流动性城乡失业人口的存在。家庭型、个人型及小微企业的创业不可避免将承担起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及社会问题解决的主要力量。我们如何期望“腰包干瘪”的就业待业及失业群体,既象我们讲究生活品味与生活层次的大老板一样,在创业的初期,即拥有适用于生活远离商业嘈杂的水岸豪宅,同时又有位于商业中心占据整个楼层的现代写字楼?
第二, 阿里巴巴可以激发个体商业单位的价值:一个国家生产力释放能力会有多大?!
对于信息化深度融合下的社会商业活动,我们可以对比阿里巴巴与淘宝的客户群体的分布、构成特征与属性:仅仅一个阿里巴巴,即激发出几千万人,以家庭与个人作为创业微观单位的热潮,解决了数千万人的就业与创新问题。使其交易额占据我国网络交易额的80%以上。但是,是否注意,这种创业条件是在无组织分散的环境下进行,他们同样面临着创业、生存与发展中所需的各类要素的结合与扩展条件。当然,还有更多的群体、个体,他们在等待机遇,等待这种能够将人才、技术及IDEA与其他要素相互结合不便的解决环境,待时而动。所以,这些是巨大的潜在生产力。它们不仅创造增长,同时配套产业结构、参与改造产业升级。相比较,我们哪个地方政府为这些家庭与个人乃至小微企业的生存于发展提供了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规划的面子工程如果不产生生产力,完全需要收敛与歇息了。
三、“大道之行”:化“劣势为优势”,可谓“疏”焉!
1、“不破不立”:化“劣势为优势”,可谓“疏”焉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获得这种感受,即:谈论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核心与主导产业的发展。但是,建立并激发一个以“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大众创业”经济生态,不仅有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创新创业主体的繁茂发展,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改造中结构的升级及产业链的配套与对接,同时亦利于解决贫富分化与市场供需关系的调节。
基于新经济深水期经济运行规律及属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结论:现状的问题足以化“劣势为优势”通过变革,不破不立。在迎接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很难“一篮子”打水,因为往往顾此失彼,难以一次解决历史挤压的彼此牵制的综合体系问题。“规律的问题”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我们需要通过研究确定一些战略性核心环节的杠杆,并在路径上,从建立局部经济治理模式的转换尝试与变革开始,进而逐步建立并完善起符合新经济阶段规律与特点的治理体系。
2、“大道之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当我们将这种变革之心归之于古朴之心时。一切会显得清晰,这种宇宙本源基础上的心灵探索,代表的是事物彼此相依演化的哲学含义。老子曰: “顺道而行”一切又会觉得充满祥和;而“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故在社会经济治理上需要遵循“道”的内涵,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最后,让我们重新温故一下老子的《道德经》,似乎这一切与经典大师的主张与精神不谋而合: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世界大变局系列之四:完”。
(待续:敬请关注,12月发布“大变局”系列之五:最后的交易,财富秘密与归属——旭日东方OR日暮天堂,或者还有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