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与低俗，谁说了算？

作者：刘植荣

几天前，有朋友拿来他们制作的50集系列喜剧《我的奇葩同事》征求意见，强调其“不低俗”；结合最近清华教授肖鹰指责赵本山的二人转低俗，而主持人崔永元反驳肖鹰的观点，由此引发两人“骂战”，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文艺的高雅与低俗问题。

高雅与低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封建制度下对文艺作品的分类（high culture；low culture)。作为王公贵族的上层阶级享受高雅的文学艺术，作为平民百姓的下层阶级只能消费低俗的文学艺术。一战后，随着民主共和制度的普遍建立，等级观念作为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逐步被人类抛弃。

文艺作品的高雅与低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今天被认为是低俗的，将来就可能被视为高雅；反之，今天被认为是高雅的，将来就可能被视为低俗甚至是垃圾。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它孕育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不乏“伐檀者”对“硕鼠”压迫剥削的愤怒诗篇，这些“风雅精神”不过是周朝的一些民谣俚曲。作为国粹的京剧，也是从俗得不能再俗的街头艺术发展起来的，过去甚至被官府以“伤风化”为名禁演。《红楼梦》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可清政府就把它列入“淫辞小说”名单成为禁书。像《第二次握手》等优秀文艺作品，“文革”期间也被贴上“低俗”的标签遭禁；可红极一时的“样板戏”现在谁还问津？

歌剧可谓综合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谁都承认它的高雅，但歌剧也是由意大利民间狂欢发展来的，只不过历史上有段时期被王公贵族占为己有，剥夺了人民大众享受歌剧艺术的权利。1690年，只有14万人口的威尼斯歌剧院就超过6家，可见，歌剧是当时意大利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英国小说家威廉·贝克福德描写的那样：“去歌剧院对每个意大利人来说是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无论他是何种身份，就连最贫穷的人也会省下当天一点面包钱去享受一下。”

欧洲封建时期的音乐家大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创作自由，因为他们靠宫廷或教堂供奉，为贵族和教会作曲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本来是受雇写给拿破仑的，赞美“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制度，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认为他会成为独裁者践踏人权，便把乐谱题头上的“拿破仑”名字撕掉，在旁边写上了“英雄”一词。贝多芬的《战争交响曲》则是受雇写给统率英军打败法军的英国惠灵顿公爵的，原标题就是《惠灵顿的胜利》，贝多芬自己也认为这部作品太政治化，是自己音乐创作史上的一个污点。

欧洲人对莫扎特的热爱程度远远高于贝多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莫扎特是独立音乐家，未被宫廷或教堂“包养”，致力于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莫扎特平民出身，桀骜不驯，拒绝祈求任何职位，甚至当面顶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他说：“我是个低俗的人，但我的音乐不低俗。”莫扎特35岁英年早逝，留下了622部作品（含22部歌剧），为人类创造了如此巨大的永恒的精神财富，可他穷得连棺材和墓地都买不起，被掘墓人抛尸于无主坟墓。《唐璜》、《费加罗的婚礼》等这些当时被有的朝廷禁演的歌剧，现在谁能说不高雅？而打压莫扎特的御用乐师萨利埃里的作品，现在又有几人知晓？

所以说，任何人都无权摆出文艺判官的姿态，专横跋扈地给某部文艺作品贴上“高雅”或“低俗”的标签。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作品与作为物质产品的普通商品一样，检验其品质的是广大消费者，也就是人民大众。如果作品不能被人民大众所喜爱，再“高雅”也只能是一具放在庙堂里的木乃伊——无血、无肉、无生命力。